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自译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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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文字犹如血液，书本即是肉身，对待自己的作品更视之似骨肉亲眷一般，若将自己的作品转由他手代译，注重精神世界的文人自然心下难免生出子嗣被拐、至亲间离的别样情感，因此，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的作家通常会选择自己对作品进行翻译。泰戈尔自译英文版《吉檀迦利》，并因此获得文学界顶级荣誉———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从此也一跃登上世界文坛的顶峰；又如才女张爱玲自译《更衣记》与《金锁记》，鲁迅、林语堂、萧乾等现、当代名家都有对其作品自译的现象存在。虽然文学界并不乏这种现象的存在，但对比而言还是占其少数，乃至人们对作家自译的现象关注程度仍然不高，对自译研究的学者也是少数。大部分读者对作品也多为赏读单一版本，鲜有进行双语对照研究。故此，现代多数人仍将自译归结为翻译之一种，其不同只在于译者与作者均系一人，于是便单纯的将其归为一类。下面，通过几个方面对文学翻译当中的自译应如何理解作进一步分析。

如果将自译算作翻译的范畴之内，自译就应在遵守翻译的基本准则下完成。所谓翻译的基本准则，即是译者在对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亦是评定翻译作品价值的标尺。就这个问题，古今中外说法不一，但不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对翻译作品的忠实都是其立论基础，是每个译者都应遵循的基本规范。我国译者曾赋予翻译不违、不越与勿失为其基本准则，直到严复提出信、达、雅三字准则后才将“信”字作为标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翻译标准逐步向着国际化发展，“忠实”才逐步取代了“信”字。虽然在翻译界各学者专家对翻译的原则众说纷纭，但都跳不出忠实二字。随翻译研究文化取向的转变，翻译界学者也开始对作品本身之外的诸多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如赞助商、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取向等等，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的主观作用。自译之所以会被称作译，其原因显然因其与翻译存有共同点而得名。和翻译一样，在自译当中也涉及到不同语种的共同一部作品，且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对于译者来说，两个版本间的关系即是后者要对原版本的翻译做出最大限度的忠实。而对作者本身来说，自译的过程是否也应一并遵从忠实原著的基本准则，学术界尚未定论。自译与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迥然不同是因为译者与著者均系一人，其对原著作品拥有著作权，因而在自译过程中较为活络，在翻译当中又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艺术再加工，便超出了翻译定义的底线，由译变成了对著作的二次加工，甚至可称重著。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随意篡改或增删原文的自译作者大有人在，不忠实原著的现象比比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自译英文版《吉檀迦利》后，因此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在翻译过程当中也对自己的诗进行了艺术在加工，并不是逐字逐句的忠实于原作进行翻译，在其摘自孟加拉国国文原著的多首格律诗上大刀阔斧的修改，时而缩短语句，时而增加释文，甚至会将两首甚至多首诗精简成一首，使原本的格律诗改头换面，变成了自由诗。

张爱玲在对自己作品进行自译时，将多部著作采用节译的办法，《ChineseLifeandFashions》原文共四十段，在自译后将原文中十二个段落完全删去，将文末又添加了四个段落。大角度如此，小修改不断，多处因语境需要而调整的原文顺序更是数见不鲜。在她的《五四遗事》自译版本当中，虽未有大量增删原英文版本，但也不乏小范围增补与削减，英文版本的标题为“StaleMates—AShortStorySetintheTimeWhenLoveCametoChina”;自译成英文时，标题则改为“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难以想象一个译者竟可对著作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掌有如此生杀大权。如前文述，翻译中译者虽占主体，但是并不能不忠于对原著本身，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如果将这种翻译也称作翻译，那么翻译即失去了其本身的文化走向。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确是有极少数的特例会产生，不忠实原著也情有可原，但那些译作也未被人当成翻译范本来推广效仿。在《轮回转生:试论作者自译之得失》当中刘绍铭通过对一些实例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多方面自译与翻译的区别。

自译即是作者对自己作品进行翻译的一种行为结果。翻译界对于自译是否算作翻译中的一种形式向来说法不一，自译的性质和泛指的翻译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主要在于自译是由创作主体以及翻译主体相结合的一种状态，作者在对自己著作进行翻译时往往会采用更为直接的翻译策略，从而使翻译的延展性增强。自译这类与主体翻译及创作的独特概念，其本身定义并非是双语写作，可称之为双语的文本性体现。它因凭借主观回溯及视觉传达等认知方式，结合了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思维、习惯性思维与创新思维，对翻译策略有着独特的实用性。自译的理论模式在宏观理论指导下，发展到微观翻译策略，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翻译策略研究形式，使得译者从被动接受者成为了主观能动者，利于将翻译策略的自主性有效发挥出来。译者通过对自己作品的翻译，能够充分对两种语言间距离进行感知，达到真正的理解第二语言与母语间相互转换过程的感知能力与策略的影响。通过自译，译者能建立一种自我对话的立体情境模式，达到更有能力将信息存储，更加能够将语言表达的贴切，将所指的表达误差最小化的目的，这种在语言内部形成的对比，可使译者能够更好的将翻译的基本涵义延伸并发展，并将之拓展到翻译他人作品的活动当中。在当代描述翻译学理论的背景下，描述翻译的过程与描述翻译的结果处于同等地位。

这些通过自译所产生的温故式翻译将成为翻译过程当中来自译者本人的经验与基础，弥足珍贵。将自译与代译通过结合对比，充分的证明且拓展了翻译研究策略的含义。同时，将二者相结合也可更进一步的揭示翻译活动的具体信息，充分发挥创作与翻译间的隔断空间，完美的展现两种不同文化与不同语言之间的断层与重叠地段，为二者架桥铺路。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被动性两种层面对翻译研究策略进行完善与发展。

自译在译文的生产与解决、润色等问题上在文学翻译策略当中表现出色，其中最能显示其优势的便是自译者与代译者的协同合作。纳博科夫与儿子迪米特里共同翻译他的俄文小说，贝克特与他在法国的朋友共同翻译他的英文小说，林语堂与徐诚斌供同行翻译了他的中文作品《啼笑皆非》、日本翻译家山上正义在鲁迅的帮助下完成了其中文作品《阿Q正传》的翻译。可见，自译与他译二者间如果能够正确加以结合，对翻译策略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自译在翻译当中是一个特例，虽然我国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同时也鲜有专家对此进行专项研究，但是其对文学翻译的质量影响可算深远，希望通过此文能对文学翻译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