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人员创造性思索

导语：文学翻译人员创造性思索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随着译者主体性及其地位的提高，“创造性”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传统的翻译研究并不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因为它与文学翻译重要标准之一“忠实”相矛盾，这里，“忠实”通常被认为是原语文本（ST）与译语文本（TT）在语言形式和风格上的对等。近年来，随着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和学科的兴起，翻译与创造性写作之间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很多学者倾向于将翻译看成一种创造行为。一些学者甚至提出，目前的翻译研究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正在经历着“创造性转向”。与此同时，“忠实”也被放到了一边，被迫让路给“更为包容和更为现实”的“创造性叛逆”（沈明霞，2006：IV），但所谓的“创造性叛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ST的肆意修改。因此，“忠实”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并不太实用的翻译策略，只是一个幻影，“植根于‘翻译是理想状况下的简单语言转换’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之上”（同上）。笔者认为，忠实的翻译应当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应当从单纯地忠实于ST的语言要素转变为忠实于ST的内容和精神。

一、文学翻译中“创造性”的定义

“创造性”的定义有很多，例如，Duhrssen将“创造性”定义为“把知识和想法转换成一种新形式”（引自付瑛瑛25）。“创造性”来源于“创造”，《现代汉语词典》将“创造”定义为“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据此，翻译也可以被视作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因为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将译本创造了出来。在近来的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和学科的影响下，翻译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Beylard-Ozeroff在1998年出版的《翻译策略与创造性》（Translators’StrategiesandCreativity）一书中将“创造性”定义为用新的方式组织现有观点，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涉及到大量的创造性，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来将原语文本中的现有观点组织成译语文本。况且，如果将原文文本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译语文本就是解决的结果，相应地，翻译也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文学翻译中“创造性”的定义似乎比以上的定义要精确些。方梦之在其《译学词典》中指出，“创造性”就是译者的主体性。译者能自由选择原语文本，且不同的译者对同一原语文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从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的“创造性”体现在对原语文本的重新创造上，包括对文化的移植，意象的重现，语言形式的转换以及新词的确立。方梦之将这里的“重新创造”解释为“当原语语言和译语语言无法对等时译者运用非对等的方式来达到相似的效果”（方梦之2004：11）。这一解释将“对等”一词作为标准来判定这种重新创造是否合理或合适，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里的“对等”指的是语言上的对等。而且这一定义中，“重新创造”的目的是达到“相似的效果”，也就是说译者应当忠实于译语文本的功能，忠实于原文对原文读者的效果或译文对译文读者的效果。笔者赞同译者应当忠实于译文的功能这一观点，但是根据以上定义，还是很难确定译者该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发挥创造性，因为“对等”这一概念是有点模糊的。笔者认为，“重新创造”何时都适用，因为两种语言之间绝对的对等并不存在，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更是如此。方梦之先生的这一定义与PeterNewmark的观点有些类似。Newmark认为，翻译中碰到原文中有奇怪的比喻或者词汇空缺时等情况时，模仿起不到作用，这时就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他认为，“翻译时选择越多范围越广，则译者越要发挥更多的创造性”（Newmark，2006：9）。与上述定义相比，笔者更倾向于谢天振教授的定义。他把“创造性”定义为“译者运用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来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引自：董明：153）。以上的这些定义都印证了“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创造性”却和近来研究得非常多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一词有着很大不同。“创造性叛逆”由法国学者RobertEscarpit提出，指背叛了原文作者的一种特殊翻译行为，这种背叛给了原语文本作者及其作品新的生命。他认为，“创造性”是译者的主体行为，而“叛逆”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两者密不可分，任何概念只要被表达了就是被背叛了。受这一理论影响，一些学者甚至提出要把“忠实性”这一翻译标准赶下神坛。他们的理由很充分：1.由于意思的不确定性，“忠实”不可能实现；2.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导致翻译者均是背叛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忠实性”和“创造性”是一对天敌，两者之中必定需要一方妥协。

二、“创造性”VS“忠实性”

笔者认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排挤“忠实性”的理由。“创造性叛逆”其实是译介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其关注点“并不在译文是否忠实上”，“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曹明伦，2007：170）。谢天振教授在其2009年的一次讲座中也曾表示，“创造性叛逆”是对翻译中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并不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叛逆，而是让大家认识到翻译中存在不忠实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并不是要取消忠实，且在引入一些非忠实的概念以后，虽然或多或少颠覆了忠实，但这种颠覆不是彻底颠覆忠实，而是颠覆了“唯一”这个词，也就是说，忠实不再是翻译的唯一标准。谢教授还引用了cocacola的例子，认为如果仅忠实地进行翻译，那么今天就看不到“可口可乐”这样经典的妙译了。由此可见，谢教授虽然不排斥忠实（这一点从他对“创造性”所下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他认为“创造性”的目的是“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暗示着译者还是要努力忠实于原作），但是他认为有时候还是不忠实为好。笔者认为，虽然有时候经过了译者的主观努力造成了“叛逆”的后果，以至于使译作在语言形式甚至风格上对原作不那么忠实，但是如果译者忠实于译文的目的，这难道也不算是“忠实性”的体现吗？文学翻译中，译语文本的目的通常在于再现原语文本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应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之一。由此可见，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为一个根本而敏感的问题：译者应当忠实于什么？

三、译者应当忠实于什么

传统译论中，译者在文学翻译时应忠实于原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忠实于原文意思。然而原作的“意思”是很抽象的概念，不容易把握，所以出现了忠实于具体的词汇和语言结构的现象，以寻求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等。随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忠实不再是评价翻译的唯一标准。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取消忠实，认为“忠实性”是谬误，太理想化。显然，对于“忠实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对理解“创造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进一步影响着实际翻译过程中所要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就是说，在回答译者如何发挥创造性之前，我们有必要理清并解决“忠实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冲突。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努力研究过试图找出“忠实性”的对象，这也是翻译研究数百年来仍存在争议的敏感问题。在这些研究中，最有成果的要数当代法国学者AmparoHurtadoAlbir，他对于“忠实性”的理解似乎能很好地解决“忠实性”与“创造性”之间的矛盾。Albir认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当忠实于ST中的“意”（sens），而这个“意”是被包裹在语言外衣下的稳定的核心，要评价译文是否符合这种忠实性，则需要从三个方面的要素来考虑，即译者是否同时忠实于以下三个要素：原文文本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levouloirdire），译语语言，译文读者。然而，这三个要素本身就是动态的，且受译者能动性、历史性以及译语文本的功能的影响，“忠实性”中的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会随着不同的文本类型、文本目的、译语语言和原语文本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因素而变化。Albir的“忠实性”概念与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既然对于原文的忠实意味着忠于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sens，不是忠实于原文中的词和内容，那么译者可以在翻译时专注于发挥其创造性而无需紧盯着原文的语言形式。然而正如Albir的理论和“创造性”的定义中所暗示的那样，“创造性”又受制于原语文本，受制于译者本身，译语文本的目的，译语文本的读者和其他因素。

四、“忠实性”：对“创造性”来说是限制还是推动力

“创造性”的目的是为了忠于原文，忠实于译语语言和译文读者，译者在翻译中很难同时达到所有目标，“忠实性”确实对译者的“创造性”带来了诸多的限制。

“忠实性”也是译者“创造性”的推动力。其实，“创造性”通常伴随着诸多限制而出现。有更多的限制和挑战才让译者的创造性得以发挥。例如，中国古典诗歌很多都有着严格的平仄韵律，但也无法阻挡许多如许渊冲先生那样的译者翻译出优秀的作品来。因此，“限制也是‘创造性’的主要灵感来源”（姜倩等，2008：69）。正如Newmark指出的那样，“选择越多、越广泛，就越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创造性”（Newmark，2006：9）。由于文学翻译涉及到“语言层面的语言转换”，“文学层面的情感和意向表达”以及“文化层面的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这就让译者“像是戴着镣铐跳舞或者走钢丝”（王向远，2004：43），文学翻译者就是要在这些限制中寻求突破，获得自由。因此，“译者在克服和超越这些困难时就涉及到了创造性”（同上）。

五、结论

显然，“创造性”与“忠实性”并不冲突，相反，两者在理论上是紧密联系且可以和谐共存的。译者的创造性能使译文生动丰富，更忠实于原文的精神，但在实践中，这种创造性不是想发挥就能发挥的，而是受到译者自身的双语能力、对原作的理解、翻译的目的以及各种规范等因素的限制的。笔者主张在功能主义译论指导下有效发挥译者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