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西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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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课程标准》高度重视实验教学，指出: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高中物理课程各个模块中都安排了一些典型的科学探究或物理实验。高中学生应该在科学探究和物理实验中达到应有的要求。可见，实验教学更是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关键。然而，虽然当前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看起来是正常地开展着，但总的讲仍然没有摆脱僵化的传统模式。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实验教学中存在的弊端，寻求解决办法。

一、当前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存在的弊端

1．没有充分认识到实验的重要意义，只是为实验而实验。

它主要表现为以教师的课堂演示为主，而忽略对学生实验探究和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与培养。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教学思想更多地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和合作的能力。这就应注意通过探究去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与探索能力。所以毫无疑问，物理教学要以实验为基础。但就目前情况看，实验教学还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有的师生甚至错误地认为“做实验不如讲实验，讲实验不如背实验”。例如演示实验，就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有的班级在做演示实验时，往往只是老师做，学生看，甚至形成“教师忙，学生乱”的局面。做完实验后，学生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更谈不上去探究其中的道理了。(2)有的教师害怕学生损坏仪器，影响实验效果，演示实验只是教师做，学生看，因此演示实验变成走过场，这就谈不上实验效果了。(3)有的教师盲目追求提高学生兴趣，如同“耍把戏、变魔术”的那样来吸引学生看热闹，甚至脱离教学内容。即使能按正规操作完成演示，也只是让学生看一看，没有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以至于学生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依什么原理去做，这个实验是怎样一步步地完成的，能得出什么结论等。

2．实验教学的指导思想不明确，在实验教学组织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进行学生探究实验的教学中，一方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大多数采用分组实验，这样造成每组人数过多，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动手动脑并能独立地做实验。结果就会造成有的抢着做，有的甘当“记录员”，甚至有的当“观察员”，不仅秩序不够好，而且有些学生对实验越来越被动。有的学生根本连仪器都没摸过，数据和实验结论也是别人总结统计的，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只是当了个“陪做员”而已，这就谈不上什么独立思考和实验技能的训练了。另一方面，在实验中，教师一般都要逐个指导，由于人数过多，教师不可能都照顾得过来，最后只好适当降低要求，这样可能就达不到原来的目的，因而影响了实验教学的质量。

3．理论不能指导实验，实验不能很好地验证理论大家知道实验探究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是实际中仍然存在着理论与实验的脱节，达不到预期的日的。其一表现为只重视理论知识，有的学生在实验探究中没有很好地遵守实验操作规程，甚至错误操作，最后乱凑数据，教师也没有及时纠正。其二是没有把实验教学跟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引导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来理解实验、指导实捡、分析实验。其三是有的教师为了节约时间，把实验有关的项目都讲得甚至写得清清楚楚，把实验装置都装配调节好，学生对实验根本没有更多的思考和真正的探素，只是照着老师设计的步骤一步步地“照方抓药”，最后拿出数据就可万事大吉了。

二、搞好实验教学的改进措施

1．做好演示实验，提高演示效果，调动学生积极性实验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演示实验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做好演示实验是十分重要的。实验中教师不应只“埋头苦做”不顾学生的反应，而应结合实验，引导学生由观察到的现象结合已知的基础知识去分析现象，找出原因，从而得出结论;也可适当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最后通过演示结果让大家去验证，这也就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探究中来。

2．加强学生探究实验，增加实验次数尽管许多教师和学生都认识到实验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实验并未真正得到重视。问题在于有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实验教学的着眼点在“学”上，因而一切实验活动都没有在“做”上下工夫，而只是单纯地停留在书本、黑板的条条款款上，因此今后应加强学生“做”实验，只有通过“做”才能发挥实验的作用，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实验能力。再一点，应开放实验室，增加学生探究实验的次数。现在在很多学校学生都强烈反映实验室开放次数太少，光靠课堂上的演示实验很难达到实验目的。只有利用课余时间开放实验室，学生才能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独立地做更多实验。

3．搞好实验组织，重视实验环节传统的实验方法人数过多，既不利于管理，更不能保证人人都能认真实验，因此应尽量减少每一次实验的人数，同时应让学生每人都认真做一次，包括实验的记录及处理结果，让学生都经历一个探究的过程。在具体的过程中教师不应包办代替，而要耐心引导，通过学生的理解自行进行，不让“记录员”或“旁观者”再出现，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更好地掌握和巩固所学知识。实验后取得数据应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从而更好地巩固所学的知识，获得新的知识。自晚清我国开译介西方文化、经济、政治等理论的先河以来，对西方理论的译介与研究一直是我们反观自己、促进并超越自身发展的一面镜子和一条重要路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席卷人文学科各领域，并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寨。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被介绍到大陆学术界以来，很快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和话语资源。文化与传播研究打破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二元划分，把研究重心对准了被忽视的大众文化，主张文化的世俗性，关注被压抑的声音、身份与认同政治和亚文化群体等，如同旱地里的一声惊雷。西方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语)和技术资本主义社会(道格拉斯•凯尔纳语)的来临导致媒体文化甚嚣尘上，文化研究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西方社会的形貌和特征。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讲座教授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sKellner)在《媒体文化》一书中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由媒体主宰了休闲和文化的世界里，媒体文化是当代社会中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与场所。”［1］在这里，凯尔纳所指的媒体文化主要是电视文化。电视媒体以其独特的传播特性深刻地影响着日常生活、社会变迁、政治活动以至人类行为。对于电视传播理论的研究主要兴起于西方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国内的电视传播研究主要是近20年来的事情，且研究方法和理论深度都有待提高。众所周知，传播研究为西方的泊来品，电视传播研究作为其一分支，同样兴起于西方语境。高金萍老师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西方电视传播理论评析》(以下简称《评析》)一书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电视理论的发展历程;公允地分析和评论了西方电视理论的一些主流学派及其代表性学者的主要观点。该书首先对电视传播研究的概念作了界定。作者认为，“电视传播研究，是指围绕电视传播活动进行的相关研究，既包括对电视传播方式、电视传播技巧、电视传播技术等显形物质层面的研究，也包括对电视传播制度、电视传播内容、电视传播效果、电视传播者与受众等的研究。”［2］然后，该书把电视传播研究的对象划分为实践、制度和理论三个层面，而作者在书中主要以西方电视研究中的理论层面作为研究对象。作者的立论点是，全球化时代的电视研究正逐步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文化研究取向，二是政治经济取向;研究方法则主要为跨国研究和比较研究。接下来，作者按照传统的地域和流派的二分法分别介绍和论述美国经验学派与欧洲批判学派的电视传播理论。最后，该书讨论了西方电视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作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电视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向，主要包括:文化为轴心和政治经济为主轴的发展取向;研究方法上的全球化视角、跨国研究和比较研究［2］。

《评析》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对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的发展作了全景式观照，条分缕析，脉络清楚，稍显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的论述没有跳出经验/批判的传统二分法的藩篱，对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的评析观点以现存的概述居多，富有洞见性的观点较少。作者以技术变革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时代背景作为描述西方电视传播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所描述的其实就是美国大众传播兴起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描述主要是从媒介技术变迁的角度来谈的。而事实上，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的兴起是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后者是在文化、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维的视野中展开，并植根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时期的自由主义话语、美国社会进步和实用主义话语以及对启蒙话语的批判之中。经验学派的传播理论主要是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范畴中展开，而批判学派的思想渊源直接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审视和批判，因而较多地受到哲学、美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影响。因此，单一的路径和视角似乎难以全面展示电视传播理论的多元思想背景和学术渊源。《评析》一书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分析遵从的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的路径。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身上，在作者的论述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而事实上，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各成员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大众媒体等有不同的声音和侧重点［3］。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系统地研究电视理论，但是其成员在发展自己的社会理论时都或多或少论及电视。所以，阿多诺一个人并不足以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电视文化理论研究，《评析》一书此部分的论述似乎稍显单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中因欢呼艺术品的批量复制而受到阿多诺的诘难。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电视是单向度社会里管理和支配大众的机器。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传记的研究是较早的媒介文本分析范例。早于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发展了一种对文化与传播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并结合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以及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电视理论研究的贡献至少有四:一是文化工业的概念;二是大众文化理论;三是意识形态批判;四是媒介文本分析。《评析》一书对英国电视传播理论的研究着重在对伯明翰学派的评述上，而把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4)差不多同一时期建立的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1966)及稍后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1974)分开论述。作者把以政治经济为轴心的研究取向作为电视研究理论的新的范式转换，而事实上，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这两个西方传播批判学派的分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短暂的共处、尖锐的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的时期［4］。而且，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大众传播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权力体系对传播业的影响这一范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达拉斯•斯密塞的“受众商品论”、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加海姆的《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默多克与戈尔丁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奠定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论述均发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范式转换之说值得商榷。即便是赵月枝、麦克切斯尼等的论著也是在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下展开的，只是他们的论述结合了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变迁下传播结构的新特点。新近阶段，西方电视传播理论倒是出现了以费斯克为代表的、以新修正主义和民粹主义为典型特征的后现代转向。如凯尔纳所言，“在文化研究的这个新近阶段，存在着一种广泛流行的解中心倾向，甚至完全忽视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政治学而偏爱对于局部性的快乐、消费的强调，并从流行文化的材料出发来建构杂交身份。这个文化民粹主义呼应了偏离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所谓的还原主义、关于解放和统治的宏大叙事与历史目的论，转向后现论。”［5］按照美国科学史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理解，科学的发展是通过范式的革命实现的。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公认并共享的世界观，围绕某个范式会形成“无形的学院”。库恩的范式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本体论的观点，即研究什么;二，认识论的观点，即如何研究，包括对知识及其标准的看法;三，目的论的观点，即为什么要这样研究，这样研究有何社会意义［6］。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无疑已经具有一个研究范式的雏形。《评析》一书对美国电视理论的描述除了传统的经验学派之外，还论及了纽约环境学派的电视理论，但是对美国电视理论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取向有所忽视。在这一研究视野中，詹姆斯•凯瑞、道格拉斯•凯尔纳以及将英国文化研究推介到美国的著名学者格罗斯伯格(LawrenceGrossberg)不应被遗忘。虽然凯瑞没有直接关于电视理论的著述，但是他关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区分，构成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两种范式，即传播的行政研究取向和文化研究取向。传播的传递观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传播的仪式观，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在凯瑞看来，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是一种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将这一传播研究的新视角注入电视传播研究，有助于理解电视在建构和维系“想象的共同体”、联系家庭/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方面的作用。戴维•莫利的《日常生活的建构:政治传播与家庭媒介》和《全球与本土在何处相遇:客厅笔记》即是研究电视的传播仪式功能的佳作。道格拉斯•凯尔纳质疑文化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和民粹主义转向，博采众家之长，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葛兰西的霸权和反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法国国际境遇主义理论家居伊•德波的奇观理论等汲取养分，主张发展一种多元性、多重视角、跨学科、语境化、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现代与后现代相互补的电视文化批评理论。凯尔纳以电视研究为例，指出多重视角、多向度研究的必要性，“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分析政治经济对电视的决定作用，或仅仅通过分析电视的政治功能，或分析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具体构成，就能掌握电视的所有向度，……相反，我们应当去分析电视的政治经济学，它对于当今政治斗争的介入、它的不断变化的文化形式与效果、它对新技术的采用以及观众对它的不同使用方式等多重向度的内在联系，以便提出更具包容性的电视理论。与此相同，对电视文本的解读需要运用多重方法来抓住文本的各个向度，包括符号学方法、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及其它批评方法。”［7］凯尔纳的电视理论融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批判和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不仅把电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场域，而且把电视文化纳入到文化产业的视域中，全面揭示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中的权力与话语冲突，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例［8］，对美国电视研究的文化批判转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此外，电视与政治传播、电视与女性、电视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琳达•李•凯德、罗森博格、吉特林等对这些相关领域的电视传播理论有着精辟的论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化与传播理论的译介与研究是西学再次东渐的一波热潮，就像当初传播学的引介促进了新闻学的繁荣一样。《评析》一书作为系统介绍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的专著，其意义不仅在于对西方错综复杂的电视理论的诊断和梳理，更在于对中国电视传播研究的借鉴和审视。徐明明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批判学派理论实行理论评价上的肯定，实践操作中的否定的态度。而对盛行于美国本土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经验学派观点及方法则采取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播学发展，钳制了学术的视野和思维。而我们对欧洲批判学派关于传媒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传媒对人的异化和控制等理论的介绍的缺失和不足，使我们在传媒迅速发展情况下面对可能出现和已经出现的问题时，缺乏全面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启示。”

中国的电视传播研究要借鉴国外新闻传播学理论，又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品格和研究理念。邓晓芒先生在谈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时提出要投入、比较和超越。“所谓‘投入’就是，不仅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更要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这才是‘文化自我意识’;所谓‘比较’就是在历史和逻辑一致基础上，从同一人性发展的两种不同形态的总体高度看待历史的发展;所谓‘超越’则是超越别人、超越自己。”［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评析》一书不仅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也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西方。以其为镜，反观中国的电视研究，才能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因此，《评析》一书所做的理论探索不仅是对西方电视理论的“投入”，也是为中国电视理论的“比较”和“超越”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