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文学历史考察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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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与“喜”可谓人类情感世界最基本的两种形态，而“哭”与“笑”则是与之相对应的两种日常生活中最为典型的情感表征，这往往也是文学作品所追求的两种艺术效果，于是“悲剧”与“喜剧”应然而生。长期以来，较之于“悲剧”研究的热门与备受关注，学界对“喜剧”的研究则显得相当地寂寞冷清。其实，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喜剧”性质的幽默文学作品并不在少数，然出于种种原因，幽默文学的地位始终不高，系统而深入研究幽默文学者更不多见。再者，“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与高度变化，幽默的触角正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幽默文学的创作日趋呈现出繁茂的景象，幽默文学研究也因之亟待展开。魏裕铭教授新著《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针对“幽默(文学)像臭豆腐，几乎人人吃，人人说好吃，可几乎谁也不给它在美食中以较高地位”［2］2的尴尬处境，将幽默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从幽默、喜剧风格文学史角度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可称得上是一部思考睿智、评析精妙的幽默文学研究专著，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概而论之，《史论》具有以下几大显著的特点和贡献。

1文史贯通，视野宏阔

著者立足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时代特色与幽默文学的阶段性特征的总体把握，将全书内容分为三编:“从礼乐一统到百家争鸣期之幽默文学”、“从独尊儒术到大畅玄风期之幽默文学”、“封建社会物质文明高潮期之幽默文学”，并在各编开始专辟“概说”，综论该时段幽默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具体演进过程、表现及其艺术特色。是为从宏观上对研究主题展开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以彰显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的发展轨迹、演变规律及其深层次的社会内涵。由于文学中的幽默与生活中的幽默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应地，中国古代的幽默往往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与历史背景。因此，将幽默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置之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时代大框架下予以考察，不仅显得极其合理，而且尤为必要。因此，著者在探讨先秦幽默文学的产生与汉魏幽默文学的发展时，均辅以“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研究唐宋文学，延以“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语境。而开廓的视野又无疑有助于深入考察文学作品自身演进的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契合，抑或分离，进而得出相对精准的认识，且无狭隘之失。例如，在谈及先秦幽默文学产生并臻于成熟时，著者将其归结于那个风云际会、百家争鸣的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故而“有恃无恐，所以放言无忌，敢于如此幽默。”［2］5在论及三国时期嘲戏之风和诙谐创作勃兴的原因时，认为“在于这些受到上层政治排挤压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自觉地运用诙谐文学表现他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批判，以及内心的愤懑。”

2史论结合，新见纷呈

在整体勾勒幽默文学发展史并概述其阶段性特征之后，著者进而对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幽默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评析。如此，宏观的史论与微观的作品分析得以兼顾，此亦《史论》主旨不同于单纯“史”的一面。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著者注重运用文史互通的方法，探赜索隐，新见迭出。例如，在谈到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的产生时，著者指出:“政治的宽松是产生文学繁荣局面的必要条件。在政治高压下，大家不是噤若寒蝉，就是违心的阿谀奉承。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文学反而会出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局面。幽默文学虽然是文学之一翼，却又有不同于广义的综合的文学的特点，它更有赖于政治的开明、意识形态的宽松的环境，或者统治者的无能、无为。”［2］4复如，论及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时，著者指出:“这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来说，当然是不幸的预兆;但从桎梏人思想进步的周礼观念的解放、幽默的产生和发展，那真是幸莫大焉。”［2］4如此精妙的论断，自属史家之卓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正如左健先生所评，“《史论》对幽默内涵的探究，时时让人感受到其中社会人生之底蕴”［2］5。再如，著者认为，“中国的幽默，最早给后代以很大影响的，首推《诗经》。”并从《诗经》“谑而不虐”的软幽默、异于讽刺的硬幽默、寓哲理于嬉笑中的哲理幽默等三个方面，深入阐释了其对后代幽默文学的广泛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以往“首开中国幽默文学先河者当推老子、孔子”、“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的诸种旧说［2］8。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著者对考古新出土资料的关注、历史学研究新成果的应用使其论述更具说服力。例如，结合史学界关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唐勒》赋残简”最新研究成果，著者提出宋玉的辞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重新评定，并予以宋玉“辞赋之祖，赋家之圣”、“赋体游戏文学之祖，古代幽默之宗”的评价，颇具创新。

3综览前贤，颇见超越

虽然较之“悲剧”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其它领域，作为“喜剧”的幽默文学颇受冷遇，但也不乏研究，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对幽默理论的探讨，还是对幽默文学本身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地开展。学界此前关于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史论》“绪论”部分即有全面而系统的分析，这既体现了著者对前人的高度尊重，也表明了著者在详细分析前人研究得与失的基础上，找到了研究突破的新方向与拓展的新空间，尔后再作细化与深入的努力，最终积十余年之功力，厚积薄发，结集出版，故《史论》能于某些方面对前贤有所超越。就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前人成果多是研究某个作家作品的单篇文章，或为幽默文学的断代研究，如郑凯《先秦幽默文学论》、李锦《唐代幽默文学研究》;或为中国古代幽默文学作品的鉴赏与评析，如卢斯飞、杨东甫《中国幽默文学史话》。而《史论》从先秦直至南宋，一以贯之地对幽默文学做了全面的梳理与考察，并深入分析各个时期代表作家与作品的特色，颇具开创之功。此其一。其二，就幽默文学作家与作品的评析而言，《史论》关于荀子、韩非子、晏子、墨子、宋玉的幽默，关于李白、白居易、杜牧、罗隐的幽默，立论有据，言之成理，皆发前人所未发。正如左健先生所说的那样，“儒雅严谨的荀子，寡少文采的墨子，峭厉严苟的韩非，不屈抗争、悲剧结局的嵇康阮籍，佛理劝世的王梵志，浪漫豪放的李白，苦涩忠君的杜甫，前期讽喻后期闲适的白居易，才情风流的杜牧，讽刺冷嘲的罗隐，全力主战的陆游辛弃疾，读过此书，顿改印象。在我心中，他们的形象饱满了，鲜活了，而不是某种定性单一的符号。”

对于幽默文学作品，《史论》依据其表现形式，总结为五类:第一，表达爱情、友情，一般调侃的轻松欢快类幽默;第二，表达摆脱尴尬、卸下沉重负载而故意以轻松、含蓄形式出之，外谐内庄类的幽默;第三，侧重于逻辑机智角度表达一种错误观点的可笑;第四，嘲:诗经式硬幽默与庄子式的幽默相结合，讽刺与幽默交融;第五，俳优:倡优幽默文学传统。如此划分，甚有见地。而对幽默文学作家与作品的剔取抉择与分类探讨，恰恰是源自于著者对“喜剧”精神的透彻领悟与幽默理论的深刻理解，极具启发性。

综上，《史论》的出版，无疑深化与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当然，衡之以可能“苛求”的标准，《史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著者提到，整个魏晋南北朝史时期可以说都是乱世，“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从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嵇康、陆机、陆云等。”孔融谗杀、杨修遭戮、丁仪被诛、二陆见害诸事，史学界多有讨论，且不乏定论者，而著者咸以“莫名其妙”论之，略嫌轻率，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