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文学话语多元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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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英语作为使用最广的世界通用语，由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当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资深教授卡曲儒（B．B．Kachru）。“接触文学”（ContactLiterature）这一概念最早便由卡曲儒提出，它指非本族语作家创作的英语文学。显而易见，它从“语言接触”（LanguageContact）引申而来。众所周知，当不同语言交际者密切接触时，各种语言的语音、句法、语义等都会随着频繁的接触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非常具有社会语言学的意义，引起了语言间的相互融合，激发了语言的创作力，但更多的是形成了语言的杂合。同理，当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作家用某种相同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时，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有可能带有多元语言和文化的烙印，带有使用者本土化的特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卡曲儒在研究印度小说家、哲学家RajaRao创作的英语小说Kanthapura时发现，当一个印度作家用英语讲述发生在印度、有关印度人的故事时，RajaRao使用了语义转借（calque）、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等手段把印度南方村落的语言传统融入到英语语言中（Kachru1987：125－140）。因而，当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便会有一种陌生的体验。它既不完全是英语的，也不完全是印度语的。它是印度语言和文化与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杂合。于是卡曲儒指出：“在本族语的语境里使用非本族语语言，可以更好地展现新的主题、人物和环境。这就好比将语言的语义和符号潜势重新定义，让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部分。这种尝试赋予了英语新的非洲或亚洲的认同感，使得接触文学的话语获得了额外的意义维度。而这一维度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依然是模糊的、神秘的”（Kachru1982／1992：316）。事实上，接触文学话语是研究英语变体特征的最好素材。首先，因为文学本身可以让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拥有最为广阔的创造空间。其次，接触文学话语必然涉及不止一种语言和文化。多元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会引起人们对诸如身份、语言、文化等认同问题的思考。我是谁？我应该说哪种语言？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本文作者开始对中国作家的英文作品发生兴趣。这些中国作家都有很好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背景，接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长期教育和熏陶，但他们都能用英文写作，有些甚至移居国外。根据Zhang（2002）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有20多位双语作家的44部作品畅销英美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比较流行的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MomentsinPeking1941）、叶君健的《山村》（TheMountainVillage1936）、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DestinationChungking1942）和《生死恋》（AMany－SplendouredThing1952）等。20世纪90年代后，比较知名的有张戎（JungChang）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Swan1991）、哈金（HaJin）的《在池塘里》（InthePond1998）、《等待》（Waiting1999）和《新娘》（TheBridegroom2000）等。本文主要选取张戎和哈金的小说作为语料，分析接触文学话语中的多元文化认同。分析基于两个假设：首先，由于这些作者本身带有对中国本土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热爱感，并以此为写作源泉，因而其创作产生的英语语言文学就具有明显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认同感。其次，由于两种认同感（在语境中汉语化和英语化）的激烈碰撞，作者在挣扎、斗争中把握平衡。

2．主要语料

2．1张戎的《鸿》

《鸿》于1991年在伦敦首次发表，赢得了当年的NCR奖及1993年的英国年度图书奖。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以中国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三代中国女人（外祖母、母亲和我）的故事。这三代人见证了清王朝覆灭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小说揭示了三代中国女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命运遭遇。外祖母出生于1909年，经历了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期。她曾是军阀时期一名将军的小妾。将军死后，嫁给了一位医生。外祖母就是当时中国女人的典型代表。母亲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嫁给了一位当地的共产党干部，经历了战争和后来共产党政治运动的种种事件。小说中的“我”出生于1952年，经历和见证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曾当过红卫兵、赤脚医生、工人和大学生。后来，飞往英国，成为了“鸿”。三代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但对于爱的渴求、美的追求和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读小说《鸿》时，我们不仅为她们的故事所感动，同时，我们的心灵也会被这些历史所触动。

2．2哈金的《在池塘里》和《等待》

《在池塘里》主要描写一个业余画家和书法家邵宾的艰难生活。邵宾在一家装潢店工作。单位为了取悦某些领导，擅自将邵宾申请的住房转让给领导的亲戚。邵宾非常不满，开始画漫画讽刺当地领导的腐败。这些漫画最后在《北京日报》发表。邵宾于是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等待》讲述的是一位叫林孔的军医近二十年间的感情故事。林孔受父母之命，娶了没有文化但很贤惠的妻子淑玉。由于两地分居，夫妻感情平淡。林孔后来爱上了护士吴曼娜，决心与淑玉离婚，但淑玉不同意。根据军队里的规定，如果分居满18年，婚姻可以自动解除。一年又一年，离婚不能实现，爱情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

3．分析

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小说的人物或主题，而是那些故事发生时的汉语语境如何在英语小说中得以表达。中国的双语作家又是如何将英语本土化、把语篇策略很好地用来解决作家的语言和文化冲突与平衡问题。换句话说，这些作品中汉语语言与文化的认同吸引学者去做认真的探讨。在《鸿》中随处可见赋予中国语言与文化意蕴的例子。快速浏览所有章节中的28个标题，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例如Three－InchGoldenLilies（三寸金莲）、TalkingaboutLove（谈恋爱）、WhenaManGetsPower，EvenHisChickensandDogsRisetoHeaven（一人得道，鸡犬升天）、FatherisClose，MotherisClose，butNeitherisasCloseasChairmanMao（爹亲娘亲，不如亲）、WhereThereisaWilltoCondemn，ThereisEvidence（欲加之罪，何患无辞）、GivingCharcoalinSnow（雪中送炭）、ThoughtReformThroughLabour（劳动改造思想）、TheMoreBooksYouRead，theMoreStupidYouBecome（读书越多越反动）等标题，都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上述表达有很明显的翻译痕迹，是从汉语转借到英语中。按照主题，它们可以粗略地分为四类。第一，对社会现象的描述，比如“三寸金莲”、“爹亲娘亲，不如亲”。前者指旧社会妇女裹成三寸长的小脚，当时被认为是最美的脚型，颇受男人喜爱。后者指中国人对的崇敬和膜拜。第二，日常口语，如“谈恋爱”。第三，俗语和典故，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雪中送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四，政治性的话语，如“劳动改造思想”、“读书越多越反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多元文化认同在语言上体现为语境的本土化、话语策略的本土化和话语修辞的本土化等方面。限于篇幅，我们只从语境和话语策略两个方面来分析接触文学话语作家如何处理本族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接触文学话语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和语言魅力。

3．1语境本土化

有双语背景的中国作家在用英语创作时需要非常注意语言的环境和角色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小说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通常是中国的，因此，作家必须把英语的结构和话语移植到中文环境和中国文化中来。这绝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叙述技巧或语言搭配的差异，而是历史文化预设与传统预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Kachru1987：131）。语境的本土化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人名、地名、物名和政治术语。

3．2话语策略本土化

本土化的话语策略是接触文学话语的明显特征（Kachru1987）。它们体现在表达主动帮忙、请求、关心等建立社会人际关系的言语行为、称呼语和诅咒语当中。

言语在社会互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根据Mali－nowski所说，在最初的使用当中，言语只是人类协同完成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个链结，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言语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反思的工具（Hudson2000：109）。后来英国哲学家Austin和他的追随者Searle、Schiffrin等主张言语不仅是行为方式，有些时候，言语可以使行为发生。因此，就有了言语行为这个概念（Austin1962，Searle1969，Schiffrin1994）。根据Austin的观点，人类交际的基本元素不是个人的言词或句子，而是通过说出来的言词和句子所表现的言语行为。此外，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言语由一系列的规则控制，就像语法和词汇组成了语言。我们把这些规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来学习”（Hudson2000：112）。想要很好地表达言语行为，人们需要经过努力，学会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怎么说。此外，这是件关乎面子的事。通过在社会互动中保留其他人的面子来保留自己的面子。从根本上来说，言语是社会符号的标志。这样一来，接触文学话语所涉及的言语行为就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语言不是本族的，但精神却是。那么小说中的人物该如何演绎自己的话语呢？他们会遵循中国的言语行为准则吗？抑或将言语行为融入到英语准则中去？无论如何，他们的言语目的总是由英语实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好回答，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影响着作者对语言表达的取舍。事实上，作者总是处于两难境地。在语料中，我们发现本土化的言语行为非常普遍，它使故事中的人物变得生动，也为英语增添了来自另一语言和文化的新鲜味道。比如：（17）‘Eldersister，Iwasgivenbackmylifebyyourfamily．Ifyoueverneedanything，anythingatall，allyouhavetodoissaythewordanditwillbedone．’（117）例（17）反映了中国的社会规则，即知恩图报。外婆和夏医生曾经在绞刑架下救了韩尘一命，把他藏在老房子里三个月，照顾他直到康复。韩尘如今是国民党情报局的高级军官，回来报答外婆的救命之恩。如果我们用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的话，例（17）是个命令（说话者试图让听话者做出某个特殊动作），而不是表达情感（说话者针对命题表达真诚的态度，例如，表示感谢）。首先，使用第一人称“我”作为主语或主题表明说话者强调的是“我”，暗指“我”现在有能力来报答你曾经的救命之恩了。那句说明过去事情的“被字句”经常可以省略，因为它是已知信息。其次，第二人称“你”的使用以及“你所要做的”那种命令口气使这句话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命令而不是表达谢意或者想要帮忙。然而，如果我们将此言语行为放回到上下文中，再将说话者的社会职位和中国官员说话的习惯加以考虑，那么这种语气的偏差就可以理解了。中国人认为官员说话的方式就是粗鲁、放肆，这表明他的慷慨大方。因此，这样的话语完全不会得罪听话者。事实上，韩尘后来确实帮外婆一家做了几件事情。作者选择第一人称“我”作为主题刚好符合一个高级军官的社会地位，也增强了他言语行为的力度。（18）—‘Eatandrestwell，’hesaid．‘Don’tforgettoreturnthepottothemesssquadtomorrowmorning．’—‘Wewon’t，’saidoneofthem．—‘DoctorKong，whydon’tyoueatwithus？’NurseShenasked．—‘Yes，eatwithus．’afewvoicessaidinunison．—‘Well，Iatealready．’（Ha1999：41）1966年的冬天，林孔的医院举行了一次野营训练。一个月来，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员工在乡野跋涉了四百英里，驻扎在村庄和小镇上。那天，由于长途跋涉，护士们的脚上起了水泡，林孔来帮忙。他从炊事班给她们拿来了晚饭，让她们吃好休息好。例（18）就是林孔和护士们的对话。整个交谈过程中，话轮不停转换使得对话能够自如地进行。首先，林孔挑开话题让她们吃完饭并好好休息以示他对同志的关心。接着他提醒她们吃完后别忘了把罐子送回炊事班。作为一个男医生，也作为野营训练中的强者，林孔有责任照顾好筋疲力尽的护士们，他的话语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对于他的关心，护士们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谢谢你，林医生”或者“非常感谢”，而是“我们不会忘的”。这是对他的提醒所作的回答，也就是第一轮话里的后一部分。在第三轮话里，一个护士邀请他一起用餐。英语里使用反问句向别人提出邀请暗示说话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在汉语里却未必如此。事实上，几天的野营训练拉近了林孔和护士们的距离。况且，林喜欢的女人曼娜也和那些护士们在一起。在第四轮话里，其他几个护士响应了第一个护士的邀请。同样，此处也没有诸如“请”这样表示礼貌和严肃态度的标记语。最后一轮话中，林孔因为恐惧流言蜚语以及领导的批评而对护士们撒谎说自己已经吃过晚饭了，以此来拒绝她们的邀请。通过这种逐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与英语规则相背离的趣事。首先，有关礼貌的标记语，如“请、谢谢”被省略了。其次，揭示说话者之间关系程度的反问句容易误导读者。再者，强者更有发言权的规则被推翻。对于这些准则背离可以用中国式言语行为规则在英语中的迁移来解释。第一，在日常话语中，中国人不像说英语的人那么经常使用“请、谢谢”。太多的礼貌用语被认为是一种狂妄自负的表现。第二，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因此，只要话题不与政治相关，人们日常说话并不怎么注重措词。第三，虽然林孔的军衔较高，但他是个温和且十分沉默的人。而且，那时的已婚男子不该单独和年轻女子说太多的话，所以他在谈话时具有更小的发言权也是可以理解的。

4．讨论：多元文化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共存的现象非常普遍。为此，上个世纪4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一词，并在50年代后迅速在加拿大流行。就其词义而言，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多民族、多文化和多语言的特征。所谓认同（identity）指的是对身份的认定，是对“自我”和“他者”的评价和认可。全球化加剧了全球性的身份认同危机，一种丧失自我确认标准、不知所措的分裂感和迷茫感正困扰着各种文化。英语的全球本土化现象使英语拥有了多元文化的身份。最近，马来西亚教育部门颁布了一项关于英语标准的规定，要求从2011年开始在中小学教授标准的英国英语。此项规定在中小学教师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调查，大部分教师认为他们不能胜任教授标准的英国英语，因为他们既不认为自己能说标准的英国英语，也不认为在马来西亚有必要说标准的英国英语。当被问及他们平时说的是什么英语的时候，老师们宣称自己说的是“正常的英语”（NormalEnglish），是一种他们自己感觉满意的、有马来西亚本土特征的英语。标准的英国英语是一种殖民者的语言。从情感上来说，马来西亚人更愿意说带有本土特征的英语。当然，该国教育部之所以推出这样的规定，恐怕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过于本土化的马来西亚英语会影响国际交流，甚至影响该国的形象。然而，新加坡的一位外交官曾经非常自豪地宣称：“……当一个人在国外，不管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火车或飞机上听到另一个人在说话时，马上可以听出他是来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我希望自己在国外说话时，我的同胞能够非常容易地辨认出我是一个新加坡人”（转引自Tongue1974：7－8）。由此可见，语言是一张名片，可以透露一个人的身份。接触文学话语的发出者在运用非母语进行创作时，既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同时也要兼顾自己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诉求。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运用语境、话语策略本土化来认同并且彰显作者及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本族语文化。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者有意识地通过详细讲解有关中国的一切，让那些对中国文化陌生的读者了解、理解并认同中国文化。如：（33）ThefifteenthnightoftheeighthmoonoftheChineseyearwastheMid－AutumnFestival，thefestivaloffamilyunion．Onthatnightmygrandmotherwouldplaceatablewithmelons，roundcakes，andbunsoutsideinthemoonlight，inaccordancewiththecustom．ThereasonthisdatewasthefestivaloffamilyunionisthattheChinesewordfor‘union’（yuan）isthesameasthatfor‘round’or‘unbroken’；thefullautumnmoonwassupposedtolookespecially，splendidlyroundatthistime．（97）除此之外，接触文学的作家会有意识地走近读者，用英语的文化来表达或类比中国的人和事。如：（34）DengXiaoping，whowasfromSichuan，came，asdidMarshalHoLung，afamousRobinHoodfigurewhohadbeenoneofthefoundersoftheRedArmy，andwasaclosefriendofDeng’s．（304）（35）TeahousesareasimportanttotheSichuaneseaspubsaretotheBritish．（384）RobinHood是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尽管用他来类比将军并不十分妥当，但作者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搭起桥梁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若借用翻译领域中“归化”和“异化”的术语来表述的话，接触文学作家努力走向读者的“归化”策略能使他赢得读者，使作品畅销；走向自我和小说人物的“异化”策略会使他的作品很独特。但他仍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太多的归化会牺牲自我的认同，太多的异化则会失去读者的认同。

5．结语

大量的实例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一、由于作者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背景，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讲述的是中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因此，该文学话语体现着作者本民族的价值和文化认同取向。二、由于该文学作品的主要阅读者是英语读者，因此，作者的汉语语言和文化认同与英语语言文化认同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这是一种话语权利和文化认同的较量。成功的作品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我们认为平衡的基础就是多元文化的认同，即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和理解。附：从师感言曾经听人说过，智慧的头脑加上一颗童心就是完美。在我眼里，胡老师就是这么一个完美的人。他的智慧，他的学术成就，不用我这个晚辈赘述。但他的童心和幽默时常让他周围的人觉得轻松和快乐。记得十年前我刚入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时，老师恰好在美国休假。他委托北师大的学长，也是北师大的老师田贵森教授，照看我与叶起昌同学。那时，我对老师的印象仅限于在以往参加学术会议时的简单交谈。当他与师母从美国回来后邀请起昌与我去他家吃饭时，我心里对老师还是怀着敬畏的心情。第一次到老师家吃饭，老师的话并不多。但他也询问了一些家常，并了解了我们的学习计划。在随后的学习日子里，我们时常要到老师的家里请教问题，讨论博士论文的写作。每一次，师母都为我们准备好点心和水果。讨论之余，我们总是毫不客气地享用美食。这时的老师通常只是象征性地尝一尝，并不多吃。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老师不能多吃甜食，就劝老师多吃一点。老师会看着师母说“师母不让我吃啊！”眼神中似乎有些委屈。我们听了，敬畏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仿佛眼前坐着的就是如父亲般的亲人。

胡老师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当老师的生日、同学的开题、答辩时，所有在北京的胡老师的学生就会聚在一起。这样的聚会非常轻松。它不仅是联络感情的好机会，更是相互学习的场所。老师多次在这样的聚会上说：“你们是同学，要相亲相爱。”老师的一句“相亲相爱”让我这个后学者受益匪浅。在我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的学长田贵森、刘世生、杨永林、彭宣维、程晓堂，学姐高一虹、李战子、高彦梅、范文芳，学妹唐丽萍、柴秀娟等都曾经给我无私的帮助，让我终生难忘。2004年，胡老师的《认知隐喻学》付梓。在前言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答辩后学生在窗外唱歌跳舞谈情说爱，导师在窗内埋头读书。”说的是学姐范文芳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把所有有关隐喻研究的资料和书籍都搬到了老师的家里，让老师“继续好好学习”。这是一颗怎样年轻而俏皮的心啊！我们不仅为老师常青的学术成就而折服，更为他不耻下问、提携后学、永不服老的心态而动容。很多时候，当圣诞节或元旦来临时，我的贺卡还没有寄出，老师的贺卡已然在我的邮箱里了。2008年我收到了老师自己制作的《我们俩的2008》电子相册。相册记录了老师和师母在2008年的足迹。相册制作得非常精美，并配有音乐。你全然想不到这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语言学家所制作的。2002年，老师七十大寿。当时在北大，严肃的学术讨论会结束后有个小型的生日聚会。我们准备了蛋糕和生日蜡烛，并为老师准备了孩子们过生日时常戴的纸帽子。老师开心地戴上了帽子，幸福地吹灭了蜡烛，并为在场的人切分蛋糕。高一虹学姐还为老师跳了一支舞“北风那个吹……”。那个欢乐的场面如今还记忆犹新。特别让人难以忘怀的是老师灿烂如孩子般的笑容。时光荏苒。今年还将在北大庆祝老师的八十寿诞。我相信老师的笑容还将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灿烂，那样的年轻，因为在我的心里，老师永远是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