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文学英国形象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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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许多著名的作家、学者都曾经留学欧洲，其中在英国留学的不在少数，他们的作品也多或少留下了英国印象，比如徐志摩、老舍等人，对于其作品中的英国形象的探讨已经有若干文章见诸学界。钱锺书也是当时留学英国的一员，然而就笔者目见所及，目前还未发现有关钱锺书文学作品中英国形象研究的成果出现。单从数量上看，钱锺书著述不算太多，属于现代意义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很多，主要有长篇小说《围城》和中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以及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诗集《槐聚诗存》。如果不将其未完成而遗失不存的长篇小说《百合心》算入其中的话，这位米寿之年去世的学者、作家，其全部文学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完成，即他的文学作品基本都写在40岁之前。三联书店2001年开始陆续出版的《钱锺书集》，基本将钱氏的中文著作囊括殆尽，总计三百多万字，其中上述文学作品一共三十多万字。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涉及到英国形象的书写虽然比较零星，但也给予了读者一些重要的启示。钱锺书在作品中直接表达或者借助作品中人物之口表达了他的英国印象，笔者将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考察钱锺书笔下的英国形象。

一、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的英国人文意象

“所谓人文意象，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人的创造相关的物象。”[1]某些渗透着人类活动与创造的地名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文意象。作品中对某一个地方的记载次数较多的话，无疑可以断定这个地方给作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及影响。据笔者统计，牛津、剑桥、伦敦三个英国地名在钱锺书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多，具体统计见下表：钱锺书在文学作品中相对频繁地提到了牛津和剑桥，这可能和他留学牛津大学有关，因此作品中折射了他的校园记忆。谈到牛津时，钱锺书一般会提到剑桥，因为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的关系实在密切，渊源颇深。《围城》中，牛津与剑桥都出现了十次，其中九次是合起来出现的，即赵辛楣与方鸿渐在谈论导师制的时候，有九次谈到牛津和剑桥。于此，《围城》中的用语也是“牛津剑桥”或“牛津和剑桥”、“牛津或剑桥”，单独提到牛津或剑桥只是各有一次。总体而言，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牛津出现的次数比剑桥稍多。《槐聚诗存》中有三首以牛津入题的诗歌，分别是《牛津公园感秋》、《牛津春事》、《返牛津瑙伦园（NorhamGardens）旧赁寓》，这应是钱锺书留学牛津的见证。钱锺书在英国留学两年，伦敦又离牛津大学不远，所以文学作品中除了校园记忆外，也有着关于伦敦的印象琐记。由于钱锺书大部分时间喜欢待在校园里用功，可能去英国其他地方的次数就不会很多，从钱锺书笔下的牛津、剑桥、伦敦等英国人文意象，可以看出作品中以留学生身份涉及校园生活的零星记忆居多。

二、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的英国人

钱锺书在作品中间接刻画了一些英国人物的形象，这些形象较多来自作品中人物的口述，或通过人物的英国印象侧面体现，作者的直接叙述较少。这些英国人是白种人，时间观念强，举止文雅却又清高自负、以貌取人。另外，英国的文人还有爱教训人的习惯，英国高校里的师生关系也有着隔阂的一面。首先，关于英国人的外貌印象。《围城》开篇不久就间接记载了鲍小姐出场时的一个印象：“英国人看惯白皮肤，瞧见她暗而不黑的颜色、肥腻辛辣的引力，以为这是道地的东方美人。”[2]英国人是白种人，所以看惯了白皮肤，这是小说中关于英国人种的描述，兹不赘注。其次，英国人时间观念强。如《猫》中，袁友春评价陈侠君迟到时说：“大家说你这艺术家的习气是在法国拉丁区坐咖啡馆学来的，说法国人根本没有时间观念，所以‘时间即金钱’那句话还得向英文去借。”[3]再次，钱锺书小说中的英国人有生活中举止文雅的一面。如《围城》中张小姐对方鸿渐的评价：“张小姐不能饶恕方鸿渐看书时的微笑，干脆说：‘这人讨厌！你看他吃相多坏！全不像在外国住过的。他喝汤的时候，把面包去蘸！他吃铁排鸡，不用刀叉，把手拈了鸡腿起来咬！我全看在眼睛里。吓！这算什么礼貌？我们学校里教社交礼节的MissPrym瞧见了准会骂他猪猡相piggywiggy！’”[2]张小姐说方鸿渐吃相不文雅，“不像在外国住过的”。方鸿渐留学英法德，可以看出张小姐认为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国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比较文雅，当然，这也包括对英国人的印象。最后，钱锺书还记叙了英国人优越感强、清高自负、以貌取人的一面。如《猫》中傅聚卿对英国人的印象是：“他知道全世界以英国人最为眼高于顶，而爱迪生母校牛津大学的学生眼睛更高于高帽子顶，可以傲视帝皇。”[3]此外，英国人还善于以貌取人，如《围城》中间接记载了方鸿渐在英国留学没钱买皮衣的感受，当方鸿渐回国后，“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獭绒西装外套，新年廉价，只卖四百元。鸿渐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譬如在伦敦，男人穿皮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假使不像放印子钱的犹太人或打拳的黑人，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2]除了对英国国人普遍印象的记载之外，钱锺书还专门记叙了另一类人，即英国的知识分子。

钱锺书曾谈及英国文人爱教训人的习惯，他在散文《谈教训》中这样写道：“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实。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像安诺德、罗斯金、莫里斯（WilliamMorris），以及生存着的爱利恶德（T.S.Eliot）、墨瑞（J.M.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国例子。”[4]此外，钱锺书还用了较多的篇幅记述了英国高校师生关系中隔阂的一面，如《围城》中赵辛楣与方鸿渐谈论导师制的时候，就有如此评价：“英国的道德导师是有名无实的；……英国先生只跟学生同吃晚饭，并且分桌吃的，先生坐在台上吃，师生间隔膜得很。”[2]当然，牛津剑桥的学风也得到了钱锺书的赞誉，《围城》中的赵辛楣谈导师制时又说：“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杂志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2]为何钱锺书会特别关注英国人的这些特征呢？这无疑与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经历有关。钱锺书在留学的两年中，和英国人肯定有不少接触，因此对他们的性情也比较熟悉。这些作品中零星的英国人物印象，在英国国民形象中也较有代表性。关于英国文人爱教训人的习惯，钱锺书可能更多的是从文人生活中感知的，所以记叙的笔调也较为讽刺。同时，钱锺书在留学生活中，必然会更多地接触到英国师生，因此，作品中有较多篇幅谈及英国大学的导师制，这是他对英国人中某一群特殊团体的印象，实属有关留学生活的一种校园记忆。

三、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的英国文化

钱锺书留学牛津，学贯中西。著作中常常会夹杂着英文单词或句子，偶尔使用英文谚语或歇后语之类也得心应手，足见钱锺书对英国文化的熟悉。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的英国文化可以从钱锺书对英文的评价、作品中的英国文学接受、作品中英国人的婚姻观、作品中的英国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等几个方面来得出：

（一）作品中的英文认同

钱锺书在牛津大学时读的是英文系，他在文学创作中注意到英语与汉语表达的区别。钱锺书认为英语表达感情时比较直白妥当，没有汉语在表情达意上带有的那种令人不适感。关于这一点，《围城》中有记载：“那天晚上方鸿渐就把信稿子录出来，附在一封短信里，寄给唐小姐。他恨不能用英文写信，因为文言信的语气太生分，白话信的语气容易变成讨人厌的亲热；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地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剌眼肉麻。他深知自己写的其文富有黄国人言论自由和美国人宣言独立的精神，不受文法拘束的，不然真想仗外国文来跟唐小姐亲爱，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2]钱锺书还认为有时中文难以表达的意思，可以借助英文来表达。他在《围城》中讽刺张吉民时，记叙道：“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2]这些精辟的讽刺体现了钱锺书对英文的看法。英文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直白特点正是英国文化的一种体现。

（二）作品中的英国文学接受

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的英国文学接受是一个较大的论题，2010年的复旦大学博士论文许丽青的《钱锺书与英国文学》有过相关论述，本文无意于专门探讨。此处单从钱锺书的文学作品中偶尔出现英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名字来谈，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蒲伯、塞缪尔•约翰逊、柯勒律治、拜伦、雪莱、艾略特等都出现在钱锺书的文学作品中，应该说，钱锺书是受过这些作家的影响，如《猫》中提到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围城》也谈及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英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对钱锺书的影响颇大，关于这一点学界也有过探讨，兹不赘述。不过钱锺书在文学作品中提到的这些英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大部分只是提及而已，很少有具体的征引和论述。他似乎并没有较多地把对这些作家的接受直接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这可能与钱锺书的文学创作个性有关。

（三）作品中的英国人婚姻观

《围城》中最为人知的比喻就是把婚姻比喻成鸟笼、围城。褚慎明谈到罗素婚姻时说道：“关于Bertie（罗素的乳名）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2]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人的婚姻观。《围城》中也记载了法国人类似的婚姻观。这种婚姻观念，可以说是《围城》的亮点之一，小说借助这种鸟笼式或围城式的婚姻观揭示出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围城的境遇，全书的主题思想也得到升华。

（四）作品中的英国政治文化

政治也是文化的体现。钱锺书文学作品中偶尔提及英国政治，描述了英国政治自由民主与独裁的两面性，以及英国对中国的战争侵略。譬如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动乱年代的《围城》，这部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小说，自然离不开谈政治因素。钱锺书在开头即写道：“上船以后，中国学生打听出她领香港政府发给的‘大不列颠子民’护照，算不得中国国籍，不大去亲近她。”[2]此处对鲍小姐的态度点明了中国人对英籍华人的排外性。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英国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人对英国的情绪自然不会很好。英国政治上号称民主，却着有名不副实的一面。钱锺书在《猫》中借傅聚卿之口阐述了对英国媒体与政治的看法：“现代的舆论并非中国传统所谓清议。独裁国家里，政府的意旨统制报纸的舆论，绝不是报纸来左右政府。民治国家象英国罢，全国的报纸都操纵在一两个报阀的手里，这种报阀不是有头脑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过是靠报纸来发财和扩大势力的野心资本家，哪里会主持什么公道？”[3]政治话语权的掌握问题也是英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体现，此处足见英国民主政治与新闻媒体的紧密联系。又有《围城》中，赵辛楣在美国大学政治系学到的政治外交经验：“美国人办交涉请吃饭，一坐下去，菜还没上，就开门见山谈正经；欧洲人吃饭时只谈不相干的废话，到吃完饭喝咖啡，才言归正传。”[2]欧洲人饭桌上的政治外交经验，应该就包含英国政治文化。总的来说，英国政治文化在钱锺书的文学作品中也是零星可见。

（五）作品中的其他英国文化

钱锺书文学作品中还体现了英国的其他文化，如饮食习惯。《围城》中记载，“鸿渐道：‘外国菜里从来没有鸡鸭肫肝，我在伦敦看见成箱的鸡鸭肫肝贱得一文不值，人家买了给猫吃。’辛楣道：‘英国人吃东西远比不上美国人花色多。不过，外国人的吃胆总是太小，不敢冒险，不像我们中国人什么肉都敢吃。”[2]又如英国先进的医疗文化在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围城》开始记叙鲍小姐时，就介绍鲍小姐的未婚夫出钱让她去英国学产科。诸如此类的零星几笔，也勾勒了英国的一些生活文化。这种例子相对较多，不再胪列。

四、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的英国形象总述

综上所述，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的英国形象是零星散碎不成系统的，他似乎并没有试图在作品中构建英国的整体形象。也就是说，钱锺书虽然在作品中提到牛津、剑桥、伦敦等地名，有着对留学校园生活的一种记忆，也记载了英国国人的形象特点，有着对英国的文学接受及关于英国的婚姻观念、政治文化、饮食习惯等等的描述，但这些记载是零星散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钱锺书的文学观念及创作个性。钱锺书以学人自居，文学作品也是学者式的，他本无心在自己的作品中专门构建一个整体的英国形象。钱锺书的学者气质决定了他的新文学观念，他笔下的英国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都很少，不像徐志摩那样钟情于英国的某一处景观从而对其进行描写或吟诵，这同两人的性格气质迥异有关。徐志摩以诗歌名世，钱锺书以学者自居，这是文人之文和学者之文的差异。钱基博曾经给儿子钱锺书写信道：“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潜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5]学界论述过钱氏父子的新文学观较为相似，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就表现了对徐志摩新诗的不满论调，钱锺书也在《围城》中借董斜川之口间接表示了徐诗境界不高：“斜川停笔，手指拍着前额，像追思什么句子，又继续写，一面说：‘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

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2]钱锺书的《槐聚诗存》收录的都是古典旧体诗，抒发的也是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式的情感。钱锺书存世的著作中九成属于学术著作，只有一成算得上文学作品。另外，时代环境也使得钱锺书更倾心于学术而非文学，以至于在其后半生基本没有文学作品问世。钱锺书生前曾多次表示对自己的文学作品如《围城》等不太满意，其夫人杨绛于1997年也在《钱锺书集》的《序》中也表示“钱锺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6]因此笔者认为钱锺书本无心在自己的作品中专门构建一个整体的英国形象。钱锺书文学作品中缺乏那种徐志摩式的景观描写，所以作品中对英国地名的记载，如牛津、剑桥、伦敦等只是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并没有相关细致的描述。《槐聚诗存》中的《牛津公园感秋》、《牛津春事》、《返牛津瑙伦园（NorhamGardens）旧赁寓》三首诗，虽然以牛津入题，内容主旨却是中国古典式的伤秋感春及归乡之情，不像徐志摩诗歌中具有异国精神依恋之乡的感怀。对于这样一个本意无心构建英国整体印象的作家来说，读者当然无法在其文学作品中感受到更多的英国形象。第二，钱锺书在英国的实际生活环境。一个作家实际接触的某些地方较多，这些地方在作品中所出现的机率就会相对较多。据杨绛所言，钱锺书在1935到1937年的英国留学生活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刻苦学习上，想必足迹所至无非是牛津剑桥等高校或图书馆。钱锺书就曾戏译牛津大学图书馆为“饱蠹楼”，牛津图书馆图书向来不外借，想必这一“书虫”是找到了自己的欢喜之地。“来到牛津后钱锺书和杨绛把除了听课之外的其余时间全都花费在这里（指牛津大学图书馆）。”[5]“这里”是指牛津大学图书馆。杨绛谈到，钱锺书本来就不喜欢到处走动，“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惟独锺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这在锺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锺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7]足见钱锺书学习刻苦而无暇他顾，相对来说，这也使得钱锺书的记忆里缺少了对其他英国印象的存储，因此限制了钱锺书文学作品中整个英国形象的构建。所以说，从学者之笔的创作个性及其留学生涯的局限性来看，钱锺书无意也无法构建整个英国形象。

钱锺书先生已归道山十多年，虽然文学作品中的英国形象相对来说是不完整的，但从学者之笔的不经意书写中，读者仍然能感受到作品中有关英国的零星印象，这些散落的珠玑表现的正是钱锺书对于英国留学生活的回忆以及英国文化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