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学人文关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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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杰出的启蒙主义者，胡适在文学活动中以人为本，把为人服务当成自己的文学活动的根本宗旨，呼吁创造“活文学”和“真文学”，消灭“死文学”和“假文学”。因此，在胡适的文学思想中，富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具体而言，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倡导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其二，批判摹仿古人、不能表情达意的死文学，倡导随时而变、善于表情达意的活文学。

一、批判死文学，倡导活文学

胡适对活文学的倡导、对死文学的批判之思想，早在1916年就已显现。他在这一年4月5日的日记中首次提及这一思想：“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惜乎五百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1](8081)在同一年的5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再次呼吁同辈创作活文学：“适每谓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居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之剧本、小说而已。吾辈有志于文学者，当从此下手。”[2](398)在同年的8月21日的日记中，胡适在谈及新文学的八个要点时，又涉及了对“死文学”的批判，“能有这八事的五六，便与‘死文学’的不同”。[3](89)到了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为了消灭“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等这些“假文学”“死文学”“腐败文学”，必须要有一种“真文学”和“活文学”来代替它们的位置[4](54)。胡适所说的“活文学”与“死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分标准便是语言文字。在胡适看来，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即文言做出来的文学就是死文学，用活的语言文字即白话做出来的文学就是活文学，“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4](5657)“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4](58)1927年，胡适出版了《国语文学史》一书，1928年，胡适又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一书，这是胡适在《国语文学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文学史著作。这两部著作，为白话文学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在《国语文学史大要》一文中，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并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已有很长时间的曲折演进的历史，“我很武断地说，我承认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的文学史”。[5](436)在胡适看来，从先秦到元代，是白话诗歌和白话散文发达的时代，如《诗经》《楚辞》、汉魏晋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禅宗的“语录”等等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而从明朝到清末，则是白话小说的成熟时代，《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著作也都是白话文学。而这些白话文学，都是用活的语言文字创作出来的，所以是活文学。在出版《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的前后几年，胡适又特别对于明清时代的几部重要的白话小说进行过细心精密的研究，在胡适看来，这几部小说都是活文学而非死文学。例如《水浒传》，胡适认为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要得多。《水浒传》之所以是活文学，在胡适看来，原因在于这部书是白话文学进步的结果，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是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6](702)又如《三国演义》，胡适认为这部小说虽然思想浅陋、见解迂腐，但因为它用白话写成，通俗易懂，且趣味浓厚，因此它也是一部活文学。又如《西游记》，在胡适看来，它的作者吴承恩有极丰富的想象力，极高明的创造力。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采用过去积累的材料，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白话语言，所以创造出了一部“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8](985)此外，胡适认为《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这部作品破天荒地采用苏州土话来叙事状物，所以能表现个性的差异。在胡适看来，方言的文学之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9](1113)此外，胡适认为《三侠五义》的作者石玉崑有高超的文学技术，“把一篇志怪之书变成了一部写侠义行为的传奇，而近百回的大文章竟没有一点神话的踪迹，这真可算作是完全的‘人话化’”。而写侠义传奇，则善于“闲中着色”，[10](1059)又善于“‘设身处地’地去学‘他之为他’”，[10](1062)故能生动新鲜、近情近理地刻画人物。此外，胡适认为《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烂调套语，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写”。[11](1079)所以《老残游记》中各种景物也有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由此，胡适得出结论：在人物、景物描写上，散文远胜那六句五言诗，白话文学是真正重要的。

此外，胡适认为《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虽然内容很浅薄，思想很迂腐，但语言生动、漂亮、俏皮，诙谐，尤其是人物谈话的漂亮生动，也是别的小说不容易做到的，“居然能使一般的读者感觉愉快，忘了那浅薄的内容与迂腐的思想”，[12](10921093)“为了这点语言上的风趣，我们真愿意轻轻放过这书内容上的许多陋见与腐气了”，[12](1097)而该作品的语言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作者使用了活的方言。由此，胡适认为：“只有活的方言可用作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谈话：只有活的方言能传神写生。”[12](1095)胡适倡导活文学、批判死文学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批评活动中，也表现在他的创作实践活动中。他用白话写过新诗，出版过白话诗集《尝试集》，也用白话写过小说和剧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白话新诗的创作。在《<尝试集>自序》一文中，胡适针对有人怀疑白话不能作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自己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未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13](356)“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做一种活文学，必须要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13](360)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第一部白话诗集，尽管这些诗多是“刷洗过的旧诗”，明显遗留着旧诗的痕迹，但它毕竟起到了鼓舞其他文人尝试创作新诗的作用，给人“放胆创造的勇气”。

以上事例表明，无论是在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活动中，胡适都大力主张用白话写诗作文、反对用文言写诗作文。而胡适之所以倡导白话写作，反对文言写作，一方面固然如胡适自己所讲的，白话比文言更能“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15](155)但笔者认为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胡适的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是因为，文言与白话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的体现。在《寄陈独秀》一文中，胡适表示，他对于陈独秀所主张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均极赞同，[16](29)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其目的在于开启民智、改造“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革新政治[17](22)。这说明，胡适倡导白话的言说方式，其目的也在于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革新政治。西方有位哲人说：“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说明语言与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密切相关。姜义华在《胡适学术文集总序》一文中说：“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人运思与构思的工具，……因此，鼓吹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实际上是在召唤士人们从远离经验世界转向接近经验世界，从旧的思想方式转向新的思想方式。”[18](12)另外，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普遍展开，也就是讲蕴含在这一运动里的‘非古’意识普遍的散播开。而‘非古’即所以为‘现代化’开路。所以，白话文运动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开路先锋。”[19](333334)胡适倡导白话新文学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改造国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

二、批判假文学，倡导真文学

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不仅表现在他批判摹仿古人、不能表情达意的死文学，倡导随时而变、善于表情达意的活文学；而且也表现在他批判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倡导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胡适对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的批判，对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倡导，突出地表现在对“团圆迷信”的批判。在《文学进化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胡适指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结局。……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20](146147)在胡适看来，要想医治我国这种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文学，就必须学习、借鉴西洋的文学。因为西洋文学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所以西洋文学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而这是中国文学所缺乏的。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现象不仅是中国小说、戏剧中的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也没有！”[21](26)正是因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说谎作伪、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学中也会充满了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胡适的真文学思想，最早见于1915年2月11日的日记所载其友张子高对胡适的诗的评语，“足下‘叶香清不厌’之句，非置身林壑，而又能体验物趣者，决不能道出。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22](66)而胡适本人对这一评语颇为欣赏，这说明胡适很早就有了文学应该写真情实感的观念。在1916年4月17日的“日记”中，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三大病，即“无病呻吟”“摹仿古人”“言之无物”。

胡适认为，古人已经作古，吾辈正须求新。这是胡适批判假文学思想的发展阶段。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消灭“假文学”和“死文学”。而要消灭“假文学”和“死文学”，就必须要创造有真价值、真生气、可以算作是文学的新文学来代替它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就会消灭。胡适所批判过的假文学，除了在《文学进化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所提及的如《后石头记》《石头圆梦》《南桃花扇》《渔樵记》《烂柯山》《青衫泪》《说岳传》等，还有其他一些影响较大的小说，如《儿女英雄传》。[12](1093)作者文铁仙“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12](1086)“一部《聊斋志异》里，说鬼谈狐，说仙谈佛，无非是要证明业报为实有，佛力为无边而已。”[24](1181)而《三国演义》，“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又想写刘备的仁义，然而他们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的刘备。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7](960)对于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胡适则予以了赞美。在《国语文学史》一书中，胡适通过对白话文学史的详细考证，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民间的白话文学是“那无数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欢……还有那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的真实体现[25](2223)，所以在二千年的文学史上，“能有一点生气，有一点人情味，全靠那无数的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平民文学在那里打底子”。[25](23)此外，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胡适也表达了他倡导真文学的思想，“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也”。[26](453)正因为《诗经》不说谎、不作伪，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以它成了“世界上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胡适还详细考证、研究了一些重要的小说，揭示它们作为真文学的价值。如《水浒传》，胡适认为：“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又如《红楼梦》，胡适这样评价它作为真文学的价值：《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27](802)胡适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是想赞美这部作品“老老实实的描写”，不说谎，不作伪，思力深沉，“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是人对于人生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20](147)基于对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的倡导，胡适对于高鹗补写的《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也给予了称赞：高鹗补的四十回，……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了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他这部悲剧的补本，……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27](810)又如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因为这部作品对妇女问题富有人文关怀精神，所以胡适作了高度的评价，“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28](1031)又如《儒林外史》，胡适认为这部书是不朽的，因为作者吴敬梓“见识高超”；“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知道‘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辣手段了”。[29](633634)又如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一些尽管没有多少美感价值的谴责小说，胡适也肯定了它们作为真文学的史料价值：“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这种短处，然而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在这样一个‘讳疾而忌医’的时代，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的罪恶的谴责小说家，真不能不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了。”[30](11291130)胡适的这种人文关怀精神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也表现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剧本，都是他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不说谎、不作伪、不作无病之呻吟，而且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向往。胡适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活动中，不仅批判摹仿古人、不能表情达意的死文学，倡导随时而变、善于表情达意的活文学；而且也批判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倡导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这正是胡适的人文关怀精神的体现。

三、胡适人文关怀精神的形成

胡适的文学思想中之所以有这种人文关怀精神，一方面是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仁以为己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所受到的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有关。胡适自幼饱读儒家经典，这种早期的训练，使他熟悉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孔子的人本主义思想感受最深。他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中说到，作为新派儒家的孔子，他的主张是志士成仁，有所作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31](309)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一文中，胡适认为孔子、孟子是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的一班人，“他们把人看得特别重，认为个人有个人的尊严。《论语》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这个道理”。[32](100)在胡适看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大事”。[32](100)胡适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的形成，也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的熏陶有关。人本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个体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崇尚理性，反对神的权威，反对等级观念，反对蒙昧，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和封建主义牢笼中解放出来。1910年，胡适赴美国留学。在此期间，通过对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深入了解，尤其是与基督教教友会的接触，胡适接触到了美国社会中最善良的男女，了解了在美国基督教中整体的美国家庭生活和德性，进一步培养了他的人文关怀精神。虽然胡适并不信仰基督教，并且批判过基督教，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对他还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谈到中国妇女儿童的地位、待遇时，他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我们深深地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他要“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33](840)他在《口述自传》中说到：“今日回思，我对青年时代这段经历，实在甚为珍惜——这种经历……使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和爱好《圣经》的真义。我读遍《圣经》，对《新约》中的《四福音书》中至少有三篇甚为欣赏；我也喜欢《使徒行传》和圣保罗一部分的书信。我一直欣赏《圣经》里所启发的知识。”[34](40)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还参加了世界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旨在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宣扬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普遍人性价值。从1911年开始，胡适参加了与世界主义运动有关的许多活动。这些活动进一步培养了胡适的以人为本的“和平主义”思想。1914年10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在1912年，他在西雷寇大学大同会的演说中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不是手段”。[35](536)1914年12月22日，为纪念康奈尔世界主义俱乐部成立十周年，他写了一首诗歌：“且让人类博爱从此开始，/西方东方在此自由相会。/人人一样尊敬，无分尊卑，/我们的安排是相互理解和友谊。……今天的梦想将化为现实，/地球上的人们将一起呼喊：/‘人类将凌驾万邦之上！’。”[35](587593)此外，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杜威主张哲学应该研究与人的活动有关的问题，离开了人的经验活动，哲学就只能是空谈，受杜威的影响，胡适亦主张真正的哲学应当给人以智慧，能对人的活动有益，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

由此可知，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对胡适以人为本的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1917年，当胡适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社会中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个社会中，人文关怀精神严重缺失，人的价值被抹杀，人的个性被禁锢，人的尊严被践踏。于是，为了再造文明，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胡适以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执着地开展他的文学活动。综上所述，胡适的文学思想中富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既与其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仁以为己任”思想的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受的西方文化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