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文学性别之痛研讨
时间:2022-05-17 1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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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女性文学自上个世纪80年端以来,一直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屹立于文坛,其女性主义的张扬和对男权的反抗,引起了世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性别之痛。
一、性的陷阱:男性统治下的爱欲关系
在传统文本中,我们形成了才子佳人的传统观念,还认为“英雄救美”之后,必然应该是美人以身相许,女人似乎只需要男人一次或有心或无意的搭救,便可以或者说是应该奉送上自己的终生。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应该“从一而终”,应该“守身明志”,否则就会遭到世人的唾弃。在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中,两性关系似乎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女性在性关系上获得了主动,在不少女作家的笔下,也出现了女性在性方面的快乐和满足,将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快乐和满足摆在主导地位,以对抗传统文学。但是如果仔细看来,我们却还是能看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悲剧地位。
首先,女性无法摆脱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两性关系所带来的生理上的悲剧色彩。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往往是出于对女性身体的好奇而接近女性,他们打着爱情的旗帜,既是一个好奇的探险家,又是一个斗志昂扬的骑士,对开发女性的身体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探险结束之后,除了留下了所谓的“爱情”痕迹之外,剩下的全都不堪回忆。比如盛可以《火宅》中的球球,她是一个天真烂漫、单纯无邪的女孩子,在镇上的白粒丸店里辛勤工作,爱上了老板娘的儿子傅寒。她是那么爱他,以至于爱上他以后,平时往日磨得很细的白粒丸粉竟然有一整粒的米。她贪恋他身上的青苹果味道,整日魂不守舍,又无法向别人言说,只是苦苦地暗暗地和他相恋着。而他呢,中秋节和几个朋友出去玩也没有告诉她,从来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女朋友,还告诉她不要将他们的恋情公之于众。他常和她在小树林里约会,她每次都觉得那么地兴奋、那么地幸福。终于“他忽然失去控制,像不愿拉犁的牛,拼命想摆脱肩上的轭。她被他突如其来的激情冲得晕头转向,她感觉到他强烈的爱,霎时间也失去了理智……她已经骑虎难下,不忍泼灭他的激情……因而惶惶地同意了他”。可是她还没来得及明白一切是怎么回事,身体就发生了变化———她怀孕了。老板娘知道后,为了自己儿子的美好前程,还是带她去打了胎,她对老板娘千恩万谢,却忘了怪罪始作俑者。老板娘一直没敢告诉她的是:她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而此时,她日盼夜盼的情人寄来了一封分手信。自然,信中都是敷衍塞责的托词。
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可以在事后百般为自己开脱,女性却无法轻轻松松地将此事置之度外。在这中间,被侵犯、被占据和被羞辱的,除了爱情,恐怕更多的是女性自身。身体的伤害已不可修复,而一时冲动为所谓的“爱”而付出的代价给女性带来的却是一生的遗憾。不仅如此,在一些作品中还透露了男性的处女情结,即女性为某个男性所付出的并不能得到其他男性的认同,即使女性当时认为自己为了爱,是多么伟大、多么勇于牺牲。这些男性执拗的处女情结不仅是中国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男性的悲哀。其次,男性总是把握着男女关系的操纵权,而女性在男女爱欲关系中总是盲目陷入,不可自拔,从而陷入精神上的悲剧。尼采曾经说过,“迄今为止,男人像对待鸟儿一样对待妇女,鸟儿由于在高空迷路而下降到男人的怀里,作为某种较纤巧的东西,较敏感的东西,较野性的东西,较奇特的东西,较甜蜜的东西,较富于感情的东西———但是作为人们必须加以囚禁的某种东西,不能让它从这里飞走。”比如说徐小斌《天生丽质》中的萝萝,她就像鸟儿一样渴望飞翔,渴望完美的爱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和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书商生活在一起。书商仅仅把她当作一件财产、一件物品,将她视为自己可以占有、可以把玩的宠物,可是萝萝无奈仍然和他生活在一起。《诗经》中《卫风?氓》中也曾经说到:“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性一旦陷入到与男欲关系的纠缠中就很难脱身。好在有外力的帮助,萝萝摆脱了书商,恢复了自由。这个外力就是于硕,于硕是讨萝萝喜欢的,两人的爱欲生活也是非常动人的。表面上看来,萝萝似乎摆脱了悲剧的命运,进入了喜剧的角色,然而,于硕并没有真正把萝萝当作一个知心爱人来看待,“女人就像一只较脆弱的、特别野的和常常令人愉快的家庭宠物一样,必须得到抚养、照料、保护和爱护”。在于硕的眼中,萝萝仍然只是宠物而已,而萝萝却将他视为生命的全部,从此心满意足。可是于硕却不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萝萝痛哭一场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恋情———与偶然遇见的阳光男孩生活在一起。对于这段恋情,小说是这么结尾的:“漂亮有什么好?少似观音老似猴,岁数大了都一样。看这女孩儿,哪还有刚来的时候靓?折腾吧,折腾不了几年!”从这个结尾中,我们似乎也隐隐能够看到萝萝在阳光男孩那里可能的悲剧。总之,与这些男权世界的爱欲纠缠往往带给女性痛苦和酸楚、不可挽回的损失、致命的流血,甚至是终生的遗憾。在生理和心理的一时快感背后,我们常常能看见女性在暗夜里悲伤的泪水。
二、性暴力:婚后可能的悲剧
在中国文学史上,良好的女性形象在性方面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女性只能够由男性主宰和支配,更多的作品则对性只字未提,而一直以男性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大家也未深入到女性的性意识,而仅仅以一种男性的姿态描述着少女的天真模样或者是他们心目中理想化、纯洁化了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性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朦胧而美好。然而,这种朦胧的光环掩盖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女性文学开始关注女性,着重描写女性的家庭生活与工作情况,其中涉及到女性的性生活,一时间“身体写作”风起云涌,而女性身体的神秘性也由此得以揭开,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渐渐显露了冰山一角。从生理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柔弱,与生俱来的体魄她们无法改变,无论在体力上或是生理结构上,女性总是处于一种被侵犯的位置,这使得女性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中,从未关注过女性在家庭中的性保护问题,无论丈夫何时何地提出何种要求,女性都不得拒绝,也不应该拒绝。而女性柔弱的性格以及她们的不善反抗和无力反抗也使得女性只能逆来顺受,默默忍受着丈夫对她们的蹂躏。女性在家庭中卑下的地位和悲惨的状况一直持续了数千年。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异军突起,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性保护问题才得以被关注。
在铁凝的作品《午后悬崖》中,就涉及到了性虐待的主题。女主角韩桂心的妈妈张美方因不堪忍受神经质的、人格萎缩的知识分子丈夫的毒打谩骂,愤而拖着怀孕的身体决然离婚。市长奶奶的丈夫是个给地主扛活出身的大老粗红军,常常在人前不给妻子应有的尊重,在两人独处的夜晚,经常毒打妻子,从中获取变态的自尊和面子,他的口头禅就是“白天谁怕咱,晚上咱怕谁”,这些都使女性无可避免地栽进复仇的旋涡,而这复仇并没能使女人们快乐,而是让她们不断地陷入痛苦的恶性循环。母亲张美方因受丈夫毒打和精神上的摧残而砍掉了丈夫的小手指,女儿韩桂心因从母亲处继承来的对男性的憎恶,五岁时将同一幼儿园的小男孩推下滑梯摔死,母亲对此却作了伪证。从此以后,母女之间不再是正常的母女关系,变成了互相牵制又互相扶持:母亲以此控制女儿,限制女儿的行为;而女儿则通过不断模拟当时的场景来刺激母亲,使母亲满足她各种各样的要求,最后她们都因心灵上的过度紧张而变得神经质。张美方逢人便说小男孩从滑梯上摔死的事件是如何如何,以及后来对于寒冷的惧怕,并且到处搜集棉被,一直到连三十平米的房间也装不下;而韩桂心婚后无法怀孕的肉体折磨仿佛正是她们憎恨男性所得到的“报应”……这些都使她们掉进了一个无法回头的令人窒息的痛苦深渊。这样的作品还有姜伟、薛晓路、张静合著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著名外科医生、十大杰出青年安嘉和在家中却是十足的虐待狂、婚内强奸犯。第一任妻子不堪其辱,撞车自杀;第二任妻子因无法忍受他的凌辱也远走他乡。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安嘉和不惜杀人灭口,但天网恢恢,最后在同胞追捕下跳楼自杀……其中女主角梅湘南的遭遇令人扼腕,搬上银幕后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女性的性保护议题被提上日程,家庭暴力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另外可以作为参考的是,1983年台湾女作家李昂发表的彰显女性主义立场的小说《杀夫》,小说书写了一个叫林市的贫穷女子,由于丈夫长期的性虐待精神逐渐崩溃,最后失去理智,拿起杀猪刀将丈夫宰杀了的故事。《杀夫》表面上看是女性的胜利,但留给我们的是悲剧性的思考:我们越是深入分析这部作品,就越能发现作品中弥漫着的一层又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首先,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女性在家庭中被性侵犯是非常正常而且理所当然的事,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如此,千万个家庭都如此。
女性在男女关系中就应该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她的叫声越痛苦,越是能够体现男性的尊严和能力,女性的痛苦成全了男性光辉高大的形象。很多人都认为,丈夫对妻子的任何性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女性在自己的家庭中还会被性侵犯吗?这简直就是个笑话。其次,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迟钝而盲目,使得她们的反抗本身就带着一种悲剧色彩。林市长期被丈夫性虐待,可是她却从来不反抗,每次都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忍受,一直到她实在忍无可忍。她的丈夫明知她看不得杀猪放血的场面,却偏要带她去看,结果情节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她看了杀猪场面之后,回来后就用她看到的杀猪的方法将她的丈夫杀了。她的丈夫死了,她却并没有获得新生和自由,由于她的犯罪行为,她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围的人对她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是一片嘘声。林市杀夫虽然解了自己一时的心头之恨,但是既没有维护自身的尊严,也没有取得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当然,这并不是林市个人的过错,她一个人是无力去改变当时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现状的,也无法靠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去赢得这场由千年文化所沉积下来的女性战争的胜利。以她当时的角色、地位及认识而言,她也只能是凭一己之力,泄一时之愤,将自己的满腔怒火诉诸于杀猪刀而已。中国文学一直羞羞答答,不敢描写女性的性主题,一旦描写却出现了如此丑陋悲凉的画面。细探其因,首先是中国上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中国女性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男性的审美观为自己的审美观,这让她们在男女关系中总是习惯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反映到性上更是如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便有什么需求也羞于启齿,当然就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权利,所以她们的性需求也就渐渐被人忽视;其次,男性本身所具备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优势和强权意识,也往往使他们无法体会女性自身性的需要。同时,由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卑下,也使得他们更加不会去顾及女性的感受;再次,女性的性保护要求被忽视还因为中国家庭的传统观念———结婚是为了生儿育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生儿育女就必须进行性行为,所以中国男性自然是更有理由、更毫无顾忌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总之,新时期女性文学打着盛大的旗号一路走来,为了争取女性自身的性别权益,保护自己的性权利,披荆斩棘,鲜血淋漓。然而,强调的都是不被重视的,呼喊的都是弱势的,女性文学在性别的解放之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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