文学研究女性身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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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念曾遭到普遍的质疑。不少文学研究者认为，此前的性别文化策略片面追求两性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绝对相同，无形中掩盖了男女的特征和差异。基于这种批判前提，重新寻找“原初”的女性特征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话题。为了证明女性特质存在的合理性，当时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天性”、“本能”、“自然”这样不证自明的生物概念，即将女性特质看作是与“身”俱来的本质，两性由于生理功能的不同而必然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由此从追求“男女平权”阶段过渡到“男女有别”阶段。然而，综观这一时期文学研究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却不难发现，它并没有在本质上超出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之躯的想象———柔美、弱小、母性、无欲、贞节等元素依然被作为女性身体的“天性”保留下来。可以说，男权文化传统中的女体窠臼在此处别有意味地充当了反对“性别同一化”的武器。

一、重塑柔美弱小的女性身体形象

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一系列从外在形象到行为举止都很接近传统男性的女性人物引起了学界的警惕。这些女性没有柔美的身体曲线、温柔的声音和文雅的举止，其外部特征与男性没有明显的差异。比如《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女主人公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吆喝着报站，光凭她穿着那件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色的人堆里，很难分辨！她在车门旁跳上跳下，蹬一双高腰猪皮靴，靴面上溅满了泥浆。她不客气地紧催着上下车的人，或者干脆动手去推……①这种“男性化”的女性身体形象引起了学者们“同情的批判”。他们虽然承认这类女性是特定时代文化扭曲的结果，但却将之严格地划出“常态”女性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建国以来高度统一的政治文化政策以硬朗、粗糙的男性形象强行塑造女性，她们要按照男性的体力标准去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在此背景下，表现传统女性柔美特征的服饰都会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体力上的示弱也会被当作劳动道德的缺陷加以批判。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反拨，80年代的研究者多将“柔美温婉”看作是女性外形的“天然”之态———线条柔美、声音圆润、举止端庄的女性被认为是“健全”的。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弱小”当成女性的天生特质，即认为女性在体力、智力等方面相对于男性而言具有天然的弱势。这种源自身体的弱势感明显地体现在对女性受压迫地位的看法上。

不少学者认为，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身单力薄”的女性必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这种状况在现阶段中国还将继续存在。有批评者指出：“在我国，男子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仍未根本改变。……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大部分劳动还是主要靠笨重的体力支出，这样，身单力薄的女子在社会生产中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②这种典型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在女性的体能与其历史地位之间建立了某种必然联系。肉身的“匮乏”不仅被看成是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原因，也被看成是现代女性发展的阻滞力量。女性作为体能和智力的劣势群体，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与之相当的地位。比如这样的论述：“有成就的中年妇女，承受着照料家庭和事业竞争的双重负担，智力上优势的强度和持久度也总是低于自己逐渐上升的生理劣势。这种不公正是上帝的错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把这种劣势变为优势。”③在这样的论调中，女性的肉身成为阻滞其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还有的研究将女性身体之弱与其文学创作的文体特征相联系，认为女性身体的弱小决定了文风的柔弱。比如：“（女性创作）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娇小、轻巧、柔弱、圆润、温和、和谐……诸如此类的特点，往往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④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身体的“弱势感”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一些女性学者那里。她们默认了关于女性身体弱小、匮乏的文化描述，并认为这种特质完全出于自然之手，是女性无法抗拒的生物命运。一种自卑感和无奈感时常流露在研究文本中。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在于，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对“柔美”、“弱小”等特质的强调来反拨建国以来社会文化对女性特殊性的抹煞，然而，这种反拨仍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场域内进行的，批评者对女性之“柔弱”的强化实质上正是传统男权文化的欲望想象：“在古典文学、哲学作品中，诸如《诗经》、《列子》、《朱子》、《淮南子》中关于美女基本标准是这样的：年轻纤巧，曲线优美，柔若无骨，削肩细颈，罩在华美紧身缎子下的肌肤美如凝脂，纤纤玉手，额头净白，耳垂突出，乌发、别有精致发卡，眉毛浓而黑，眼睛清澈如水，声音娇媚，鼻子高挺，唇红齿白，优雅大方。”⑤不难看出，此期文学研究中的女体想象与中国古典的美女标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同时，一些批评者也夸大了女性的“身单力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的普遍意义。不论是在女性群体内部还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由于地域、种族、劳动方式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女性的体形和体能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身体差异未见得小于男性与女性的群体差异。将“身单力薄”作为女性身体的普遍特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男性中心意识或潜意识中对女性的控制欲望。而一些女性研究者对“强壮”身体的潜在渴慕，也透露出她们对女性自身的文化价值尚缺少性别自信。在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强壮”并非衡量劳动力价值的唯一标准。男性固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体力上的优势，但也不乏相对弱势的一面，比如婴幼儿阶段易夭折、耐力相对较差、平均寿命短等。事实上，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女性身体通常具有的相对灵活、更富韧性、善于语言沟通等特点，已成为社会生产劳动力重要的构成要素。批评者对女性“身单力薄”的印象和焦虑，是将男权文化中的女体约束进行内化的结果，女性身体的弱势感正是其文化弱势感的体现。应该承认，新中国建立之后女性身体的“男性化”现象，确实不是一种合乎人身健康发展的正常状态。然而其不合理之处并不只是在于抹杀两性身体在生物属性方面的客观差异，更在于它无形中使女性丧失了自我支配身体的权利。这种支配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自身体能条件自主选择劳动方式的权利；二是按照个人意愿塑造自身形象的权利；三是在身体条件特殊不利的情况下，寻求社会制度保护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蓝本的男性对身体的支配权同样是匮乏的，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实际上，人类身体的形态受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综合影响，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因而并不存在某种符合“天性”的普遍意义上的性别身体特征。在人类早期的造像艺术中，基于对神秘生命和生殖的膜拜，以丰乳巨腹的女性最为常见，而男性雕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与女像相提并论。我们很难从中看出“健硕的男性”和“柔弱的女性”这样的形象区别⑥。对于充满个体差异的人类群体来讲，任何一种性别特征的模式化，都会抹煞和压抑个体特征的存在。从身体形象的角度来讲，正如硬朗、粗糙等特征不能成为女体形象的规定一样，柔美、圆润等特征同样也不当以“天性”的名义成为女性身体的准则。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研究者的确面临复杂的情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男女两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在法律上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基于这样的现实，她们既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来挣脱那只隐形的“自然之手”，同时又要为了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与身体抗争，这便陷入了两难的处境。表现在批评态度上，则是新生的乐观与发展的焦虑并存。一些女性采取回避“女”字的权宜之计来缓解这种性别焦虑，即明确反对被特别指称为“女作家”或“女学者”。如果说对“女”字的格外强调反映出男权文化对女性整体能力的轻视甚至否定，那么女性批评者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厌女”情结恰恰包含了对这种观念的认同，即默认了“女”的属性势必与柔弱、低等、被动等相联系。显然，这一时期的女性批评者还没有重新建立女性身体文化的自信，当她们急于摆脱“女”字背后所承载的男权内涵和文化压抑时，干脆连“女”之本身也丢掉了。

二、生殖功能与社会角色的冲突

在对女性身体功能的认知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表现出双重倾向：一方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将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观点遭到批判，女性是与男性一样的社会劳动者和国家建设者，这一点与“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想一脉相承；而另一方面，依托女性生殖功能建立起来的某些性别角色非但没有动摇，反而作为被解放的女子“天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化。文学批评在女性的生殖功能与其性别角色之间建立了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紧密联系。不少研究者坚持，生育孩子的母亲自当承担起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内务的责任，母性和妻性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属性。但是抵牾之处在于，在当时的语境下，真正“大写的女性”是那些与男性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共同竞争进取的人，而温柔慈爱的母职与妻职又被看作是与“身”俱来、不可推卸的义务。面对这一矛盾，文学研究在理论上是焦虑的，在价值阐释上也难以取舍。于是某些权宜之计被用来“调和”冲突、缓解压力。常见的路径大体有如下三种：一是采取暂时悬置矛盾的策略。有研究者将这一矛盾看作是现代职业女性发展过程中暂时出现的问题，不急于求得解决。研究者相信，当女性经过某个“男性化”的阶段争取到平等地位之后，她们会自然而然地恢复其女人的天性⑦。二是大力肯定能够兼顾社会职能与家庭职能的女性。一些研究者认为，现代女性既应该担负起生育孩子、照顾孩子以及家庭内务的责任，也应与男性一样追求个人事业的发展：“我们并不是过激地认为女性的事业与家庭形同冰炭，也不是认为女性不应该成为贤妻良母，实际上正相反，真正的女性应该是丰富的、身心全面发展的个体，她不仅可以是事业的主人，也应该是贤淑的妻子、温良的母亲，因为女性解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女性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⑧这里，研究者把将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双肩挑起的“超级贤妻良母”作为衡量女性是否趋于完善的标尺。三是主张家务劳动社会化。一些批评者认为，家务劳动不能充分社会化，是女性陷入两难困境的主要原因⑨，因此，“家务劳动社会化”被看作是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良方，即把育儿等相当一部分原先主要压在女性身上的家务工作交由社会组织去做，以缓解女性生物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的紧张。上述思路尽管不同，但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认为女性的母职和妻职是基于其特殊的生理功能而形成的，这是女性不应当推卸的使命。至于男性是否也应当参与一定的家庭劳动，人类的生产孕育活动是否也应当在社会生产的价值体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或者两性是否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家庭和社会角色之间自由选择，这一时期的批评文本均未曾顾及。对女性身体功能的认知，直接影响到文学研究者对女性创作的评价。不少研究将家庭题材以及与感情有关的题材看作女性创作的天然之选。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不仅有意无意间沿袭了传统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同时也在批评实践中传播了这种性别角色的文化价值。在男权文化中，与个体性的肉体呵护有关的育儿及家务劳动，其重要性和经济价值明显低于社会性劳动，甚至不被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的，在文学题材方面，尽管研究者将婚恋家庭题材看成是符合女性身体功能的选择，但同时又将它视为相对低层次的，甚至是有缺陷的文学领域。研究者显然预设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文学视野，它与女性的经验世界相隔离。不少学者试图在女性创作中区分“两个世界”：“第一世界”关乎女性生殖经验和家庭生活，包括育儿、家庭、婚恋等。这个世界往往被认为是狭隘的、个人化的，因而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衡量，其文学价值不高。“第二世界”则是人类共有的社会公共空间，包括社会改革、历史、军事等，它为作品获取较高的文学价值提供了可能。这里，“两个世界”并非单纯的文学题材的划分，而是带有一定的“性别比附”倾向：有关“第一世界”的创作大多出自女性作者之手，而“第二世界”中的宏大主题写作，则大都由男性作者完成。基于这样的写作现实，很多批评者相信，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趋势就在于从“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迈进⑩。“性别比附”的思维值得反思。实际上，所谓文学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并不能够进行机械的划分。文学史告诉我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对个体性躯体经验的描摹中，必然蕴含着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群体处境的深刻反思；而在关于社会性问题的写作中，更是不能回避对个体血肉之躯的深刻关怀。所谓“两个世界”，在文学创作中只能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渗透的良性关系，而不可能彼此割裂甚至分出高下。既然如此，性别视角也就注定不是仅仅在观照世界的某一部分时所独有的。所谓创作中性别意识的自觉，并非简单表征为某一性别对某类题材或风格的独特偏爱，它是男女两性作家对不平等的人类性别文化的省思，同时又是对性别平等权利的自觉维护。我们无意否认两性作家的写作重点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问题在于，对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理解及其意义的评定，需要借助于更为自觉的性别平等意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主要从两性的“生理”差异来认识这种不同，而未能深入分析隐藏其后的社会文化根源，以及这种写作差异中所透露出的性别等级意识。面对充满个性自由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将某种创作风格与作家性别轻率地联系起来，进而简单地判其高下，客观上强化了两性角色的对立以及人们对性别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片面理解。

三、在性禁忌与性自主之间的徘徊

在这一时期，“女人是人不是性”的口号格外引人瞩目。这是针对传统男权文化将女性仅当作性欲对象和生育工具的现象提出的。学界希望通过彰显女性的人格使其从被“物化”的命运中解放出来，恢复做人的主体性。然而，当批评者在鼓吹女性的身体不是欲望对象、不是生殖工具时，却无法继续回答这样的问题———身体对于女性主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女性身体欲望本体价值的无视，使得“女人是人不是性”的良好愿望在批评实践中往往被阐释成“女人不要性”，由此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怪圈：明确反对“性压迫”的女性却并不拥有对自己身体的主体权利。在女性身体所具有的各种感官欲望中，性要求往往被文学研究者贬斥为“低级趣味”，与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相对立。虽然“重精神，禁肉欲”的文学诉求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但细究起来不难发现，文学批评对女作家“去欲化”的文学要求要比对男作家更加明确和强烈，甚至将此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独特“优势”加以阐扬。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肯定“爱情自由”，另一方面又将其中的“”成分抽空，只凭借虚妄的“爱情”来标榜“人性解放”、“人格独立”等时代主题。这些翻身做了“爱情主人”的女性并没有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批评者对“”的肯定仅仅是将其作为宏大叙事的一个抽象表征，并不涉及任何关乎身体的物质细节。“书写”还没有来得及展示此岸真切的身影，就匆匆抵达了“人生社会”的理想彼岸。还有一些批评者将“性需要”看作是现代女性已然超越的低层次阶段性需要。他们并不否认女性性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他们坚持认为性欲望和吃穿住行一样是低层次的生物性要求，这种要求早已随着新中国妇女的解放而被充分满足，当代中国女性应该超越生理需要的低级阶段进入社会性需要的高级阶段。批评者乐观地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判别中国近代、现代与当代妇女的解放程度乃至社会进步的理论性参数。即是说，哪个社会的妇女所追求的合理需求层次越高，说明其解放程度越多，社会亦越进步。”輯訛輥实际上，与世界各国妇女一样，中国女性的肉身解放与精神解放不是一个前后承继的线性进化过程。二者在封建男权文化中同时受到贬抑，因而需要一种共时性的解放。当社会文化和制度允许女性自由寻求婚姻对象时，并不意味着她同时已然获得了充分的身体控制权。研究者在如何认识女性之“人身自由”这一概念时产生了结构性缺失———将之仅仅等同于走出闺阁、不在空间上受到约束，而女性是否得到了对自己身体的赋义权、支配权和保护权，则还没有进入当时批评者的视野。以上几种批评态度其实都有意无意回避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正面阐释女性之性欲望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从这种回避中隐约可见封建男权道德针对女性的“性不洁观”。不过，在一个将“人性解放”作为普泛主题的年代，这种性禁忌的痕迹并不显性地存在，它往往采用变体的方式隐含在批评者对“人格”、“自由”等理念的讴歌中。在性欲望的不洁感和爱情的神圣感之间，在性禁忌与性自主之间，当时的批评者表现出某种值得探究的矛盾态度，从他们如何阐释女性的“名誉”和“贞洁”等概念中可见一斑。一些研究虽然肯定女性追求“自由”的合理性，却又格外强调女性在这一追求过程中所付出的“名誉”代价。比如有文章在谈到女性对爱情主题的写作时指出：“作为妇女中先知先觉者的女作家们，为今天妇女的进一步解放，不仅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心血与汗水，而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对女性最为珍视的名誉的牺牲，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往往只有开拓者才具有。”輰輥訛从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们认为对女性作家而言，所谓“名誉”是最为珍贵的。

尽管他们正面肯定女作家放弃某种“名誉”的先锋精神，但这种肯定是以默认女性“名誉”的传统内涵为前提的。与此类似，有关女性“贞节”的阐释中也表现出某种“欲拒还迎”的矛盾立场。《性扭曲：女界人生的两极剖视》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批评者一方面正面抨击“处女嗜好”、“从一而终”等父权文化中的“贞节”观念，另一方面却并没有放弃将“贞节”作为女性独有的道德规范，而只是将其理解为某种女性“生命本体内在”的要求輱輥訛。作者似乎是想将“贞节”阐释为女性维护自身的个体意志、人格尊严的一种天然的心理防御机制。但这种女性“贞节”观值得商榷。其一，女性性意识觉醒之后为何会产生“特有的性羞耻感”？显然，在批评者的潜在话语中，女人的“性”依然是不健康、不自然和不洁净的。她很难在“性”的道德禁忌和“性”的自主守护之间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其二，如果说“贞节”是人类对个人身体尊严的正当守护，是一种“生命本体内在”的要求，那么为何男性不存在这种需要？虽然批评者将“贞节”的内涵从一种被动的身体压迫转换为一种主动的内在的身体守护，但“贞节”依然是女性需要独自遵守的身体规则，女性并没有从中获得表达欲望的权利。这种专门针对女性的“性不洁观”也影响到了批评者对于女性创作的文学功能的判定。不少批评者认为，女性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美的化身”，它的特质在于带给人们“净化心灵”的功用。这种文学审美期待的基本出发点是去除女性身体的感官欲望，认为女性文学之美就在于坚持精神世界的高尚而不能涉及身体需要的具体描写。应该承认，这种去除身体欲望的文学审美期待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50年代后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身体观念。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对肉体的排斥和贬低过程：身体不仅成为与精神相对立的存在，在激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中，肉身及其所表征的个体欲望还带有“私”的性质。然而，身体问题对于女性而言似乎远没有这么简单。

批评者格外强调女性创作的“净化”功能，这被看作是女性创作的“天然”优势和独特形态，这显然有别于批评界对男性创作的审美期待。这种高尚性和纯洁性的美学期待隐含着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好”的女性应该是没有身体欲望的、具有神性的奉献者。这其中透露出男权文化对女性的道德监控意识。对所谓道德完满的女性的呼唤剔除了女性血肉之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过滤的最终目的是抑止其产生独立的思想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想象某一性别必然是“纯美”的，正如想象某一性别必然是“邪恶”的一样不可思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针对女性的“精神贞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