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政党政治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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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初年政党概况

民国初年，政党勃兴。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当时政治性的社团有312个，而由以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影响最大，也更具有西方政党特征。

1.国民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政党政治、对抗立宪派、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宋教仁等人的积极主持下，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4个小党派组成的，1912年8月25日正式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决定把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改组后，会务有所扩张，不到几个月时间，会员增至10万余人，支部遍于18个省区。临时政府北迁后，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至北京。同盟会改组后，大批旧官僚、立宪派和各种投机政客纷纷涌入，成分复杂，组织上严重不纯，革命性减弱。孙中山和黄兴虽被推举为主要领导成员，但不注重党务，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实际事务只是宋教仁一人操持。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党派，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国民党成立。

2.共和党。共和党是立宪派为了对抗同盟会，联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同志会、民国公会5个小政党政团而组成的，1912年5月9日正式成立。共和党以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国家主义就是反对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的同意语。由于共和党视同盟会为第一政敌，因此共和党的成立及其活动，自然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欢迎和支持。其两者的关系，正如同盟会的激进分子戴天仇所揭露的那样：“袁氏欲利用共和党而固其位置，共和党亦欲利用袁氏而开其升官发财之路。”

3.。是1912年10月在上海合并组成的政党。并入的有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民国新政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俱进会等6个政团。4.统一党。在统一党并入共和党8天后，章炳麟于5月17在北京本部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与共和党分裂，统一党复行独立，并改理事制为总理制由他自任总理。政治倾向与共和党基本一致，因此，并没有什么作用，存在时间并不长。

二、民国初年多党制政治失败原因

对民初多党制政治失败的命运进行具体考察,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缺乏实行多党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明末清初,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新式工业逐渐增多,但仍然显得微弱和单薄,资本主义企业数量仍然很少,截至1911年,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仅有562家,资本1亿3千2百余万元。据记载,1911年中国历年创办的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约953家,创办资本额共计20380.5万元。民初全国资产阶级约10万人,约占全国4.068亿人的0.0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队伍还相当弱小,而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又分化为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和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仅仅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去实现政党政治和多党制,无疑难以逃离覆亡的厄运。

2.缺乏对政党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体上是一种与西方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竞争、平等的念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产物,要求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党派意识,并积极投身到政党活动当中去,这是实行政党政治和多党制的必要条件。民初政党的名目虽然繁多,但许多政党是随意组合起来的,少则几个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知晓政党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孙中山说“: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就是已入政党的党员,也不能人人知道政党之作用。”就连国务总理赵秉钧也坦然承认这一点。他们入党虽然各有目的，或作为装饰品,或作为牟利的工具,但的确不知道政党的真谛。更为可笑的是跨党者不乏其人“,往往一个党员既挂名于甲党,同时又挂名于乙党,甚至并挂名于丙党的。”最多者竟跨10余个党,实为欧美各国政党所罕见。正因为如此,在选举投票过程中,政党被操纵在少数政客手里,任凭其万般舞弊,愚弄民众,最后酿成天下政党不应有的败局。

3.缺乏必要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政党所在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民初的中国,政党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十分脆弱,除短暂的南京政府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外,其余的都是封建专制政权和军阀独裁政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政治制度。

三、结语

民国初年，五花八门的政党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多党”的时代，但资产阶级政党组织涣散，内部派系纷杂，思想上严重分歧，谁都无法完成保护共和、反对独裁的政治任务。又恰恰是这种“多党”的政党政治，造成了当时资产阶级力量的严重削弱，又将资产阶级自身的弊病暴露无疑。纵观这一时期的党团，明显具有自己的特征。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民初的政党政治、议会斗争，毕竟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新生事物，它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