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会作家群与戏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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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建立之后，大量科场失意或不屑仕进的风流儒士在社会动荡和精神变革的生存环境中痛苦挣扎，有的很快背离了传统的生存方式，加入书会已是他们不断自觉化了的文化或人生选择。元末明初的贾仲明在《书<录鬼薄>后》中提及元钟嗣成所编《录鬼簿》中载当时书会才人的情况，他将这“前后凡百五十一人”分为七类：前两类为“前辈已死名公”、“方今名公”，其中除董解元等个别人外，大多为官宦作家和已有功名者。明代胡侍曾明确说：“盖当时省台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沉郁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1]这些中下层官吏在元代“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元曲选》《荐福碑》第一折）的特殊政治文化体制和生存环境中，只能屈居下僚、愤而求它。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中也明确强调：“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2]社会的冷和用世者的“嗤”激发了他们的“真挚其理与秀杰之气”，这些地位不同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意义上的个体作家聚合在一起，找到了集体的力量和心灵的寄托。公元1276年，元大都新都城建成。随着大都城市建设和规模的日益扩大，大都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逐渐成为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国际大都会。

市民阶层不断膨胀的经济和文化需求能力是大都不断生长的重要内力，大都书会作家群终于在城市建设蓬勃跃进的过程中成为无比夺目的文化新军。首先产生影响的是玉京书会。玉京是大都的美称。元末贾仲明在《书<录鬼薄>后》中说“岳伯川，老父共汝不相知，《鬼薄》钟公编上伊。度《铁拐李岳》新杂剧，更《梦断杨贵妃》。国玉京，燕、赵名驰。言词俊，曲调美，衰草烟迷”[3]。其中提到的岳伯川是大都玉京书会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因为他的作品辞藻俊美，曲调悠扬，在燕赵之地名声很大。还说到孟汉卿“有黄忠，商调新声。该燕赵、向玉京、广做多行”，赵公辅“宏文开，寰世广，闹北京、燕赵擅场……”等等。这些书会作家都是元代初期活跃在燕赵一代的书会才人。他们都曾从事戏剧文学创作，并享有很高的文名，其作品在市民中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贾仲明在吊词中还特别提及“：赵子祥，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锦排场，起玉京……白仁甫、关汉卿。《丽情集》，天下流行。”赵子祥应是玉京书会后期的剧作家，他编有《丽情集》，因其中收有当时著名作家关汉卿与白仁甫的作品，所以深受市民欢迎。元贞书会是比玉京书会较晚成立的书会组织。元贞是元代成宗时期的年号，前面提到的赵子祥，便是元贞时期的风云人物。贾仲名在为李时中作的吊词中则具体提到了元贞书会主要成员和他们的创作情况：“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梁梦》……”。至1295年，马致远正好44岁，属于创作的最佳年龄。

在元贞书会期间，他的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功，作品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大都书会作家群的得力创作和深刻影响，书会从新鲜事物成长成熟，并在元后期继续发展，逐渐南移后主要活跃在南方的世界性都城杭州及永嘉等地区。孙楷第先生进一步指出，《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两书中所录元曲作家“泰半为书会中人”[4]。所以元代的文学成就首先应归功于书会作家，书会的口碑及影响则具体应归功于大都书会作家群作家。元朝是马背上的民族施展新政治、新经济能力的特殊时代。蒙古族带有原始特征的民族性格和草原文化深刻冲击了“已经十分发达完善的儒家礼制和观念上的规范”，终于形成了“包含新的意识、新的风格的北杂剧产生和繁衍的社会文化背景”[5]。面对如此新的机遇，新的挑战，书会才人不仅发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更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他们热爱的戏剧文学事业进行了超越传统的全新构建。首先是以灵魂人物作为书会的精神支柱。书会是知识分子和艺人的集体。一个集体总要有核心人物作为凝聚、号召和招牌。元大都的玉京书会在发展中形成了以关汉卿为班头的有灵魂的文学集体。

关汉卿除了一般才人的儒流文采、诗词歌赋以及音乐技艺之外，还能编剧、组团，能集导演和演员于一身，所谓“躬践排场，面傅粉色，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终于成为文人领袖和书会帅首，他一生创作杂剧六十余种，今存十八种，堪称中国的莎士比亚。大都的元贞书会也诞生了他们的中心人物———马致远。马致远早年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参加元贞书会后，醉心杂剧创作，他的作品也有十六种之多，今存七种，其中《汉宫秋》是其代表作，这些作品使他在剧作家中享有盛名。其次是以切磋互助形成协作机制。书会虽然是松散的民间行会组织，但在超越传统个体创作的超稳定框架上已经进了一大步。书会中最重要的集体活动是在转益多师的层面上形成协作互动的助力关系，在创作中切磋研究、取长补短。钟嗣成《录鬼簿》中曾记载：“杨显之，……关汉卿莫逆交，凡有文辞，与公较之，号“杨补丁”。可见在玉京书会集体中，即便是关汉卿这样的大手笔，在他的创作中，也无不包含着杨显之等书会朋友的“补丁”智慧。

书会集体的互动助力除了在个体之间互相给予之外，还有整体和集体性的，集体署名的创作便是最好的说明。再有是以比赛促创作，以刊刻演出促繁荣。书会集体不仅在创作上形成合力，还在集体内部搞创作竞赛，集体外部搞创作竞争。在书会人才济济的集体里，在进入市场的商业要求面前，在文人生存的具体压力之下，作家们必须建立竞争意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公平取胜。无论公开的或暗自的较量，都是书会努力创新、比拼才智、健康成长、挑战市场的活动原则，并以刊刻和演出剧本形成文化与经济效益。现传《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及相关宣传语如“新刊关目、新编足本”等都能有所说明。

元代大都书会的崛起和大都书会作家群对戏剧文学事业的集体性经营无疑是成功的。作家们作为俗文学精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在书会集体中以志趣才艺为宗旨，以一生精神为所寓，不重等级门第，以崭新的人生面貌进行创作和协作，终于使杂剧成为元代成就最大的文学样式，并成为百戏之首。大都书会作家群的集体性劳动永远镌刻在北京和世界戏剧文学的史卷中，他们和他们的戏剧作品功在百代，美在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