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一格的释氏辅教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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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明录》是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召集门下文人编纂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肇端期里，称得上是十分优秀的一部，它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诞生开辟了道路。目前，学界对《幽明录》的重视和研究程度都远远不够，许多学者仅仅把它作为普通的释氏辅教文学或者志怪小说看待。中国文人、学者自古就有不重视小说的传统，认为是不足道的“小道”，因而对此也缺乏相应的深入研究，对于唐传奇之前这些还不具备真正意义的小说更是缺乏热情，大部分的研究只停留在对《幽明录》中宣扬佛法，以及以“刘晨阮肇”为代表的几条具备唐传奇模式、开始“有意为小说”等内容的论述。笔者将从释氏辅教文学角度切入，通过《幽明录》在现实意义及艺术特色方面的特点，挖掘出它的新价值。

一、《幽明录》的“自我介绍”

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的多产期，这时期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志怪小说，如《博物志》《搜神记》《神仙传》《述异记》《续齐谐记》等，《幽明录》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一部，它之中的许多故事都被后人不断采用、改编，蒲松龄在写《聊斋自志》时就曾说过“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可见《幽明录》影响之深远。据考证，本书在南宋前就已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鲁迅先生在《古小说钩沉》中辑出的二百六十五则，之后郑晚晴先生也有据此完善的本子。《幽明录》中“幽”代表神怪世界，“明”代表人间的现实社会，“幽明”合在一起，暗示了作品的主要内容就是鬼怪和人间相结合的志怪故事。无论是“幽”还是“明”，在当时人的心中，尤其是道教徒、佛教徒心中都是真实存在的。由于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辑本，当时编纂体例的原貌我们无从知晓，但据现存的两百多条看，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地理博物介绍，这类篇幅很短；二是神仙鬼怪故事；三是在当时人身上发生的怪异故事。其中以第二、三部分为主，因而给人一种比较鲜明的现实感，李剑国先生在《中国小说通史》中曾说“它实际是和《世说》分别从虚实两方面反映晋宋社会，二者相得益彰”[1]，事实的确如此。由于主要是从释氏辅教角度研究《幽明录》，因此，探讨的对象以与佛教有关的故事为主。《幽明录》之所以优秀并且广为流传，与它的作者刘义庆有很大关系。刘义庆，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宋书》中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唯晚节奉养沙门，破至费损”[2]，由此可见，他文学素养应该不错，加上他的皇族身份，他在当时文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一定很大，这就为《幽明录》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另一方面，刘义庆还有一部十分著名的书：《世说新语》，这部书的影响之大、传播之广，毋庸赘述，不能否认《幽明录》知名度的扩大多少也沾了《世说新语》的光。另外，刘义庆笃信佛教，这就帮助我们明确了《幽明录》主要写作目的：宣扬佛法。《宋书》中还提到刘义庆“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3]，不管是由于信佛的原因，还是他天性善良，通过这段话，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民生疾苦的痛心，明白这一点，也会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作品。

二、释氏辅教文学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魏晋动乱之后，南北朝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民不聊生，人们在黑暗的社会中拼命挣扎，迫切希望能抓住一棵救命稻草，宗教无疑是此时人们最好的救命稻草。佛教认为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它提出了一个没有痛苦、只有快乐的彼岸世界，这就比道教更能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与佛教的苦情、坚忍不拔相比，道教更倾向乐观逍遥洒脱。于是，佛教更容易成为这时人们的精神寄托。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对当时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南朝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一股新鲜血液——释氏辅教文学，这种文学的目标十分明确：宣传奉佛避恶、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佛教思想，吸引广大群众信奉佛法。“释氏辅教文学”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可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4]，鲁迅先生并没有将《幽明录》列入其中，但是按照他给释氏辅教文学下的定义，《幽明录》是符合的，只不过它与以上四种有不同之处。与同样是刘义庆编纂释氏佛教文学《宣验记》比较，《幽明录》不像《宣验记》似的只是一味的宣扬佛法，说教意味重，枯燥乏味，毫无生气，《幽明录》虽属于释氏辅教文学，但却是一部与众不同的著作。

三、《幽明录》的与众不同

（一）主题思想

1．政治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兵荒马乱，很多人都觊觎着皇帝的宝座，明争暗斗，社会上一片刀光剑影，民不聊生。《幽明录》中就有反映。桓温内怀无君之心，时比丘尼从远来，夏五月，尼在别室浴，温窃窥之。见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藏，次断两足，及斩头手。有顷浴竟，温问：‘向窥见尼，何得自残毁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当如是。’温惆怅不悦。短短几十字，就表现出了两层含义。一、比丘尼的法力高强，知道桓温在偷窥她，所以想法警示他，而且如此自残竟能毫发无伤。二、表明了作者对桓温的态度，反贼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2．社会问题

《幽明录》中很多故事表面看是在写神灵鬼怪，实际上都有对现实社会的折射。正如李剑国先生所云“这些鬼都被赋予了现实中某类人的性格和感情，是人的鬼化，或者说是鬼的人化，因而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5]“新死鬼”一条就从侧面反映出许多人本性并不坏，但踏入社会之后，被污浊的社会空气熏坏了，被社会中的坏人带坏了。他本来只想填饱肚子，但是在同伙的教唆下，他也变得狡诈、奸猾。在动荡、黑暗的社会中，人为了自保，有时会变得很可怕。“康阿得”条，写他寿命未到，就被白马吏抓到地狱，虽然也是写地狱故事，但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当府君得知康阿得还有三十五年阳寿时，便大怒说“小吏何敢顿夺人命”“缚白马吏著柱，处罚一百，血出流漫”。超短篇故事就像戏剧一样，要把一个完整故事凝结成短短的四幕剧，必须使每句话都用在刀刃上才行。因此，作者安排这个情节也有他的特殊用意。地府中的小官吏和人间的官吏一样也会草菅人命，但是地府中会有府君主持公道，惩罚恶人，解救无辜的人。这就暗示了作者希望人间也能有如此的清官、好官，替民请愿、为民主持公道，不要让现实人间变成一个比地狱还黑暗的地方。

3．佛道论争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与中国本土的宗教矛盾不断，在南北朝时期，曾发生过多次上至皇帝参与的佛道论争。“蒲城李通”一条就反映了当时佛道论争的情况：道士王浮身披锁械向沙门法祖忏悔，法祖不理他，还说他“孤负圣人，死方思悔”。这条故事虽说明在佛道之争中，佛教胜道教，但这也只是佛教徒的观点。而且，在不经意间也流露出了一些对佛教不利的思想，这是作者疏忽了的。一向宽容待人，普度众生的佛教徒此时也袖手旁观、不伸出援助之手了，谁让他是与之为敌的道教徒呢！看来佛教普度众生是有前提条件和选择范围的。

4．儒佛结合

佛教与道教虽然经常你争我夺，但却都与儒家有着密切关系。印度佛教对于“孝”的概念不是十分重视，否则他们就不会抛妻弃子、远离父母，剃度出家当和尚了。但是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不得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人自古就“孝道为先”，“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早已深入人心。佛教既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那只能选择适应。“项县民姚牛”条就体现出了儒家传统与佛教相结合的情况。姚牛替父报仇，手刃仇人，这是孝的体现；官长感其至孝赦免了姚牛，这就更体现出作者对于孝的弘扬，认为孝比法大。虽然最后安排姚牛死去的父亲救了这位官长一命，又回到了宣传佛教善有善报的教义上，但它也确实体现出了儒佛结合的现实。

（二）艺术特色

1．有意为小说

王恒展先生在《已始“有意为小说”——〈幽明录〉散论》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幽明录》“汲取了史传文学的艺术特色，开始突破志怪类笔记小说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格局，开始在有意为小说方面有所探索，透露了文言小说由笔记小说向传奇发展的消息”[6]。翻开《西京杂记》《博物志》《搜神记》《幽明录》，这一路看过来，我们会明显发现《幽明录》的与众不同，其中有多条故事达到一千字之多，这在魏晋南北朝小说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故事中有诗般的意境，曲折、引人入胜的情节，形象鲜明的人物，不时还有诗歌穿插其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创作痕迹，尤其是“赵泰”和“刘晨阮肇”两条，更是得到了历代文人的赞赏。王恒展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幽明录》在艺术创作上的特色和价值，这是其他释氏辅教文学无法比拟的。

2．趣味性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主要功能就是娱乐群众，这在以诗歌为正统形式的古代更是如此。刘义庆虽然以虔诚、严肃的态度宣扬佛法，但他深知宣传佛法方式、手段的重要性，故事无疑是很好的宣传方式，而趣味性则是故事传播的最好方式。于是，刘义庆在创作《幽明录》时，也不忘经常搞笑一把，这应该算是早期的“轻松教学”了吧。“新死鬼”一条十分有趣。故事是说有一个新死鬼，形疲瘦顿，看见生前友人死了二十年还十分肥健，就问他怎样才能吃饱。朋友就告诉他要与人作怪，人害怕了，自然就给你食物了。新鬼先后找了两家人，但他们一个信佛一个信道，不仅什么吃的也没得到，还得替他们干活，累到筋疲力尽。最后找到了一个普通百姓家，由于人们看不见他，他便抱起庭中的白狗走来走去，以此吓唬人，果然其家见之大惊，新鬼如愿以偿。一个可爱、可笑的小鬼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鬼真是与众不同，与我们印象中恐怖、阴森、狡诈的鬼截然不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幽明录》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方面，从佛教与历史的角度说，它为我们呈现了佛教在刘宋时期的部分传播与发展情况，还原了当时社会的某些历史真实，我们感受到了刘义庆确实是一个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佛教徒，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希望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让我们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从文学角度出发，《幽明录》的出现对于丰富小说题材、创作手法，改变文人的创作观念等都具有重要贡献，可以说它直接开启了中国小说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