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非洲文学发展与现状思索

导语：20世纪非洲文学发展与现状思索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20世纪初，非洲已全部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英、德、法、意、比、葡和西班牙直接或间接地对非洲大陆实行殖民统治，非洲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场所，原有的文化、经济形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非洲失去了旧世界，但并没有获得新世界，而是沦为奴役和贫困之中。面对列强的殖民入侵，在世纪初非洲人民就展开了捍卫土地、反抗压迫剥削和维护民族原有信仰的斗争。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标志着非洲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随后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由北非肇始，逐渐在整个非洲展开。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非洲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剧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掠夺和争夺，也促使非洲人民独立解放意识的加强，由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倡导的“泛非主义”发展成非洲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思潮。“非洲由非洲人统治”、“非洲各族联合起来”成为非洲知识精英追求的目标，1919—1945年五次召开泛非代表大会，期间涌现出马库斯•加维、夸梅•恩克鲁玛、乔莫•肯雅塔和彼得•亚伯拉罕等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独立、自由的呼声响彻非洲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①到60年代末，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独立，宣告了世界殖民体系瓦解。独立中和独立后的非洲各民族加强团结与合作，1958—1961年初，先后三次召开全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加强非洲团结与实现非洲统一的决议”;1963年，31个非洲独立国家领导人集会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立“非洲统一组织”，讨论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非洲各国满怀激情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经济结构畸形，生产力水平低，至今仍是最为落后贫困的大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冲突和遗留的社会问题，致使非洲长期动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民族独立和发展为创作宗旨”的民族主义文学是20世纪黑非洲地区文学的主潮，在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和发展的现实中，民族主义文学是其发展主线。阿尔及利亚思想家弗兰茨•法侬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将被殖民地知识分子、作家的心路历程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被殖民的知识分子证明他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的作品一点一点地附和宗主国中相对应的人的作品。受的影响是欧洲的，且能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作品归属于宗主国文学的一个确定的流派。这是全部吸收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被殖民者动摇了并决定回忆……由于被殖民者并不加入其人民之中，由于它同人民保持外部联系，它只限于回忆。一些童年时代的旧插曲重新又从他的记忆深处勾起，一些古老传说参照一种借来的美学和在它无意下发现的世界观加以重新诠释。”“最后在第三个阶段，所谓战斗时期，被殖民者在试图消失于人民中，同人民一起消失之后，相反地即将震撼人民。他不是促使人民更加迟钝，而是转变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文学、革命文学、民族文学。在这个阶段，此前从未想到搞文学作品的大批的男人和女人，现在既然处于特殊的环境，在监狱里，在游击队里，或是即将被处决，他们感到需要说说自己的民族，组成表达人民的句子，成为一个新的行动事实的代言人。”［1］法侬的描述用来梳理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地区民族独立前的文学发展是非常确切的。殖民体系解体后，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已经达成，黑非洲地区面临民族国家建设发展的重任，文学主题也转向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殖民统治文化后果的审视。我们顺着法侬的思路，将黑非洲地区20世纪文学的发展分四个阶段叙述。

一、模仿阶段(最初的20年)

这一阶段的黑非洲文学有两点很突出:一是对长期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二是模仿殖民宗主国文学，在借鉴中逐步摆脱殖民话语。黑非洲有着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史诗)、格言谚语、动物寓言等。20世纪初叶，教会和黑非洲刚刚掌握了语言的本土知识分子开始对口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先后出版了一批神话传说故事集，如塞内加尔的《阿马杜库姆巴的故事》、象牙海岸的《非洲的传说》、喀麦隆的《在美丽的星空下》、乍得的《在乍得的星空下》、加蓬的《加蓬故事集》、尼日尔的《尼日尔的故事和传说》、毛里求斯的《毛里求斯民间创作》以及《一个非洲悲剧》、《非洲民间故事集》、《黑人文集》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早期作品反映了人们渴望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意愿及劝善惩恶、以弱抗暴的精神，有的口头民间文学还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如广泛流传于非洲地区的关于海神、雷神、火神、蛇神等神话传说故事，不但想象丰富，而且表现优美，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而东非关于帕特、蒙巴萨、基瓦尔等国的传说，西非关于创立马里帝国的松迪亚塔国王历史的史诗，虽有虚构成分，但体现了一定历史依据，经整理可成为重要历史资料。这种口头文学的整理，对保存、传播、繁荣非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也显示了非洲对民族文学的呼唤。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展开，非洲民间文学内容突出爱祖国、争自由、歌颂民族英雄的主题。如几内亚关于阿尔玛美•萨摩利•杜尔在19世纪末叶领导武装队伍同法国殖民主义者英勇斗争故事的传说，以及其他一些反对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英雄的诗篇传说，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具有强大生命力。这时期，黑非洲出现了第一批本土作家，由于没有本土书面文学传统可资借鉴，早期的黑非洲文学主要处在对欧洲文学的模仿阶段，在教会影响下，文学作品多以道德说教为主。比如莱索托的埃米里特•塞戈伊特的小说《富贵如云烟》，莫福洛的小说《东方旅行者》、《皮特森林》，南非作家奥里芙•旭莱纳的《马绍纳兰的骑兵彼得•海尔凯特》、《人与人之间》等，这些作品将基督教道德观念理想化，力图将非洲价值观念与欧洲基督教融合，表现违德者历经磨难的情节。但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唤起了黑非洲人民对殖民统治者的反抗精神，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刺激了这一地区文学的发展。刚刚形成的黑非洲文学很快从对殖民宗主国文学的借鉴中表出现了摆脱附属地位的尝试。安哥拉文学的“精神之父”若阿金•狄亚斯•科尔德罗•达•马塔在19世纪末就提出“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学”的口号，主张在安哥拉复兴非洲文化，提高非洲语言的地位。一些作家开始努力在作品中嵌入本地的背景，在借鉴、拿来、挪用宗主国文学话语和技巧的同时，试图离开殖民界定，寻找自己的叙述方式。最早的黑非洲的英语作家是加纳的约瑟夫•凯瑟利—海福德，他创作的《解放的埃塞俄比亚》将非洲土著文化与殖民文化加以艺术的对照，表现了作者的宗教观、政治观和教育理想。

二、回忆阶段(20世纪20—40年代)

在这一阶段里，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侵略和文化渗透，努力寻求非洲的文化之根，在对非洲本土文化发掘、肯定的基础上，确立民族的尊严和自豪感。许多作家诗人的创作，处于一种“回忆”状态:回忆民族的过去，回忆民族的文化，在回忆中把握民族鲜活的脉搏，与之一起跳动。这主要体现为这一时期的“黑人性”运动，一场主张从非洲传统生活中吸取灵感和主题，展示黑人的光荣历史和精神力量，维护“黑皮肤”的尊严，反抗民族压迫和歧视，表达对祖国、家园的挚爱的文化和文学运动。在“黑人性”运动精神鼓动下，一大批作家自发地在创作中体现“黑人性”思想。“黑人性”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塞内加尔诗人大卫•狄奥普在长诗《非洲我的母亲》中写下了“非洲/我的非洲，你美丽的黑色血液在田野上流淌”这样广为传颂的诗句。利比里亚诗人罗兰•德普斯特尔在《这就是非洲?》中将非洲称做“骄傲的、美丽的、充满了智慧的”母亲，深信倍受苦难的非洲母亲终将获得自由。象牙海岸诗人达蒂耶在《我皮肤的颜色》中宣称“不，我皮肤的黑色———/这不是灾难的标志”。他的《擦去眼泪》一诗告慰非洲母亲，她的孩子们在“经历了一无所获的流浪”之后，“穿过惊雷暴雨”即将归来，他们的心灵向着美丽的非洲母亲敞开。加纳诗人马依克尔•德依—亚纳克在《非洲，你向哪里去?》中称非洲为“我的祖国”，在对比中，诗人呼吁回归黑非洲的传统才是黑非洲的出路。尼日利亚的加布里埃尔•奥卡拉的《钢琴与羊皮鼓》也显示了同样的思想:他以钢琴象征西方现代文化，以羊皮鼓象征黑非洲传统文化，羊皮古敲响的“神秘节奏，短促，纯净/恰似流血的肉体，诉说骚动的青春和生命的起源”，使“我的热血沸腾”，而钢琴发出的“啜泣声”，弹奏出“泪痕斑斑的协奏曲”，让人陷入“复杂的迷宫”，两相对比，诗人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赞美跃然纸上。此外，西非的著名诗人有加纳的阿马托、戴－阿南、布莱，尼日利亚有奥萨吉贝等。阿马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作品反映非洲人民在殖民主义桎梏下的苦难，谴责殖民主义以及非洲傀儡国王;戴－阿南的诗集《非洲倔强的诗篇》歌颂非洲的古老文化，憧憬美好的未来;布莱和奥萨吉贝的诗歌都表达了西非进步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愿望。斯瓦西里语诗人阿•贾马尔迪尼的长诗《马及马及之战》以1905至1907年坦噶尼喀人民的抗德武装起义为题材，描写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和反抗精神。南非祖鲁族诗人维拉卡泽在诗集《祖鲁人之歌》和《苍穹》中，经常出现祖鲁族神灵的形象和祖鲁族领袖的名字，大量采用民间用语和民间艺术形象，以此对抗殖民者的所谓“传播文化使命”，对殖民主义的工具嗤之以鼻。“黑人性”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后来成为独立后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的桑戈尔。作为“黑人性”运动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桑戈尔将诗歌当作了体现“黑人性”思想的媒介。桑戈尔的诗集《阴影之歌》和《黑色的祭品》，把欧洲文明和非洲风俗作了对比，表现出他对祖国的热爱。他非常注重非洲的历史传统，他的戏剧长诗《沙卡》，赞美了19世纪上半叶祖鲁人的著名领袖沙卡统一了分散的部族。他编辑的《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标志着“黑人性”诗歌创作的高潮。这一阶段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也主要从非洲历史传统中选取题材，在历史和传统的回顾中连接民族文化的血脉。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属于葡萄牙血统，但是生长在安哥拉。他从20世纪30年代陆续发表了剧本《纳拉》，小说和故事集《悲伤的夜晚》、《没有出路的人》、《疾风和其他的故事》、《卡兰加》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部落社会的生活，带有神话和传奇色彩，着重描写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之前数百年安哥拉的历史面貌。塞内加尔的马西拉•迪奥普的《无家可归的人:一部关于塞内加尔姑娘的小说》、乌•索•狄奥普的《卡利姆:一部塞内加尔小说》都是这类性质的作品。贝宁作家保罗•阿苏姆的长篇历史小说《朵吉西米》，颂扬古代非洲王国的伟大和光荣，作品以19世纪上半叶的达荷美王国为背景，讲述王子朵吉西米悲剧性的恋爱故事，作品中的欧洲人是黑人嘲笑的对象。“这部小说反映了历史现实，不失为有关这个最后王国文化知识的宝库。阿苏姆在恢复非洲作家对他们传统文化的兴趣方面，具有先驱者的重要地位”［2］。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非洲戏剧同样体现了“黑人性”文学精神。1936年，象牙海岸学生演出《桑维人国王阿斯米安•达伊莱》，几内亚学生演出《萨莫里与佩罗船长在比桑杜古会见》，1937年上演的剧目有《芒德尼人的婚姻》(几内亚)、《迪埃盖的诡计》(马里)等，这些剧作表现了非洲的历史、习俗和民间传说。“黑人性”诗人、作家们极力歌颂非洲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从传统的生活、风俗、神话和祭仪中汲取灵感和题材，“以年轻的非洲对抗老迈的欧洲，以轻快的抒情对抗沉闷的推理，以高视阔步的自然对抗沉闷压抑的逻辑”［3］280，显示了与欧洲文化的整体对抗。应该说，“黑人性”运动在20世纪30—50年代对于激发黑人内部的民族意识，改变外部对黑非洲黑人的态度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黑人性”运动越来越受到黑人理论家和作家的批判，人们认为“黑人性”忽视社会的发展，将人们的目光引向过去，无助于现实和未来，法侬在《论民族文化》中指出:“依附于传统或复活失去的传统不仅意味着与当前的历史相对抗，而且意味着对抗自己的人民。”［3］284索因卡也对“黑人性”文学的狭隘提出批评，他指出:“黑人文化自豪感使自己陷入被动，虽然它的口音是刺耳的，句法是夸张的，战略是富于进攻性的———黑人文化自豪感仍然处在对于人及其社会分析的欧洲中心论设定的机构之中，并试图用这些外化了的概念重新定义非洲及其社会。”［4］

三、战斗阶段(20世纪50—60年代)

这一阶段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黑非洲国家大都在这一时期获得独立。众多黑非洲的作家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将文学当作鼓舞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武器。这时的现代作家已经养成了面向大众言说的习惯，他们在作品中控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者的暴行，讴歌独立，忠实地记录黑非洲人民的经历的苦难和现实斗争，积极探索非洲的出路。这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黑非洲的现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体裁方面，这一时期黑非洲现代文学的成就以小说最为突出，诗歌和戏剧也取得一定成就。这时期，有大量作品表现了黑非洲人民遭受的苦难、他们的现实斗争以及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安哥拉作家罗安迪尼奥•维埃拉的小说集《罗安达》揭露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统治，曾获得安哥拉文学奖和葡萄牙作家协会的文学奖。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利马的小说《自由的种子》直言不讳地揭露殖民主义统治。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西翁奥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了“小说三部曲”(《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这三部长篇小说以肯尼亚最大部族———吉库尤族的生活为背景，通过各种人物的描写，反映了肯尼亚人民反殖斗争的历史，三部曲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反殖斗争的历史画卷，是对肯尼亚历史的回顾。莫桑比克的路易斯•贝尔纳多•洪瓦纳的《我们打死赖皮狗》、尼日利亚的西普里安•埃克文西的《自由之夜》、喀麦隆的班雅曼•马蒂普的《非洲，我们不了解你》等作品都是表现这一题材的杰作。塑造觉醒者形象是这一时期黑非洲文学的重要主题，该类题材通过描写被压迫的非洲人如何摆脱殖民者向他们灌输的种种观念走向觉醒之路的过程对殖民者进行尖锐的批判。喀麦隆作家费丁南•奥约诺的第一篇小说《童仆的一生》的主人公杜弟当初怀着感恩的思想，崇拜收留了自己的白人神甫，白人神甫死去后，他当上了白人司令官的仆人，曾经一度引以为自豪，但后来发现了司令的老婆与人通奸，为了遮掩丑事，司令及其夫人诬陷他偷窃，将他投入监狱，遭受毒打和苦役，他最终觉醒了，逃了出来，但很快因伤重而死。奥约诺的第二部小说《老黑人与奖章》也表现了相同的主题，老黑人麦卡以两个儿子为法国殖民者卖命，死于前线的代价获得殖民当局授予的一枚勋章，麦卡以此为荣，但就在受勋当夜，麦卡因误入白人居住区而被捕入狱，遭受毒打，他至此方才醒悟，开始拒绝欧洲文明，重新寻求获得原来的非洲人人格。杜弟和麦卡的觉醒标志着黑非洲人民对殖民者的幻想的破灭。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还有乌斯曼的小说《神的儿女》、达迪耶的《克兰比埃》等。觉醒了的非洲人民对殖民统治予以坚决的反抗，喀麦隆作家班雅曼•马蒂普于1956年发表了《非洲，我们不了解你》，小说描写第二次大战前夕非洲青年一代对殖民政策强烈的愤恨。塞内加尔作家桑贝内•乌斯曼的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写一个非洲青年知识分子为建立“合作农场”所作的英勇斗争;《神的儿女》描绘1947至1948年达喀尔铁路大罢工事件。诗歌创作中，反帝反殖、歌颂独立解放是时代的最强音。安哥拉政治家、诗人阿戈什蒂纽•内图的作品有《阿戈什蒂纽•内图诗四首》、《诗集》。他的诗富有战斗性，号召人们反抗殖民主义。象牙海岸作家贝尔纳•达迪耶著有诗集《昂然挺立的非洲》、《时日的交替》和《五洲的人们》，他的诗号召非洲人民团结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扎伊尔诗人马尔蒂亚尔•辛达的诗集《第一首出发的歌》表达了非洲青年愤怒的声音，其中《锄头之歌》用民谣的形式写成，非洲的锄头成了苦难深重的农民的象征。马里作家马马杜•戈洛戈的《我的心是个火山》、《非洲的风暴》等都是战斗性较强的诗篇。喀麦隆诗人埃邦雅•永多的诗集《喀麦隆!喀麦隆!》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和民族自豪感。马达加斯加诗人雅克•拉贝马南雅拉的长诗《朗巴》和《解毒剂》，反映了马达加斯加人民争取自由的史诗般的斗争。东非诗人阿姆里•阿贝德在《阿姆里诗选》中深沉地唱出了殖民时代人民遭受的苦难，有力地控诉了殖民主义者的罪行。

非洲揭露殖民主义的戏剧，主要是历史剧，比较重要的有马里作家塞杜•巴迪昂的五幕剧《沙卡之死》。作者以19世纪祖鲁族的领袖沙卡作为战斗的非洲的象征。塞内加尔作家谢克•恩达奥的《阿尔布里的流亡》，写国王阿尔布里在法国人入侵时流亡国外，以联合其他苏丹，共同抗击侵略者。象牙海岸贝尔纳•达迪耶的《刚果的贝雅特里齐》以欧洲人初次侵犯非洲的历史为背景，描写女主人公贝雅特里齐宣传反抗，被活活烧死的故事。象牙海岸作家夏尔•诺康也写出了悲壮的历史剧《阿布拉哈•波库，或一个伟大的非洲女人》。几内亚尼亚奈的《西卡索》写国王巴•奔巴在他的城堡西卡索沦陷时自杀的悲剧，号召非洲人团结起来抵御侵略者。

四、后殖民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绝大部分已经独立，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已降到了次要地位，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非洲作家所描写的主要的不是非洲的传统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而是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的现实社会问题，大多反映民族国家是建设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饥饿、疾病、不公正、部族纷争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或反思殖民统治的文化后果，或批评其社会弊端。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认为，“编造自己过去的神话”和“文化对立”是“逃避糟糕的现实”。塞内加尔作家戴维德•迪奥普说，发现“独立的太阳(非洲作家阿马杜•库鲁玛小说的名字)正失去它的光芒”，“自由也使得胜利的果实慢慢地变得酸苦”。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西翁奥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肯尼亚独立以后少数黑人上层分子怎样窃取了广大人民群众得来的胜利果实，他认为，最肥沃的土地不过是从白人手中转到少数黑人上层分子手中而已。的确，独立前，黑非洲的民族知识分子凭借民众对民族的忠诚，动员起了反抗的力量。但许多独立后上台执政的民族资本家和民族知识分子却将政权作为为自己及某个集团谋利的工具，政治上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道德堕落，民众在摆脱了外部殖民之后，又陷入了内部殖民的痛苦。文学界也相应地出现一股以揭示新的剥削、批判现实黑暗为基本主题的文学潮流。加纳小说家艾伊•桂•阿尔马在独立后开始创作的西非青年一代作家中最负盛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好的人尚未诞生》，描写独立后加纳一个小公务员的苦闷，出版后引起国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议论。他的才华获得一致的肯定，而他对独立后新社会阴暗面的无情揭露却遭到不少非洲作家的批评。他接着又写了长篇小说《碎片》、《为什么我们这样有福气》、《两千个季节》、《医生》等。他的作品简练而富于诗意，往往有着情节之外的深刻含义，对殖民统治造成非洲土著部族的分裂加以审视，强调团结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前提。尼日利亚老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了“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以史诗般的笔触展现黑非洲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客观地描述了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黑非洲软弱无力的抵抗和迅速瓦解的过程以及独立后残酷的社会现实。其中的《人民公仆》描写独立后尼日利亚的政治黑暗现象。之后他又创作了诗集《当心啊，我的心灵的兄弟》，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及其他》，论文集《创世日的黎明》、《尼日利亚的不幸》和长篇小说《荒原蚁丘》。这些作品冷静地描述尼日利亚独立后政局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荒原蚁丘》将背景放在一个虚构的西非国家，但反映的是军事独裁、言论控制、权利腐蚀人性的非洲社会政治生活现状。2002年，因为他是“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2007年他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文学奖;好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是非洲文学史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阿契贝的同胞本•奥克利的《鲜花和阴影》、《内部景观》、《圣殿中的意外事件》、《晚钟声中的新星》、《饥饿的路》、《非洲挽歌》、《迷魂之歌》、《神灵为之惊异》、《危险的爱》等，她的创作往往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尼日利亚的部族分裂、政治动荡的现实。代表作《饥饿之路》则“以探究约鲁巴神话底蕴为手段，创造出一个关于非洲和整个现代世界民主危机的政治预言”［5］。

塞内加尔老作家桑贝内•乌斯曼在20世纪70年表了批判暴发户和一夫多妻制等不良习俗的《哈拉》，80年代创作了无情揭露政客高高在上玩弄权术的《帝国最后一人》。乌斯曼的作品反映了非洲社会现实，实践他“为活人和劳动者服务”的文学理念。喀麦隆作家梅杜•姆沃莫的小说《阿非利加巴阿村》，对现代非洲城市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做了尖锐的批判。象牙海岸作家夏尔•诺康的叙事诗体小说《暴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与独裁者冲突的具有强大精神力量和魄力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马里作家扬博•乌奥洛冈的小说《暴力的责任》，描绘一个虚构的非洲王国近千年来持续受到的剥削和暴行。几内亚作家阿辽纳•方图雷的小说《回归线》，描述了一次政变，表达了作者消除政治混乱的愿望。南非196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执政当局采取严酷的种族隔离政策，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和民族歧视，一直是南非文学的重要主题，众多的黑人作家和白人作家都投身于追求种族平等的事业。南非最受欢迎的阿非利肯语作家安德烈•布林克则因为他的作品中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抗议而屡屡遭到禁止;黑人作家的阿莱克斯•拉•古玛则从个人亲身经历出发，在作品中坚定地反对南非政权，表现南非有色人种的非人的生活现实;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的创作始终坚持将公共生活空间与私人生活空间结合在一起，反对种族隔离，她的众多小说如《利文斯通的伙伴们》、《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尊贵的客人》、《伯格的女儿》、《我儿子的故事》等都表现了种族隔离政策对人们个人生活的影响以及给南非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荷兰裔作家库切的《昏暗的国度》、《铁器时代》等作品直接描写种族剥削主题，表现有良知的白人的一种道德上的耻感。库切的另外一些作品则突破作为南非文学主流的社会现实主义，从另一个角度颠覆殖民话语，《福》、《在国家的中心》、《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等作品试图从话语层次上表达白人对非洲土著居民的压抑，并对主奴关系进行解构。从整体上看，非洲地区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在世界文坛崛起。产生了一比世界著名的作家，索因卡、戈迪默、库切分别获得1986年、1991年和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像阿契贝、奥克利等这样的优秀作家。以他们为代表的黑非洲文学完成了民族传统和现代表现艺术的融合，步入世界文学的先进水平的行列。五、20世纪非洲文学的基本特征纵观20世纪非洲文学，表现出几个非常突出的特征。第一，口头文学资源丰富，并对作家创作产生深刻影响。非洲有着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口头文学丰富多彩，种类繁多，有谚语、格言、寓言、诗歌和各种民间故事等。非洲的一些部族有被称为“格里奥特”的行吟诗人，创作和传播基于民族史实的长篇叙事诗———史诗，西方学者把非洲史诗分为“中非史诗、猎人传统与史诗、索宁克传统、松迪亚塔与曼顿传统、赛格与巴马拿史诗、福拉传统和近百年来形成的传统”七大板块［6］。

20世纪一些民族知识分子对口头文学作过不少搜集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一批神话传说故事集和史诗。这些口头作品具有丰富的想象、深刻的寓意、幽默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强烈的节奏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黑人性”运动和复兴民族文化的时代精神感召下，传统的口头文学成为民族文化的精神宝库，也是20世纪非洲文学的重要资源，许多非洲诗人、作家深受其影响，从中吸取灵感和借鉴艺术表现手法。如尼日尼亚的图图奥拉、索因卡，塞内加尔的比拉戈•狄奥普，几内亚的古•塔•尼亚奈等人的创作。第二，反对殖民主义、焕发民族精神、歌颂非洲文化、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主旋律。20世纪非洲文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非洲作家从传统中挖掘可贵的资源，激发民族文化自豪感，表现黑非洲人民由于殖民统治带来的苦难，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剥削。他们热情地讴歌民族英雄，赞美英雄主义情怀。他们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谴责民族分裂，主张民族团结。他们以文学为载体探索民族的出路，通过个人的觉醒来象征整个民族的觉醒。20世纪非洲作家大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他们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文学直接表现出对现实的参与和干预。恩古吉在他的众多文章中，坚持“所谓笔在它的领域中能发挥枪杆子的作用:一出戏可能具有一个手榴弹的爆炸力”，写作必须“选择营垒”［7］。阿契贝认为，非洲文学应有益于非洲，非洲作家应该投身到当前的重大社会政治斗争中去。索因卡认为黑非洲艺术家的作用在于“记录他所在社会的经验与道德风尚，充当他所处时代的先见的代言人”［8］。戈迪默宣称自己的人生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作家的角色，另一个是为南非自由而奋斗的角色。她的文学创作关注社会政治现实，“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9］。第三，发展的迅速性和跳跃性，即努力克服自己的落后状态，充分利用当代世界文学的成果和经验，很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黑非洲大多数国家或民族的书面文学产生较晚，一般是在19世纪以后。至今发现的东非斯瓦希里语第一批书面文学的手稿，其创作时间大概是18世纪30年代。黑非洲书面文学的全面繁荣开始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高潮。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黑非洲文学的跳跃性发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中，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促进文学飞跃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民族的觉醒，不仅推动了黑非洲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深人发展，而且在文学领域掀起了维护黑非洲民族文化的运动。此外，黑非洲文学的飞速发展亦与黑非洲作家在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取西方文学的营养不无关系。非洲被西方长期殖民的历史，使非洲与西方社会保持着联系。非洲的作家往往能以世界性眼光审视非洲的现实，发现这块土地上的最具个性的特质，在艺术表现上既不拘泥于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也不生吞活剥西方文学的程式，而是去粗取精，自辟蹊径，他们以独创的精神产品丰富了当代世界的文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