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创作因素与文学表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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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家的创作动因，古往今来，不少的哲学家、心理学家都有过多方探究。由于文学创作属于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促使作家从事创作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因而他们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正是因为作家创作动因的复杂性，文学的存在才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状态。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动机多少影响着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生存状态。因此，探寻作家初涉创作时的心路历程对其创作的影响不仅是我们深入解读和整体把握作家作品的内涵与独特价值的前提，而且借助它，我们还可以深入理解文学存在与文学发展之互动关系。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着从心理和外部因素两个层面对诺贝尔文学得主——非裔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创作动因予以探讨。

一、内在心理因素

一般认为，作家常常是怀着谋生的目的而进行创作的。莫里森不然。她步入文坛已近40岁。对于为什么会写小说，莫里森曾多次在访谈中提及。1978年，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谈到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我从未打算要当作家。我当时所在的地方没有人能交流，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谈。我想我当时很不愉快。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写作。”(Bakerman,1994:30)1983年，她再次提到了自己创作的原因：“我说过，《最蓝的眼睛》是在我心情沮丧时期过后创作的，但用‘孤独、沮丧、忧郁’之类的词来形容又过于直白。因为它们表现的是一种不同的心境对于其他人来说，表现这种心境最好的词就这几个。这种心境并不全是不愉快，完全是另一种心境。”(Ron,2000:13)1986年在接受访谈时，她对自己创作的动因又这样表白：“我有一种失落感，缺失感。1960-1970年代初期，事物发展太快了虽令人兴奋，但却让我感到缺少点什么。”(Russell,1988:45)这样看来，莫里森的创作动机并不是某种简单的意念，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心理因素。1962年莫里森加入了一个写作小组。按要求，写作小组成员每次聚会时必须朗诵自己的作品。在少年习作用完后，她开始从儿时的记忆中寻找新的写作思路。她想起小学时一位同学告诉她希望自己长有一双蓝眼睛的故事，于是将它写成了一个故事，这便是她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的雏形。至于是什么促使她在封存多年的儿时回忆中寻找所需要的故事，莫里森的说法有些轻描淡写，但浏览她的一些访谈，我们得知，她写短篇时，心中有一些不安，或许她已觉察到她与丈夫之间出了问题，因为她加入写作小组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结交一些朋友。(Ron,2000:11)或许小女孩向上帝祈求蓝眼睛无法兑现与她自己对婚姻幸福的渴望有着某种相似。当然，莫里森对童年记忆的挖掘不排除是一种情绪记忆的表现。从文学意义上讲，“作家的情绪记忆表现在他能记住自身的喜怒哀乐和情绪体验，特别是遇到相似的境遇，他的情绪体验会反复地重新浮现。”(刘恒,1990:236)这种记忆模式的表现更多地趋向于记忆的情感色彩，注重对记忆进行内在的情感转化。然而，当莫里森再次花时间和精力来写这个孩提时代的故事，并将之扩充为小说时，她应该是受“自内而发”的驱动，是她的“心声”或“情态”的一种表露。她写短篇的时间是1962年，可再次提笔却是1965年。严格地说，从1965至1969年，莫里森一直在写这个故事，此时据最初的故事已过去了好几年，期间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故。1964年，莫里森结束了六年婚姻生活，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家洛雷恩镇(Lorain)居住。年末，她调入蓝登书屋出版公司纽约总部，担任教科书的编辑，搬至雪城(Syracuse)。

在雪城两年多的日子里，她没有朋友，也没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唯有三件事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她雇了一个白人保姆；第二，因邻居骂她是“荡妇”，她花了两万美元打官司(起诉、撤诉)；第三，写作。(Ron,2000:16)对于一名36岁的离异的职业女性来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都市生活，期间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仅因为邻居的出言不逊，她便要法庭相见，可见其内心受伤的程度。晚上，当孩子们入睡之后，她才进入属于自己的时间，静下心来写作。回顾自己离婚后的生活，莫里森写道：“好像什么都没有剩下，除了我的想象。我没有意志、没有判断、没有观点、没有权力、没有自信、没有自我——只有这种讽刺、忧郁的残酷感受和对词的敬畏。我就像个有着不良习性的人那样地写作。背地里地、情不自禁地、偷偷摸摸地写作。”(Mortiz,1979:265)从莫里森的自述中，可以发现，如果说莫里森之前写故事是一种情绪记忆的话，那么此时的写作应该是在一种“自内而发”的动力驱使下进行的。用她之所以能自发地、情不自禁地进行创作是因为“小说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他们正在探索，正在渴望的东西。小说展示了人们的梦想而又超越了人们的梦想，小说为人们的想象打开了新的天地。”(阿米斯,1987:91)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创作，莫里森是通过整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与社会历史的感受，以黑人女性的独特视角进行写作的。这样一种视角，显然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作为黑人，她能以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的体验去贴近创作，因而她能由内向外，探讨一些白人作家难以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黑人女性，她又能写出被黑人男性作家所忽略的主题或艺术表:现形式。实际上，在莫里森之前，有影响力的黑人男性作家，如，赖特(RichardWright)、埃利森(RalphEllison)、鲍德温(JamesBaldwin)，他们关注的只是充满男性意识的种族冲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为在种族歧视和经济压迫下的黑人男性。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王守仁,2004:19)对此，基尔帕特里克博士曾评述说，“男性作家基本没有或主要为妇女写作，或在选择材料、主题与语言时没有意识到要考虑女性的批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位女作家都在为男人写作，哪怕像维吉尼亚•伍尔夫那样本来为妇女写作的人也是如此。”(Kilpatrick,1998:10)莫里森也因此发出感叹：“没有关于我的书，在我读的文学作品中我根本不存在这个人，这个女人，这个黑人根本没有自我。”(Russell,1988:45)莫里森虽语出惊人，有些夸张，但实属事实。

每一个莫里森的研究者都会发现，她的早期创作与其个人的经历之间形成某种对应性的精神结构。从作家的生活来看，第一部作品《最蓝的眼睛》中故事正好对应莫里森读小学的童年时期，那时的作者恰好和作品中的叙述者年纪相仿。同时，故事展开的时间也基本与她生活跨越的年代一致，特别3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作家精神成长的时期。尽管她的第二部小说《秀拉》并没有直接指向她的生活，但小说的背景还是她熟悉的俄亥俄，探究的主题依然是黑人女性自我的追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她本人正处于发现自我，建构自我的时期不无关系。关于莫里森早期作品中个人生活的影子，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她的艺术积累有关，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对内心的苦闷宣泄式的表达。在后期创作中，如《宠儿》、《天堂》、《爱》和《仁慈》莫里森已从对当代黑人文化、生活、情爱的关注转而对黑人历史的发掘，在批判主流文化对黑人的歧视、戕害的同时，她也在反思黑人的历史和黑人自身存在的问题。相对于后期创作，莫里森的早期作品虽在创作的主题和艺术上没有后期作品视野的宽阔、叙事艺术的圆熟以及思想的深广，但都毫无例外地是从她内心深处流出来的音符。所以，无论是她的早期创作，还是她后来的“创作向内转”，我们都可以从她创作的内驱力找到根源。可见，推动莫里森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因对其日后的创作状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在题材的选取以及艺术个性的构建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那么，莫里森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创作呢？“我都喜欢它们（写作、教学和编书），但是没有它（写作）我就无法生活，只有写作。我想，即使所有出版人都消失了，无论如何我都会写作，因为它是我无法克制的冲动。写作，以这种方式思考。”(Taylor-Guthrie,1994:23-24)显而易见，创作在莫里森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是一种思考方式。换言之，诱发莫里森创作动因，除了个人的心理因素外，还有十分重要的外部原因，即那个推动她思考的20世纪60、70年代。

二、外在因素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个暴风骤雨般的年代”。这一时期，美国曾爆发过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新左派运动、反主流文化一系列社会抗议活动，其宗旨在于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平等权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改变历史的法律，如民权法案、选举权法、移民法、战争授权法案等。但是，这些运动或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毕竟自由主义民主政府的承诺与社会现实存在很大差距，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新左派运动批判了美国整个制度，在自由主义铁幕上打开了一道难以弥合的缺口，反主流文化运动则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致使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一个幻想破灭、愤怒和恐惧的年代。”(林克,1983:345)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员，尤其是作为黑人、女性，莫里森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时代的变化。虽然，她的青年时代基本上与黑人民权运动同步，她还经历了女权主义运动，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她直接参加这些运动的文字材料，然而，这并不表明莫里森与这些运动就没有联系，她对此没有思考。据苏珊•布雷克(SusanBlake)的研究，莫里森在1974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书评和时事评论多达28篇。(Blake,1984:188-190)莫里森没有卷入这些运动的原因，或许是她的第二个儿子刚刚出世，需要照顾。事实上，莫里森对取消种族隔离和女权主义运动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她充分认识到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服务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了取消隔离对于黑人意味着什么，即黑人不会再有好的学校、好的教育，因为仅仅将黑人和白人混合在一起是解决不了黑人问题的。(Lester,1988:51)她意识到，“当每扇参与白人社会的大门都敞开时，则意味着另一扇通向黑人文化之门面临闭合的危险。”(Russell,1988:45)应该说，莫里森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反映了她对黑人文化身份的自觉思考，以及她对此的重视态度。

60年代后期，黑人民权运动开始从非暴力斗争走向黑人权利运动(BlackPowerMovement)，提出了“黑色即美”的政治口号，莫里森这样评论道：“即使最美好的事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就这一运动的收获和目标而论，它的结果是完美的，可是，没有人察觉到，没有人告诉我，它过于容易。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口号：‘黑色即美’。在这个国家中，当一个黑人小女孩并不那么容易。”(Taylor-Guthrie,1994:199)莫里森认为，在审美标准中，采用“黑色”置换“白色”，这种做法过于简单，无法抵抗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话语，同时也在无意中重复了白人文化价值观与审美取向。莫里森阐述了其理由：“年轻人喜欢这个口号——美，人体美，对他们很重要(正如在学校“受欢迎”对他们很重要一样)。毕竟，他们在玛里琳，美国小姐以及法国小姐的影响下长大。年纪大的人也喜欢这个口号，因为它仿佛把他们从令人烦躁的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但是总体而言，白人喜欢这个口号，因为终于有人大声说出他们一直努力隐藏的问题：这证明他们对非白人有无可抗拒的魅力。”(Morrison,1974:88)显然，莫里森对这一影响巨大的政治口号提出了质疑。当然，这一口号的提出有助于黑人的自我肯定，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在黑人中间建立起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如果黑人追随白人的价值，他们显然却没有出路的。可以说，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是对黑人权利运动的反思与回应。她通过一个黑人小女孩渴求只有白人才可能拥有的蓝眼睛的荒唐行为反映了“身体美”这一充满了种族歧视含义的观念对黑人的贻害无穷，同时还强调“由于一种文化企图不恰当地将自身价值强加于另一种文化而产生真理的颠倒。”(Christian,1980:2)1971年莫里森发表了《黑人妇女对妇女解放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她亮出了自己的声音，表明对白人女性主义运动的不信任：“黑人妇女是怎么认为妇女解放的?是不信任。认为它是白人的，所以也就是可疑的。尽管黑人世界的解放运动一直是白人女权主义的催化剂。黑人妇女不想再被别人利用来获得权力——种小心谨慎地把她们排除在外的权力。她们观察着白人妇女，把她们看作敌人——因为她们知道种族偏见不仅仅局限于白人男性当中。因为“妇女解放给人的早期印象是个精英组织，由关注阶级(大部分妇女在专业领域工作)的中上层妇女构成，不关心绝大部分黑人妇女的问题。”(Morrison,1971:18)在莫里森看来，由精英知识分子领导的白人女性主义运动忽略了边缘妇女的声音和存在，因而不值得信任。同时她还借黑人女性艾达•刘易斯(IdaLewis)的话，强调了女性主义运动应考虑种族的因素，不能用“女性”身份囊括所有的差异个体：“但是如果我们谈到解放运动的话，作为黑人妇女，我会从黑人的角度看待我的责任，而黑人妇女的责任是继续与黑人男性一道为黑人的解放与自决并肩战斗。白人的权力不是用来保护我们黑人妇女的。我们也无法简单地把自己看成美国妇女，因为我们是黑人妇女，因此，我们一定要有效地处理黑人社区的事务。”(Morrison,1971:19)莫里森认为，黑人妇女虽在争取黑人权力方面与黑人男性有着共同的追求，但与黑人男性又存在分歧。黑人男性一直把他们在外面遭受的屈辱发泄在家里。由于了解黑人男性在社会上的处境与地位，黑人妻子们默默忍受了他们的无名怒火，但她们也经常反抗，并没有真正成为男性的奴隶。与男性相比，黑人妇女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正是因为黑人女性无所依靠，他们创造了自己，因而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人格与前所未有的自尊。在一定意义上，《秀拉》的创作是对白人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超越。“像当代小说中其他黑人女性一样，秀拉没有政治意识，从来没有把她寻求自我的奋斗和黑人女性的集体苦难联系在一起。”(Moore-Gilbert,1997:223)她独自发动了一场颠覆男权世界的战争，不顾社会的唾弃狂热地追求性自由，但最终却成了白人强势文化下“性解放”的牺牲品。通过秀拉的悲剧，莫里森旨在表明：黑人女性的自我价值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的民族文化之中，女性在追求自我独立、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应和黑人的民族文化传统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李喜芬,2005:83)1977年，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Smith)在《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TowardaBlackFeministCriticism)一文中指出，《秀拉》是一部充满复杂性的文本，只有新的理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才能阐释它。(Smith,2000:167)由此看来，莫里森的创作对黑人女性文学、黑人文化发展起着十分的重要的作用。

此外，黑人女性文学的市场需求也是促使莫里森创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黑人民权运动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黑人学的兴起，有关黑人历史、文化的书籍受到读者的重视，这也是当时出版公司招聘黑人编辑的原因。然而，1960年代末，当莫里森开始创作时，只有少得可怜的黑人女性作家的书出版。1959年，仅波勒•米歇尔(PauleMarshall)发表了小说《褐姑娘，褐砖房》(BrownGirl，Brownstones,1959)，洛林•汉斯贝里(LorraineHansberry)创作的剧本《日光下的葡萄干》(ARaisinintheSun,1959)在百老汇上演，反映黑人女性经历的书在图书市场上更是少见。像杰茜•福赛特(JessieFauset)、佐拉•尼尔•赫斯顿(ZolaNealeHurston)、安•佩特里(AnnPetry)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大部分已经绝版。新一代作家，如玛雅•安吉罗(MayaAngelou)、罗莎•盖伊(RosaGuy)、艾丽丝•沃克(AliceWalker)又还在创作中。所以说，书写黑人自己的作品不排除也是莫里森创作的动机之一。

三、小结

从我们对莫里森的创作动机阐释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创作动因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动机）分成由低到高多个层级，并认为，社会的人首先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等生存的基本需要，然后才能依次满足安全感、归属感、爱和被爱感以及成就感。实质上，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它是由几个或者全部的基本需要同时促成的，因为由一种动机引起的创作是难以长久，难以持续终生的。我们还必须看到，文学创作的动机与文学存在的状态也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关涉文学的发展。当然，如果作家放弃了时代精神与思考，缺乏崇高感和使命感，那么，文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