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文学落幕与作家转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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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法的横向移植埋下先锋文学的隐患

先锋文学与西方现代派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系。雷蒙德说：“现代主义是指这样一类群体———即从事替代的、激进的、创新韵实验艺术家和作家们。”它在西方文学中具体表现为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对于这种包罗万象的文学理念，中国作家的借鉴主要是艺术手法的横向移植。王蒙的代表作《春之声》、《蝴蝶》等，借鉴的是普鲁伊特等作家的意识流技巧，利用蒙太奇手法，崇尚画面的跳跃感和流动性，营造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特点是“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王蒙的创作却是在特定的思想指导下的创造，表现特定的主题和思想，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刘索拉、徐星的创作立志于情节的荒诞和形象的夸张抽象，但其文本背后的意义依然是与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因此这样的创作在其先锋性上并不纯粹，只是一种技法的横向移植，粗浅的包裹着传统文学主题。真正将文学作为先锋实验的作家是马原、格非等，他们的创作注重“文本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事方式的变化，关注形式，即如何处理情节，把叙述本身当成审美对象，用非理性的写作态度进行实验，这样写作显然受法国新小说的“零度叙述”理论和博尔赫斯的后现代创作影响。此时他们的创作已经逐渐消解了传统的概念化主题，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实验。

二、现代主题的部分认同注定先锋文学的夭折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现代主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教没落后出现的信仰与精神危机，即人们对世界、对人性和人生价值的深刻怀疑，产生了幻灭感、荒诞感与孤独感，带有反叛传统价值观和体系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情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用了两百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文学也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缓慢前进的。因此现代主题的产生与这片文化土壤上数年来积累的社会心理机制息息相关。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西方顺其自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孕育，但为什么会产生先锋文学呢？原因便在于中国特有的历史的畸形孕育。大多数先锋作家生于50年代或时，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没有定型，而在中，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批判，他们便感到失落和困惑，对于中出现的种种荒诞和非理性的东西有了切身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心深处的幻灭感恰好契合了西方现代主题，与现代派实现了心灵的沟通，他们认同的不是形而上层面对世界意义的追寻和对人性的思考，而是在社会与历史层面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对传统道德观与理性原则的抗拒和反叛。这就是先锋文学的现代主题的部分认同。

三、先锋作家的“殊途同归”

90年代初，文学伴随着市场化冲击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丧失了其原有的社会效应。作为风靡一时的先锋文学，由于其局限性更是迅速解体。众多作家开始回归现实主义，集体转型。最典型的是以注重死亡、暴力，痴迷破碎凌乱叙事风格的余华在90年代转向温情，代表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以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手法歌颂生命。格非的《人面桃花》也褪去了先锋的外衣，用自己的历史感悟诉说着传统的中国故事。苏童的创作更是从历史中获取素材，《碧奴》讲述的就是孟姜女的故事。王蒙在新世纪的写作也由于其传统的哲学观而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虽然作家们的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从他们的集体转型还是能看出一些端疑：他们都是在90年代转型，都回归现实主义（残雪除外）。90年代转型其原因时先锋文学本身的局限性和文学边缘化的因素，集体回归现实主义，个人认为是一种潜意识引导。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现实主义都是最大的派系，是中国文学最悠久的传统，根深蒂固的化成了人的潜意识，刻入了人的骨髓中融入了每一个细胞里，先锋文学说到底是脱离历史语境的，是对传统文学的反叛，它的根源是在西方，中国作家虽然尽可能的在学习吸收西方文学，但由于文化的代沟，这种吸收只是粗浅的、表层的。当这种吸收与大环境格格不入而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作家的自我意识变会复苏和觉醒，于是他们便会受潜意识的引导，不自觉的回归传统，从传统中挖掘写作的灵感。

归根结底，先锋文学的根源是在西方，中国作家试图找到它们与中国土壤的契合点，亦或者直接挖掘过来强行根植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完全忽视了文化的代沟，所以先锋文学注定凋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写作是需要适合的文化土壤的，作家的殊途同归也正是说明了传统文化才是中国文学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先锋文学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它在文学形式、技巧甚至主题方面的贡献，也拓宽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轨道，我们不能忽视它在文学史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