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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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种性、族裔性——华文文学

罗兰•巴尔特曾在论及语言时，把语言的地位提高至文学生命的高度，认为语言是文学生存的世界。以华文文学命名的作家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起了研究热潮。从概念上讲，华文文学专指“中国内地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Ell3不言而喻的是，划归至此种概念的文本必须符合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创作者是非内地人，二是写作语言是汉语、汉字。汉语作为华夏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由普通话组成的现代汉语语系才得以建立，实际上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以当地方言作为书写语言的现象。汉字的发展也有由繁到简的变化。因此我们简单的以汉语、汉字来作为定义“华文”的依据就显得以偏概全。同时，我们考察先于：‘华文文学”概念确立并为推广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后不难发现，后者的概念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色彩，“统治”、“阶级”、“殖民”占据了中心词汇中较大的比重，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这类“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概念”仅仅满足了海外华裔作家作品研究的表面，批评界为了将研究深入，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从“语种”到“文化”，语言的表音功能不再是唯一因素；相反，表意性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化的华文文学”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这即意味着，它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其一区域内的消亡，其根据完全在华文文学本身。”¨与“语种的华文文学”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更加强调“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从留学生时期的“落叶归根”到新移民时期的“落叶生根”，远离家国后的思乡情切与寄居异域的孤独、寂寞都化身为作家不断地适应生活，打磨自我的生命书写。在此意义基础上，批评界进一步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概念。这两个概念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早先一类的台港澳文学被纳入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无论是语种还是文化上都已经不能适应作家作品的新需要。“世界华文文学”整合了海内外华文文学写作，在世界性语种的基础上，研究“华文母语地区的中国文学(内地和台港澳)和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华文创作”的作家作品J3。“世界华文文学”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导致的无限延展，使我们无法对于内地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套用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时问上的划分，中国现代文学应从清末起，这一点在语言上就造成了文言文、白话文相容并驱，“华文”的概念再一次受到挑战。“海外华文文学”缩小了“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范畴，主要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工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与世界各族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这一概念对作家作品有了更加明确的限定：作家写作时的所在地必须是海外而非中国(包括台港澳)、作家的创作语言必须是汉语，可贵的是它关注到了民族文化间的互相影响，不再单纯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标准线，容许中华文化在经受异域土壤滋润之后，出现变种、分化、多元现象。总的说来，“语种”思想从始至终贯穿在华文文学概念发展上，作家作品的归属主要强调其创作语言的汉语化，由此引发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再书写；同时，它也呈现出了排他的族裔性特征。很明显，其概念背后是隐藏有一定的“盲区”的。如严歌苓、张翎等作家，他们只是后天移居他国，思想主要的形成场域还是在母国，移民前后的作品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手法都难免有所不同，对于这类作家我们无法将其作品划一归之。同时，对于如谭恩美、汤亭亭等，以英语写作具有中国文化的作品、作家，我们更无法用“华文文学”的概念将此归类。故此，笔者将华文文学概念定义为“语言的文学”。

二、跨文化性、跨区域性、跨时间性——华人文学

现在人们把狭义的“文学语言”称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手段，文学语言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议论等综合性艺术功能l3。综合来说，文学的语言最本质上的特征是艺术性、审美性，即使作品中记录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场景，但是其言语本身也是经过了作家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获得最广泛人群的接受力与传播力。语言作为文学艺术的助动力，在文学中的作用在于利用尽量恰当的语辞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华人文学”概念的提出即是打破了文化、区域、时问等的范畴限制，实现跨越性。“华人用获得语——主要是英语、法语，但是也有荷兰语、瑞典语等——写作，也应当在本学科(华人文学)的讨论范围之内。””赵毅衡先生提出“华人文学”的概念，认为“有助于综合研究华人的华文文学与外文小说，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少的共同点。”“华人文学”概念从命名上只限定于作者是华人，此处的华人主要指华裔(无论是后天移居的还是出生即在异域的)。概念上的包容性，得以将华人华文写作、华裔双语写作以及华裔英语写作纳入其中，作家来源地不局限于海外或是中国大陆等某一区域，不要求作家写作时必须身在海外或是中国大陆；并且，华人文学延续了“海外华文文学”概念中对于文化意识的界定，不限制作品中传达的是母国关照还是异域想象，最大层面上对华人写作有了一个理论性的定义。“华人文学”的跨时间性意义，主要是相对于“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而言。后三者在概念上都强调了“新”，与此相对的必然是“旧”。以“新移民文学”为例，概念的提出意在区别于20世纪初期的“西学东渐”浪潮下的出走和20世纪50年代白先勇等留学生文学，“新移民”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自身在母国已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因为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原因移居他国，在海外他们树立起来的是新一代华人的美好形象。所以，“新移民文学”概念特指20世纪后期，书写移民前后的对于“双重隔离”的伤痛。这一概念无法包括作家移民前的作品，在作家作品思想的梳理上难免会出现“断裂带”的现象。在限定时间域的同时，“新移民文学”概念也将作家人群身份限定在“新移民”上，由早期移民潮产生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作家作品就无法合理定位了。如果说“新移民作家”作品中难以掩藏的失落感来自于对故土的思念与对他国的陌生，那么“香蕉人”作家他们笔下的中国则是西方视角下的缩影。由于接受的文化熏陶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两者的答案都有可能不同，叙述的视角也有可能相异。“新华人文学”概念并不是针对于“华人文学”提出(实际上“新华人文学”早于“华人文学”提出)，“新华人”主要是为了区别澳大利亚地区，早期由第一代华人移民和来自台港等地的非大陆籍移民构成的华人群落，特指1989年前后滞留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群。很明显，它只是在人群上作了特定的划分，没有实现文化性的跨越。“华人文学”较好地规避了“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在文化、时间、区域上的不足，提出的是“文化中国”的文学。文学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其特定族群的形成不在于区域，不在于语言，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情感上的认同。“华人文学”这一概念就是将华人群落中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文化趋向作为标杆，消除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认识偏差，重视作品主题本身的文学性、文艺美。“文学”与“语言”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借用“语言的文学”与“文学的语言”两个概念，意在说明“华文文学”概念突出语言的“华文”色彩，“华人文学”概念强调的是文学的功效，语言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助动力的角色。

华人用外语写作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兴起的，早在林语堂时期就有呈现，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上将此类文本划归在“翻译文学”中研究。随着近年来对华裔作家群中出现的“双语”写作以及英语写作现象的重视，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的文学史教材也无法按照既有方法对其进行归类。笔者在此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发现，“华人文学”概念最大程度地弥补了这项在文学史上的“留白”，对于华裔文学的世界性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