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伦理道德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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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行为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复杂系统。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包含译者与作者、读者的主体间关系，也包含译者与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是译者在主体间和主客体对话基础上不断选择的行为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翻译都与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概言之，无论主体间关系还是主客体关系中都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制约，并往往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不仅应该关注语言层次上的对错问题、话语层次的美丑问题，还要关注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即言语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独立又联系，可以使人们全面地认识翻译行为的本质。

一、研究现状

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翻译主要涉及翻译主体品格以及翻译系统中主体间、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道德内涵，翻译行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价值，翻译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等问题，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内涵和意义。以经验的、随想性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译论，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忠实”翻译的观念中，在中国古典译论中主要建基于宗法伦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译为基础的早期译论则带有宗教伦理的痕迹。现当代系统的译论要么关注语言学范畴的语言结构规则，要么关注美学范畴的艺术规则而忽视了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科学”和“艺术”二元对立长期垄断翻译研究领域的事实就是该现象的有力注脚。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引起西方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涉及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注意到翻译和性别差异的联系，揭示了翻译所体现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则注意到翻译所体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色关系;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则强调翻译的职业服务特点等等。佩姆(AnthonyPym)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文集《翻译研究向伦理的回归》的前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1］赫曼斯(TheoHermans)、图瑞(GideonToury)等人关于翻译与规范的争论，威努蒂(LawrenceVenuti)关于译者隐身，诺德(ChristianNord)对忠实原则的重新解释等等都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这一趋向。彻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还从伦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译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义务伦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译的四个价值原则，即清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翻译在伦理层面的价值发生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笔者认为，翻译行为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意义及其表现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翻译的伦理道德表现

伦理道德因素首先是构成译者主体品格的重要内容。传统译论中关于译者基本素养的要求即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比如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广博的知识之外，还特别强调译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隋代名僧彦琮在其所著的《辨证论》中提出了“八备说”，其中四条涉及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人格修养，包括“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第一条)，“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第二条)，“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第五条)，“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第六条)。［3］37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先生曾经提出“地道”的翻译原则，该原则中包含着“做人地道”的内涵。抛开种种对翻译工作者的规定和素质要求，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体现在翻译工作者的精神品格上。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翻译都被看作低等、次要、边缘化的活动，翻译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贝洛克(HelaireBelloc)曾在1931年说过，翻译的艺术是一种附属的艺术，是派生的，因此，它从来没有取得与原作对等的尊贵地位，且在文人中受到批判。［4］直到今天，无论从社会声望还是物质报酬方面，翻译都无法和创作相比。在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德国学者兼翻译家顾彬还对世界范围内的多数翻译家不被所在国重视以及生活窘迫的现状表示同情，并呼吁提高翻译家待遇。他说，翻译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译者既要忠实原著、理解原著，还要用好的母语在译文中进行再创作。许多译者为翻译工作耗尽心血、精力和时间，却一生默默无闻、无名无利。他们最大的安慰是看到，通过他们的译诗、译文、译著，使原作者及原著在另一种语言中产生影响、获得成功。的确，很多翻译工作者不惜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热情地投身于翻译事业。例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种种困难和社会政治压力，翻译家们把大量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茅盾在1945年为《现代翻译小说选》所写的“序文”中写道:生活的不安定，工作报酬的微薄，乃至工具书之不能具备，精善原本之难得———这一切，都影响到近几年来翻译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译本的质;但是屈指一数，这几年来译作范围之广阔，不亦大可说明我们的从事外国文学之介绍者非但不曾在困难前却步，而且是目光四射，精神勃发的么?从古典文学直到当代的战争文学，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流离失所还没有自己的祖国的犹太民族，史诗、戏剧、诗、小说，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为了输进新的健康的血液，优秀的世界文学的传统，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曾经怎样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啊!［5］这段话不仅肯定了翻译工作者的成绩，也赞扬了他们的精神人格。没有翻译，人们可能就无法读到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无法了解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没有翻译，不同民族就缺乏沟通的桥梁，人类就可能缺少发展的动力。翻译家之“有所为”的思想观念和翻译动机中有着十分突出的伦理内涵和道德倾向。这种倾向首先表现为译者追求自我实现的品格。袁莉指出，翻译“不是对原作品意义的追索或还原”，而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同时也是译者在理解他人的基点上对自我本性的一次深化理解”［6］。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译者认识自我、发挥自我潜能、追求成功的人生和真实自我的过程和方式，是“译者生存、发展、实现自我生存价值的本能需要”［7］。例如，茅盾把翻译与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巴金把翻译看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选择译介那些积极宣传人生意义和目的的作品，瞿秋白把翻译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神圣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成自己的职责，傅雷认为翻译是“崇高的事业”等等。译者的自我实现与对社会现状的道德关注紧密相连。人的自我实现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相联系。同样，译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目标会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正体现了翻译家的精神品格。历史表明，伟大的翻译家是积极的社会观察家，他们对社会变化和发展潮流非常敏感。由于熟知两种语言文化，他们往往能够判断出哪些是最需要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翻译。例如，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自觉服从于时代与社会的需要是翻译家翻译选题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翻译家的参与社会的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所决定的。［8］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王央乐曾经指出，译者和编辑的责任是为读者提供“最需要的”和“尽可能好的”文学作品，为此，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择书而译。［9］28－29他所说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做到对外国文学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要对国内的需要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黄雨石在分析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时认为，这一原则表现的基本精神是鲁迅先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但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10］郑振铎在1921年《盲目的翻译家》一文中也曾呼吁选择翻译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不过在实际上，不惟新近的杂志上的作品不宜乱译，就是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也似乎不宜乱译。在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Danto)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Hamlet)，贵推(Geother)的《法乌斯特》(Faust)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开开(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3］228翻译体现了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和追求，这在《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中有所体现。威尔斯(Wilss)认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巴别塔可以看作是引发笔译、口译者需求的事件。［11］表面看来，语言不同是催生翻译需要的前提，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类为什么需要通过翻译而进行交流和沟通呢?答案就在于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追问。这可以从追问“巴别”的含义以及建造巴别塔对人类的意味来思考翻译与人类终极追求的联系。在《巴别通天塔》(DeToursDeBabel)一文中，德里达引用伏尔泰(Voltaire)在《哲学词典》(Dic-tionariePhilosophique)关于“巴别(Babel)”的词条。在德里达看来，伏尔泰认为“巴别”不仅有“混乱(confusion)”的意思，而且兼指［父亲］之名，“是当作父名使用的上帝之名”［12］。在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了一切，是万能之神，而从人的存在来看，上帝不过意味着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一种预设。因此，能够生活在“上帝之城”，意味着能够拥有万能的力量，拥有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造巴别塔象征着人类共同追求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行为。虽然上帝“混乱”了人类的语言，但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愿望和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这就需要翻译。由此可见，在深层上，翻译和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追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人类终极存在的关怀使译者从个体自我升华到人类“大我”，把翻译与人的现实需求和未来需求的统一联系在一起。翻译体现了译者对人类的热爱和对人类未来的关怀，巴金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巴金说自己选择翻译的作品都是积极宣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他解释为什么翻译爱罗先柯的作品时说:“这个俄罗斯的盲诗人，他以人类的悲哀为自己的悲哀，他爱人类更甚于爱自身。他像一个琴师，他把他的对于人类的爱和现实社会制度的恨谱入了琴弦，加上一个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弹奏出来，打动了人们的心坎。”［13］在《巴比塔文丛》代前言中，许钧、唐谨说:“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恰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4］

三、伦理道德体现于翻译中的对话和策略

把翻译与价值关怀联系起来不仅有助于理解译者、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解读译者的某些策略选择。换句话说，在作者、译者和读者以及文本的关系中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传统译论中，译者通常被要求“忠实”于作者，原文作者被摆在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译者则必须“愚忠”于原文。这一原则所体现的作者和译者的不平等关系遭到了当代翻译理论的反驳和挑战。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剥夺了原文和原作者的权威地位，强调译者对读者负责的服务精神。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则颠覆了传统的译者/作者关系，突出译者的主体性，给予译者一定的“自由”。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探讨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如杨恒达、吕俊、孙宁宁。他们一方面承认译者、作者和读者三者的平等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也反对解构主义等给予译者过度自由和权威的观点，强调以文本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涉及译者的真诚性与良心。杨恒达认为:“既然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有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译者的伟大之处在于甘愿把自己看作文本作者的传声筒，他既是认识主体，又要否定自己，尽量让作者借他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演员一样，既要认识角色，又要成为角色。能否做到这一点，或者尽可能接近这一点，就要看译者是否真诚，是否有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的良心，这是一个道德问题。”［15］毫无疑问，强调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正确的，但是把译者仅仅看作作者的传声筒，则忽视了译者价值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译者应该确保翻译能为原作增值。韦勒克和沃伦指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计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进行的批评过程的结果。［16］这一观点从时间的维度揭示了艺术作品的增值过程。翻译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为艺术作品增加了读者，从而为艺术作品增值。因此，译者应该本着负责的精神保证译文的质量。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避免这种“坏翻译”的发生不仅有赖于译者的水平和能力，更取决于译者的责任感，涉及译者的良心和道德。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关怀方面的内容是三者关系中更重要的方面，即在三者关系中体现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关怀，特别是对美和善的赞美，对丑和恶的批判，对人性的塑造等等。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的一段话充分揭示了这种关系: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18］茅盾的翻译观中也表露了这种关系。他的翻译观和文学观一致，都强调表现人生，使人的精神向上，并肯定翻译和创作同等的重要:自古至今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人曾经独立完成了这件大工作，必须和拢来，乃得稍近完成;必须得加上从今以后无量数的文学家努力的结果，乃得更近于完成。在这意义上，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3］239共同的价值关怀正是译者和作者对话的基础，这种意识同样体现在译者和读者的关系中。例如，对读者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许多译者的翻译动机，并决定着译者的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1888年，天津时报馆刻印张赤山的名为《海国妙语》(原著为伊索的《伊索本作》)的译本，在前言中译者明确指出，翻译的目的不仅在于娱乐读者，还在于道德启蒙:余恐日久散佚，因竭意搜罗，得七十篇，爰手抄付梓，以供诸君子茶余酒后之谈，庶可传播遐迩，借以启迪愚朦，于惩戒一端，未必无所裨益，或能引人憬然思，恍然悟，感发归正，束身检行，是则寸衷所深祈祷者，幸勿徒以解颐为快焉可耳。是为序。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天中节，赤山畸士谨识于紫竹林之知之讲会。［19］翻译家李俍民在谈到为什么选择翻译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时说:“我相信，对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在照顾他们物质生活的同时用大力进行教育，进行英雄人物与模范人物的品德教育。解放十七年来，这种教育方法，显然是行之有效的。我之所以要选择外国文学作品中有关英雄烈士题材的书介绍给我国读者，主要的用意就在于此。”［9］283－289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以及译文读者的对话是道德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影响着翻译的选材，在实际的翻译操作过程中，往往决定着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语言的使用。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伦理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及词语上。例如，有些词语本身指涉某种伦理角色和伦理关系，有些词语带有明显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这类词语不可避免地会把译入语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带入翻译。例如，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时使用“孝”来翻译“nature”及其同类词语。邹振环认为，这种翻译用汉语文化中的儒家“忠孝”伦理观取代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杨周瀚也指出，在孙大雨的翻译中，使用了诸如“逆伦”、“负恩”、“恩情”等词语，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儒家伦理观。

此外，很多译者为了达到彰显其伦理道德的目的，实现道德理想或为保证与读者的道德对话能够顺利进行，有意选择突出伦理道德因素的策略或使用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词语。在林纾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林纾使用“节概”、“贞操”等词语来赞美女主人公吕贝加，这些词语无疑使读者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子的伦理道德要求，而原文旨在赞颂吕贝加的勇敢精神。王萱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林纾的改动并非对原文词汇的误解，绝非错译，而是有意为之，林纾对书中女主人公之一吕贝加非常喜爱，称赞她“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在她身上，寄予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并借以教育国人，宣传传统的伦理教条。

四、结语

“翻译其实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资源。”［22］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体现了翻译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既包涵着译者的主体人格和自我实现的追求，也包涵着译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的探索和追求等。这些方面既是翻译的动力，也是翻译的价值所在。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不仅包涵在译者和作者、读者的对话中，而且体现在译者选择文本和制定翻译策略的整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