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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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成华裔文学回译特殊性的原因

华裔美国文学的回译之所以特殊关键在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背景。华裔美国文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19世纪华人到达美洲大陆后的产物。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生在中国，后移居美国的华人。他们直接地接触中美两国文化，对于两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处有着最切身的体会。《花鼓戏》的作者黎锦扬，《等待》的作者哈金皆属于这一类作家。第二类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华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接触并不那么直接，大多是通过其父辈的讲述，受其父辈们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家庭生活所影响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类作家包括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等。相对于第一类而言，第二类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成就更为显著，受到的关注也更加广泛。不论是第一类作家还是第二类作家其拥有的双重文化身份都对文本本身，尤其是对其翻译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十几年来，我国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有人甚至将其称为第四次翻译高潮。然而，对于这种边界文化或流散文学的翻译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本身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体，也是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佳表现者，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作品与在一般单一文化中成长的作者的作品，在风格与表达方式上大相径庭。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文化底蕴的作品也给翻译带来了另一种挑战，也就造就了其回译的特殊性。

二、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的特殊性

1、原文的隐形为什么这里原文是隐形的呢？原文文本不就是好好的摆放放在那的英文文本吗？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回译的问题。回译是指将已译成特定语言的文本译回原语的过程。如果按上述问题的逻辑来思考，那么华裔美国文学是不存在回译现象的。一般文本的回译会拥有三个文本，即原文文本、译入语文本、回译后的原文文本。然而，华裔美国文学只有两个文本，即英语文本与汉语文本。我们之所以说华裔美国文学存在回译问题是因为还有一个最初的原文文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于华裔作家脑中的文本。下面我们要将单一文化作家与华裔作家进行对比：单一文化作家（以美国本土作家为例）华裔作家头脑创作中英文中文/英文写作英文英文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创作过程中两种作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从华裔作家的作品中看出其中文的思维轨迹。绝大多数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所体现的都是中美两国文化的碰撞，他们都是双语的习得者，我们先撇开其遇见美国文化时用英语创作不说，在预先思维中遇到中国文化时，他们是不可避免会用到中文思维逻辑的。在《喜福会》中就有很明显的例子，妈妈们在一些情况下会说中文，在英语文本中的体现便是那支离破碎的英语句子。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脑海中所想到的必定是中文句式。这也就是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特殊的存在形式。在回译的过程中我们参照的是一个对作者脑中原文的主观臆测，而非客观存在。所以我们说其原文是隐形的。

2、文化的独特性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笔下，其作品往往是具有中美两国双重文化特色的。不论这两种文化是冲突还是融合，都为作品增加了其独特的视角与品味。在吴冰教授所编写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一书中曾指出：前一个时期，国内曾有评论试图或“争取”把华裔美国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认为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无论是用英文或是华文写作的华人在美经历的作品，都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她指出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分支，并告诫读者不应以中国文化视角来评论华裔美国文学译介的不足。我认为华裔美国文学既不可以完全地从中国文化视角来鉴赏，同样也不能够片面的以美国文化视角来评论。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相互杂糅的特定历史所产生的华裔文化。吴冰教授说：“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便是他们的再创作，他们传达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按照这样的推演关系，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受其中国文化的影响，其所体现的美国文化也不是完全本土化的。因为华裔美国作家不仅改写了中国故事，同时也对外国故事进行了改写。在面对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的问题时，译者仅仅拥有中、美两国的文化知识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掌握特定的华裔文化知识。译者对这种夹缝中生存的文化了解程度也决定了在回译过程中文化传播的准确程度。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华裔文化虽然是中美两国文化相互结合，是中美两国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华裔文化绝不等于美国文化或是中国文化。所以在回译时，我们应将文本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有利的转换三种文化在回译过程中的作用力。

三、结论

既然华裔文学作品与其他一般文学作品而言是比较特殊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特殊点呢？译者首先应考虑自身的知识构成，是否适合或者说有足够的能力对华裔文学文本进行翻译。其次，应该明确翻译目的。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最后，尽可能地达到动态对等的结果。本文对华裔文学的特殊性分析仍有不足之处，但希望可以为华裔文学回译问题的解决献出一点力量，为华裔文学的译介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