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在晚清文化传播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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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逝世已经90周年了。1870年，他受英国浸理会派遣，远涉重洋，来到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国，并在这里度过了45年。在山东、山西两省发生“丁戊奇荒”的历史上罕见的中，他融进基层社会，亲身感受到晚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以自己的努力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为了根除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他把西方行之有效的开矿、修路等措施向当局进行宣传，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和支持，也由此打开了结交权贵进入清朝权力上层的大门，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到翁同龢、恭亲王、庆亲王，都与他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情。他主持广学会工作长达25年之久，利用掌握的巨大媒体资源传播西学，鼓吹变法维新，致力于社会文化教育改革，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好感。最为典型的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发和教益，就连孙中山也与他打过交道。他除了用言语影响人们的思想而外，还用参与的实践，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建议，作出了常人难以比拟的贡献，因此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被聘请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后因慈禧提早发动的政变，而未能就职。晚年他还经手筹办了一所中西结合的山西大学，分为中、西两斋，为深处内陆的山西省洞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李提摩太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为中国历史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人们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清朝的高官大吏们把他看作“豪杰之士”，洋务派称他为“中华良友”，广学会同仁颂之为“道德伟人，博爱君子”，大清皇帝赐予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殊荣［1］(372)。在他的故乡英国，威尔士大学授予他法律和逻辑学博士，美国佐治亚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美国布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些都说明当时在中国、英国、美国对他的成就是认可的［2］(305—306)。可是在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建国到80年代，他在中国的评价，归入了反面教员一类，被认定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甚至诋毁为“一只狡黠的带着面具的狐狸”、“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这显然带有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情绪化色彩，脱离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有条件有可能对他在中国最为需要的时刻，依靠自己的辛劳，及时地大量地引进、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他认为能治理中国社会的方法和技术，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交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影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十分应该的和非常必要的。

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西学东渐”，首先碰到的是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其中必然会有一个同化的过程，这就是翻译。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献《奥义书》的翻译，谈到其困难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从原文看，翻译很难，几乎不可能，但从功能或作用看，翻译却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没有翻译，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时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冲突会合缺了文献这个层次，都不可能完全，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也没有高层了。”［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译和著作事业，其成果卓著，是同时代同类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他涉及的面很广，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学的、经济的、科技的、时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仅将西学介绍到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佛经和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传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李提摩太最早翻译的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E•Bellamy)的小说。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回顾》(LookingBackwand)的节译，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将其易名为《百年一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原小说1888年在美国初次发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波士顿的青年人，从1887年沉睡到2000年，当他醒来时，看到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灭，由国家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产品由全体社员共同享有，社会实现了完全平等。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康有为的《大同学》(原名《人类公理》)和谭嗣同的《仁学》都受其影响。康有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谭嗣同也说:“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4］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当然有他的目的，因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经济架构，以此来影响预期接受者，这当然主要是晚清思想开明的高层官吏与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李提摩太除选择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译手法上更见他的独具匠心。1898年，他与任延旭合译了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薄柏的名诗《天伦诗》(AnEssayonMan)，为适合普通知识阶层和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他采用了浅显的语言和四言古诗形式，竭力使译文的形式和内容贴近中国文化的传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无意识地接受译者的思想和意图。从《天伦诗》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咏天伦，作此诗歌。后人咏之，当知此诗，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为我师友。我明汝道，以著我诗，非讲诗学，乃讲实学。非悦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镜，不平者多。以心烛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万事，当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岂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归，皆能益人。世人当知，当自爱者，必真爱人。理无二致，惟有德者，为能福人。人生学问，第一功夫，全在知己，万事顺天。［5］很显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抒发的是他要传达给人的“因文见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纳入到了他的宣传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对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就更为重视。他1899年9月发表的由他与蔡尔康合作的《性理学列传》，介绍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称康透(康德)是“德国大名士”，“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费希特)，一曰鲜麟(谢林)，一曰海格(黑格尔)，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精”。［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学说教之外，把这些西方哲人及其学说介绍到我国来，对于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十分新鲜的。应该说，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彻底否定了传教士坚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协助下，还是把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翻译成《大同学》介绍到中国。英文原书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发表了前4章译文，后来广学会将全书10章全部校刊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介绍，当然那时的译法与我们现在通常译的不尽相同，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内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他把社会主义称为“安民新学”，马克思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资本论》为“主于资本者也”。文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权，用以安民而救世。”［6］(614)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实际上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终会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点。在李提摩太译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还要数历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的原作者麦垦西(当时译为马垦西)，书名原为《十九世纪史》，1889年在伦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万国公报》上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次刊行，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和译本后序也在《万国公报》上推出。此书以国别为经，以史实为纬，详细分卷论述英法等国家的现代史。全书24卷，共8册，正文23卷，附记1卷，每卷分为若干节。出版后风行一时，官私盗印本很多。此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以英法历史为最多，这对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阔眼界、启迪心智的作用。当然不会如译者所标榜的那种程度:“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7］(219)不过著名学者梁启超还是做了客观评价，他在《读西学书法》中称赞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8］恭亲王回答俄国公使提问时，也说该书“对中国来说，是一本有用的书”。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纪的欧美和印度等国的发展史实，归纳出的近代化程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让中国人“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9］1895年光绪的师傅孙家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皇帝讲论了这部著作。光绪这样有兴趣，也从某个侧面说明，此书对他了解世界，参照已经见效了的其他国度的改革，对他所决心从事实现现代化的变法是有所作用的。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宗教的目标驱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不但从事了文化传播，而且参与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的改造工作，这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入到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过程，这对开阔中国人的眼界，启迪民智，促成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向前进的作用的。

二、为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进程

19世纪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法安南之战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士绅文人又从传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场内外的改革派领导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尝试改革是很有效的。因为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物比中国当时的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成员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并更加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李提摩太最早与官场内接触的人物是李鸿章，那是1875年，李鸿章到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为了治疗李鸿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热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将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1880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接见了路过的李提摩太。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说过“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写《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出版时改为《救世教益》)，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李鸿章问了“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在这本书中，李提摩太和盘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养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6］(108)也正因为有如此友好的交往，所以1890年7月通过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人推荐，李提摩太获任《时报》的主笔，从此他利用这一传媒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发表了大量文章，1894年结集名为《时世评论》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还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作序。［1］(204)李提摩太就是这样通过结交权贵而进入了清朝权力上层的。除李鸿章外，他还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袁世凯、恭亲王、庆亲王等打过交道。在官场外，李提摩太给予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就更为具体和直接，甚至为他们的变革方案提供了蓝本。“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10］这是历史学家的客观叙述。据李提摩太本人的回忆，他是1895年10月7日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协助他在京期间工作的，除自告奋勇，表示愿为其服务的梁启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谭嗣同和陈炽等。［1］(234—235)这些都说明李提摩太与改革派的关键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思想的一致性。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等人寻觅救国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论和著作，给他提供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良方。这些我们从康的“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和李氏的言论和文章对比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康有为上书中指出清廷应“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7］(246)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写给皇帝的请愿书后，曾给他妻子写信时说道:“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2］(205)1895年10月12日翁同龢口头提出要他写一份“改革计划”，以便呈献给光绪帝，［11］现在我们看到的发表在《万国公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的《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计划的详细内容。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提摩太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再有，从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新政诏令中，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12］“除外国人加入内阁一条外，李提摩太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确实得到了实施”。［7］(243)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书立说、奔波劳碌所取得的效果。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写信给李提摩太，请他予以关注和帮助。梁启超在信中说:“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有为则请李氏:“转求贵国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7］(25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对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卫变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综上所述，在中国风云激荡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维新变法运动，是由国内外出现的多种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这当中发挥了不同于他人的带有个性特征的作用，他结交官场内外的士绅文人，以人际交往独特的魅力和除旧革新的理念，影响着与他接触过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他把西方进步的强势文化引进中国来，不可否认，由于他传教士的身份，贯穿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意图，以及掺杂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想法，这些又必然受到当时客观实际的限制。我们对其积极的方面给予的肯定，只是表明与过去形而上学猖獗之时的全盘否定相区别而已。

三、主持广学会的工作，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登上论坛，增强他们变革现实的责任心

广学会是晚清对中国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李提摩太从1891年始至1915年止担任广学会总干事，在这期间他“推出的原创著作或翻译作品数目超过100种，通过报刊书籍与这块土地上的重要人物私人接触，他的影响已经使他的名字和广学会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人知”。［2］(170)这是他的传记撰写人苏慧廉对他的评价，说明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评价人的劳绩除了取得的成果之外，还应考量他比起之前的人做了哪些不同的事情，影响的范围大小。关于业绩方面，我们可以从两个统计数字窥豹一斑。其一是1898年光绪皇帝订阅的129本书中，广学会出版的就有89种，李提摩太的书有7种:《救世教益》、《七国新学备要》、《百年一觉》、《三十一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泰西新史揽要》、《生利分利之别》［13］(251)，是被选入最多的一个作者。其二是1892年，维新派人士编辑的《皇朝经世新编》，收集了与变法有关的文章共580篇，作者有529人，其中李提摩太被选入了31篇，仅次于梁启超44篇，康有为38篇，居第三位，足见李提摩太在编者心中的地位。［7］(245)广学会是在李提摩太手上改名的。它原先是1887年11月1日由上海的欧美各界人士联合组成的同文书会，简称S.D.K.，直译为“在中国人当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1892年更名为广学会。该会的成员有外交官、税务司、洋行代表、传教士和律师、医生、编辑等，自成立起就由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任总理，由传教士担任协理，首任协理兼书记的是韦廉臣。1890年8月韦去世，由艾狄斯(C.S.Addis)为干事，1891年10月由李提摩太正式接任，主持同文会，并选为改组后的广学会督办。1889年1月31日复刊的《万国公报》，就成了同文会—广学会的喉舌和言论机关。李提摩太接手以后，坚决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逐渐减少出版宗教书籍，而增加世俗性书籍。他首先做的一件不同于他人的工作就是对受众的调查。1891年《同文书会年报》(第四次)中详细记录了他的调查结果:“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文官2289人，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学堂教习约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和顾问及协助人员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姑且以60万计算，以其中百分之五为重点，计30000人，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百分之十计算，计4000人，以上共计44036人。这个数字，从整个中国来看，平均每县只有30人，但是，影响了这四万多人，就等于影响了整个中国。”［13］(45)李提摩太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这样去做，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习惯的了解。李提摩太的理由是:中国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士大夫的支配，以至“有地位有学问的人怎么说，怎么信，一般人民往往跟着怎么说，怎么信”，所以:“必须先影响这群人的思想，然后通过他们，去影响四万万的中国人民。”［14］一百多年前，能够认识到对于传播效果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对受众接受习惯、文化程度以及受众心理的准确把握上，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有选择地去规定内容和形式，也就是方位的制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李提摩太接掌广学会会务以后，又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地方是直接进行社会教育，其办法是举办征文活动，获胜者颁发重奖。这是他和林乐知合作借用中国科举制所养成的士人心态，仿效科举命题考试中的策论形式，在中西书院内特设评判会，由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组成。广学会通过《万国公报》举行的征文活动有3次，第一次是1890年8月到1893年10月，共有5位作者提交了10篇论文;第二次是1893年，共有30个题目，范围很广泛，涉及到西艺西学西政西教诸方面;第三次是1894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拟了5道题目，在北京、南京、杭州、福州、广东参加举人考试的考生中散发征文启事，《万国公报》上也登载征文启事，进行广泛宣传，到1895年1月5日截止，共收到应征文章172篇，康有为当时以康长素之名的征文获得了六等奖，得到了四两白银。康有为后来热心变法，连续上书皇帝，以及他办学会、办学校、办报纸，连报名也取与广学会相同的名字《万国公报》，不难看出他受到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影响非同一般。他在回答香港《中国邮报》编辑的提问时，直接给出了答案:“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随着教会中学纷纷兴起，还出现一批教会大学，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广学会又担负起了编写、出版教科书的重任。1890年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在1899年召开的年会上李提摩太被推选为会长，在他主持下，出版的教科书不仅教会学校使用，而且中国人办的学堂也采用。由此也激励了中国人自编教科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主持了在晚清有影响的文化出版机构———广学会，他又是广学会中译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传教士。可以说他因广学会而名噪一时，广学会也因有他掌控而声名更加昭彰，他和广学会在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想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晚清维新运动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