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传播目的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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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年)中将传播的功能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和传递遗产;传播者及时收集和提供坏境信息,联络、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使人们了解、掌握并有效适应;实现协调统一,并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将经验、思想、观念、智慧、知识、风俗等社会遗产代代相传。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信息的选择、解释和评价将人们的视线集中于某些特定事件,伴随有解释、提示、说播的娱乐功能:一半以上的大众传播内容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提供娱乐,例如传播中的文学、艺术、消遣性、游戏的内容。施拉姆把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文化遗产传承归入传播的政治功能;将社会控制、规范传递、娱乐等归入传播的一般社会功能;把通过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制订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市场,开创经济行为看作是传播的经济功能。在另外的观点中,一般的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的功能大体可以概括为获得情报、社会化、动力、辩论和讨论、教育、发展文化、娱乐和一体化等几方面。这些观点和理论对于我们探索分析和归纳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与功能,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说,文化或文学传播都是持续公开地提供大量社会讯息,如古代中央政府的乐府之传播诗歌。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化传播担负着社会调适和平衡心理的功能:宣泄人们的不满情绪,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另外,文化传播还是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这样,正如有学者所说:文化传播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我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它们不仅激发并娱悦我们的感官,而且通过改变我们所使用的传感设备的比例,确实在改变我们的性格。文学传播是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或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具体表现。这样,从功能的角度看,文学传播也体现出一般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娱乐功能、经济功能以及教育功能,只是它表现得更为细致和具体,因此,文学传播的功能有时又更具体地体现为传播目的,所以探讨文学传播的功能和目的有时是放在一起的。另外,文学传播一般被划分为原创文学的传播与已存文学的传播,所以文学传播的目的也主要是从这两类文学中进行考察与归纳。本文更侧重对原创文学传播目的与功能的分析。

一、抒情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较早解释为什么进行文学传播的理论。该理论意在说明:诗歌形式的文学作为一种特定载体进行信息传送,其目的在于传播作者的“志”。“诗言志”一般也被理解为抒情言志。在这里,“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多方面、多层次内容。因此,抒情言志也就有以下多方面、多层次的含义。一是传播作家的人生志向与境界情怀,就是文学作家通过个人创作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以及思想情怀。比如屈原《离骚》所传达的“人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脩以为常”;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所感慨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杜甫《望岳》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这样的文学传播,司马迁有过很好的概括:“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二是表达作家自己的孤独、惆怅、寂寞、思念。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表达的是思念和寂寞;李白的《将进酒》表达的是惆怅和迷茫;王之焕《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表达的是绵绵乡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则表达对自然永恒而人生有限的忧虑与豁达。三是表达爱情。爱情是文学的古老主题;文学作为传播爱情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几乎与人类的文明史同步。因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在传递爱情方面,逐渐体现出表达方面的曲折性、含糊性、想象性和隐晦性。于是在传媒还不是很发达的古代,文学就成为爱情表达的最佳方式。在文学传播史上,曲折、隐晦、含蓄地表达爱情的作品数不胜数。宋代刘永的词作《雨霖铃》、元代白朴的爱情散曲,以及清代的《红楼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四是传播自己的愤怒与批判意识。这方面的作品也可以举出许多,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在“世途黑暗,公道不彰”的时代背景下,谴责科举考试的考官无能,以表达自己屡试不第的愤怒;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通过对捕蛇者三代的惨痛经历来斥责沉重的赋敛制度。五是传播自己的理想。蔡邕的《述行赋》、张衡的《归田赋》表达自己的超脱尘世、远离乱世的志向;南北朝时期的吴筠、唐朝的李白、孟浩然的作品也有一些是表现这种隐逸之想的;明朝袁中道的《游居芾录》亦如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表达作者的为官、为人志向;《西厢记》表达作者王实甫爱情理想和人生价值观念;《牡丹亭》传播作者汤显祖的爱意志和价值取向;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则表达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最后,也是更突出的一个方面是抒豁怀抱。此功能下被传播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抒情小赋,及小说。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很早就表现出一种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对此,唐人韩愈在其《送孟东野序》里将自然界的和古代社会的不平而鸣的现象作了纵向的归纳,并揭示出不平而鸣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而存在的事实,明确指出:人在遭遇不公引起愤怒或不满的情绪时,作为情绪的主体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总是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方法来将这一情绪发泄出来,用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和情绪稳定[5]。其实,早在汉代,司马迁就发表过类似的见解:很多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著作都是痛苦灵魂的呼叫,是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的控诉。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一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恰好是以抒豁怀抱为目的的文学传播。在先秦至六朝文学史上曾形成过一个源远流长的咏怀传统,而在传播学意义上,因为这个传统所造成的文学创作都是以抒豁怀抱为传播目的的作品,大略统计写作这种作品的作家,可以从先秦大批士人起算,再到东汉张衡、蔡邕、赵壹,以及魏晋时的三曹、七子、阮籍、嵇康,直到明代小说家周清源、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列出一个系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小说抒豁怀抱的情况。在古代中国,抒愤豁怀往往是诗人所为,但我们在小说史上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这主要体现在明初传奇小说作家群落中。其时以瞿佑、李昌祺为代表的这一群落,他们的“风情丽逸”性格和“感离抚遇心怦怦”的命运遭际所引发的激荡情怀,在明初那个理学氛围浓郁的时代里只好借助小说来表现。当然在这个系列中还包括着一部分士人之间的通信往还。

二、干预政治

首先我们看文学传播的政治考察目的,在这个目的下,被传播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尽管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形式是神话,但作为自觉创作且含有明确主体意识的文学体裁却是诗,主要是周朝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这类文学产生后,统治者逐渐发现这些民歌可以表征国家政治的盛衰,即所谓的“治世之音安而乐,亡国之音哀而衰。”这样,统治者就可以通过其时民歌来“观民风,察得失。”于是为了考察他们的政治情况,统治阶层便开始有目的地收集民歌,并“比其音乐,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的做法,在周朝123是政府派“行人振木铎以求诗”,或用一些年老无子之人充之;汉朝而后,则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所设的“乐府”机构来进行采集、编纂和演唱。汉乐府、南北朝乐府作为文学形式,却都是与政治考察有关措施的产物。统治者对民歌的此种采集和编排,以及在政府高层和更大范围内演唱,其干预政治的效果更为突出。以干预政治为目的而被传播的文学更多的是古代臣僚、文人所写的诗赋文章。周朝统治者在注意通过民歌考察自己政治情况外,还鼓励公卿大夫献诗,其时称为“赋诗言志”,于是许多居庙堂之高的官僚就写了不少诗,对时政提出意见和批评,并传到最高统治者那里。此一传统发展到汉朝,就嬗变为以大赋来歌功颂德。当时许多士人利用大赋对政治进行赞扬或稍作批评,这也就是后来所谓“劝百讽一”的大赋传统;这一传统再被发扬就表现为后来的以诗歌或文章指摘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至唐代则出现了白居易和柳宗元。前者以发动和领导“新乐府诗”运动而著称,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之创作动机指导下,写了不少像《秦中吟》一类“使权要者扼腕”的政治讽喻诗;后者则主要将外任地方官时的所见所闻发为干预时政的文章。以干预政治为目的而实现文学传播的另一表现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所涌现出的士阶层,他们面对当时激烈动荡的时代和期待改革的社会,产生了许多政治主张和改革社会的理想,为了使这些社会改革意见被某些诸侯国所信用,士们便或著书立说,或周游列国,以文章和说辞来干预国家政治,而其时的文章和说辞,便是广义的文学。以上的例证说明干预国家政治作为文学传播的目的与功能,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归纳一下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传达政治意见和建议,表达社会批判意识或社会理想,维护统治。

三、淳风化俗教育

首先指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是一种有组织的公共文学传播活动。传播文学是教育活动的内容和目的之一,这是和社会化有关的一项功能。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学环境中接受文学规范、掌握行为方式,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形成适应性人格,是一个不断改造、适应、再改造、再适应的复杂过程,贯穿于个体的一生。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在每个时期都要接受文学传播的影响。社会化的文学传播主要在文学圈内进行,包括文学遗产的纵向传播、个体的自我传播和社会文学向个体文学的传播,使社会成员共享同一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文学遗产,认同传统、经验和知识、促成文学体系的一致性和标准化,建立起共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往机制,有利于文学统治者的权利扩充。文学语言在没有传播之前是个体行为,体现了个性自由,但文学进入传播过程后,语言就为社会共有,是规则和惯例,社会共有的符号交流系统形成交往机制,实现社会意义的沟通,不仅提高了人类技能和相关智能,而且成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文学传播与受众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阐释文本,形成社会舆论和社会价值体系。文学传播与创作、生产、印刷、发行、贸易及组织交流联系,参与社会动态发展系统的平衡,联结各阶层社会群体,满足他们社会期待、价值认同、社会融合的复杂需要。如果传播了不和谐的行为规范、异端思想,鼓励仇恨和相弃,社会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统治阶级焚毁书报文献,迫害传播者,愚弄社会成员,维持社会稳定。文学传播使教育逐步普及和专业化。文字诞生以前,一个人的知识大部分来自经验。观察和参与构成儿童教育的大部分。先知传统通过口头传递。文献传播时代,人们可能以日益增大的数量积累学识并代代传递下去。书籍是教育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体,文献可以克服时空局限,使许多进不了学校的人们获得教育机会。印刷术发明后,文献以简便、经济、迅速的方式传播到社会各阶层,提高了民众的知识素养,使教育活动逐步走向职业化、社会化。文学传播扩大了“大众”社会,不断提高文学平均水准,使文学从少数人扩展到全民。俗文学大众文化改变了文化长期以来为少数上层人士拥有的局面,艺术创作转向庞大队伍。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节目量大、通俗、浅显、快速,满足了群众的娱乐需求。我国农村文化历史悠久,丰富深厚,努力挖掘并制作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节目,保护和弘扬传统艺术,使电视节目贴近农村生活,真实生动地反映农村现实面貌,通俗易懂,为农村观众喜闻乐见,满足他们的精神和娱乐需求,产生精神共鸣。小说休闲时间增多,为娱乐节目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传播媒介使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化,助长了文化的千篇一律。与此同时,煽情、浅薄、低俗、色情、暴力、虚假信息充斥媒体,违反社会准则或价值观念,污染受众心理,造成社会偏离,诱发犯罪行为。古代中国,在教育目的和功能下被传播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与小说。“诗三百”产生以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曾经被作为教育的教材,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多志鸟、兽、草、木、虫、鱼;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及“不学诗,无以言”等言论即可说明此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春秋124战国之际曾出现了一个用诗时代,“诗三百”因为充作教材的缘故,在学习、外交和游说场合中被广泛传播着。与之近似的文学经典是后来的《文选》,该书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标准,选取了自先秦至南朝的若干诗文。该书后来成为读书人的最基本教材之一,借着科举制度,它对于文学的传播是功绩非凡的,这还不包括因它启示而出现的《乐府诗集》、《唐宋八大家文钞》等“文选”系列在传播方面的贡献。以教化为目的的传播也几乎同时发生,孔子在以诗教人的同时,也曾对这些古诗“去其重,取其合于礼仪者皆弦歌之。”(同上)此后,以文学“宏教化、厚风俗、正人伦”的教化意识就作为传统而因袭下来。无数秉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人在写文为诗时大都以此价值观相约束,并自觉地在作品中进行宏扬,于是大规模的文学传播也就造成。他们中不仅有那些身为官僚的文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通俗文学作家,甚至连那些大写恋情、色情小说的作家们也标榜他们是按情教的目的进行创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讽谏说服和传授道。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游说,像孔子、墨子、孟子等都曾经从事过这样的活动。由此产生的文学,其功能就是教育说服。孔子让人向仁、重礼,劝导人爱人,鼓励人树立志向;孟子游说诸侯国实行仁政;墨子劝导诸侯兼爱;苏秦、张仪推广合纵连横战略;荀子劝学;老子和庄子散布无为、返朴归真。他们因此产生的文学都具备这方面的功能。二是劝世淑俗与教导人生。俗文学传播、文化传播扩大了“大众”社会,不断提高文化平均水准,使文化从少数人扩展到全民。戏剧小说等题材的文学大多体现这方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