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政治苦旅启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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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古代文学自然会让我们想到唐代，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唐代诗歌更是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一大高峰,唐代的散文奠定了我国散文发展的基础，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已进入成熟阶段，唐代文学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而实现这一时代辉煌的自然离不开唐代的文人们。但我们也会发现，许多在文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在政治生活中却是仕途坎坷，文人从政被贬的现象十分普遍，唐代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与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形成巨大反差，他们的政治苦旅就如他们创造出的文学一样令后人回味和深思，探究他们政治失意的原因会给后人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孤傲的文人习性，是文人政治失意的致命伤。

综观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孤傲。唐代能够在文学方面有所作为的文人大都是很有才华的，李白少年时代就“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杜甫7岁学诗，15岁扬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就曾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而白居易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他们的才华和天赋为他们后来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础。然而，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很有才华，或许有才的人都有那么一点自负的本性，唐代文人也一样，孤傲就是他们一个十分突出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在诗仙李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诗为证“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恃才傲岸、叛逆不羁的性格在他的诗中也有体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果李白真的能做到一生“不事权贵”，那他再傲些也没什么，但他偏偏又不能远离政治的诱惑。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为了能走上仕途而奔走，他不仅娶了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还先后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奔走了10年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而10年后，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谒见了宰相张说的儿子、驸马都尉张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不满之气。接着他又改装换巾趋向山林，隐居蒿庐，交结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试图走出一条世俗垂青、贵人揄扬的“终南捷径”。中国的隐士大多是扬言孤峰逍遥隐逸，实际上是欲邀求时誉擢居美职，李白也是如此。这从他后来被征召入京时，所写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以看出。一旦入京，他的傲气又出现了，他认为自己将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业，于是把玄宗比作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时不时还喊出要浪浮江湖，因此没等到他“功成”便被唐玄宗“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驱逐出朝了。

唐代文人孤傲性格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总抱有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他们因为有才，所以总认为别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毛病的，好像这世界上的事只有他们说的才是正确的，而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支持或仕途不顺时，他们就会愤愤不平，满腹的唠叨和不满，从不检讨自己的不是，而是指责当权者用人不公。李白是这样，而更有代表的如韩愈，他二十五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本来是和他的复古思想有关，但他不但不检讨自己，还一再指斥朝政，于是先被贬为阳山令，后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他的散文里自鸣不平，怀才不遇的味道就特浓，如他的《杂说四》中，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更是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他们因为对自己没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更没有把自己放到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因此总难免出现不平之气，而这种不平之气如果只是藏在心里就罢了，但他们却借助自己的文才把它们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看起来是很痛快也很出气，气是出得利索，但痛快过后换来的却是当朝者的不容和排挤，他们也只能自己品尝在政治仕途上的失败和苦涩了。

中国人向来以谦虚为美，谦逊历来为国人所倡，有才已招人妒，再傲就更难让人容了。唐代文人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们成为政治仕途上的悲剧角色。如今时代已不再是唐朝时的时代，但必要的谦虚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国人所弃，无论你是文人抑或普通人，只要你还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注定要求你做事做人都应有谦虚之美德，这样你才能更好地与我们的社会相和谐，这是唐代文人所付出的政治仕途上的失败代价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

启示二：走了不该走的路也是文人政治失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综观唐代那些政治上失意的文人，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与他们性格有关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们且不去谈当时的政治环境如何，但不管怎样，为什么别人可以飞黄腾达，也可以为国尽忠，而文人就不能，难道那些在仕途上有作为的人真的都不是好人吗？真的就很腐败吗？绝不是！那么文人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适合于做官，他们有才，但那只是“文”才，而不是“官”才。更不该的是他们一方面想通过从政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又对官场上的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不但不善于去适应官场上的环境，还企图想通过一己之力来改变那种他们认为是有问题的政治环境。唐代在文学上有大作为而在政治上很失意的文人，很多都是因为针砭时政而导致自己被贬的。如刘禹锡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开始时参加革新运动失败后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他就写了不少的政治讽刺诗，把那些镇压他所参与的所谓革新的权臣、宦官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谣》），“瞥下去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后来，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被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又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重又得罪执政，再次被外放为连州刺史。更有甚者，他的讽刺诗讽刺的对象还不仅限于一小撮上层统治集团，而是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如《昏镜词》讽刺当时贤愚颠倒的用人之道,《调瑟词》反对过重的剥削,《武夫词》对当时将帅骄宠武夫、姑息养奸深致不满，《贾客词》揭露大商人勾结大官僚谋取暴利，加速农民的贫困，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因此，刘禹锡无论是他的革新还是他的讽刺诗可以说在当时都是与当时政治环境不相容的，他的一再被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还有就是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虽然他才华出众，但步入仕途却是30岁以后，尽管人至而立之年，但他依然成为不适应环境的政治牺牲品，初入官场他就因上《论制科人状》，不满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儒等人的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因此几十年里始终被李德裕所排挤，后因上书不慎被贬为州刺史，后再贬为江州司马。在白居易的讽喻诗里，就充分表现出了他对时政的不满，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从他的诗里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深深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然而当当权者变色之时，想在官场上再有所作为，对于白居易来说也就只能是空想而已了。

因此，可以说，要想在政治仕途上走得顺一些，唐代文人们还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官”才，磨平一下自己尖锐的“文”才梭角，学会改变自己去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过孤傲而清高的文人习性又使他们不可能乐意这样做，那么唯一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那只有让自己不要踏入政治这一行列中，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适合于从政。事实上如果他们能认识到这一点，远离是非纷争的政治生活，而踏踏实实去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做一个更纯粹的文人，也许更适合于他们。同样的，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找到更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之路，是文人，就应该好好地发挥你的文人天赋，好好地搞文学创作，不要文学上你想扬名，官场上你也想捞一把，更有甚者，一身既当运动员，又想当演员，还想当歌星，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美差事都揽于一身才过瘾，这不仅会累人，可能最终还会哪一样都干不好，人应该要学会放弃，把那些更适合于别人的事让别人去做，而自己只要把适合于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不错了。这是唐代文人在政治上的不顺给我们带来的第二点启示。希望后人都能更理性更客观地面对自己面对现实，尽可能使自己不留下太多的遗憾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