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消费问题中的问题文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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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是把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一点没有人提出质疑，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是，当我们把文学研究与对铁矿石、对海洋中的鲨鱼的研究作一对比的话，那么，这种学科的差异就可能显现出另外的一面。显见的事实是，铁矿石、鲨鱼等早就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它，它都存在在某处；而文学则不然，文学是人为的，没有人就没有属人的文学。由于文学的人为性质，那么在看待文学的时候，就和创作文学时的看待联系起来。《出师表》可以是作为一件公文。事实上它也更应该作为公文，而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则是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因为公文的《出师表》作为一个策论，至少在当时的蜀国发挥作用，当蜀国本身都作为历史之后，公文的使命早已结束，于是它成为了人们凭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一个对象。它曾经是什么不重要，而它现在可以使人想到什么才是它的目前的定位。在这里，甚至是颠覆了文学最初创作的初衷，即创作的什么不重要，而创作的东西在今天代表什么，它就才算什么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

这里就有两点问题。第一，文学不只是创作的事实，也是阅读的事实，阅读才最终给予定位以依据；第二，文学的最直接的呈现是文本，而理解文本很关键的不是只在字里行间寻求微言大义，而是要结合到相应语境，语境本身不是文本那样纯粹客观化的存在，可是语境才会使得文本具有意义。有这样两点其实就推导出更多更深的问题，即既然阅读才是文学定位的依据，而阅读是一个可以世代交替的不间断的过程，因此，就可以认为定位是某一阶段都可以实行的相对的工作，而完全意义的定位这是一种设想，它赋予当今的定位工作一种历史感，而它的实现则是到达地平线的空想，因为当到达了原先所见的地平线之时，又可以看到新的地平线。至于文本和语境关系，则文本理应占据第一重要的位置，因为关于文学的研究在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地都是围绕文本，可是我们所能举证的任何文本，都不是词典里的文字的组合，而是在一定社会创作和阅读的，它所体现的意义不能局限于文本字句，而是要结合到相关语境才能得到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理解。

一、作为问题的文学生产一消费

文学生产一消费在现象层面已经不算一个问题，当文学可以和某些市场运作挂钩的时候，文学的生产一消费就已经作为一个现象存在着了。且不说已经有了文化市场之后的情形，就算在古代，如画家郑板桥就有自己多大的画售价几何的说法，在他的著名的“润格”的横幅中明码标价，“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这样一种表白和一般文人作画指示书赠亲友的做法大相径庭，但是一来明码标价说明童叟无欺，二来它的横幅末尾部分也有一个说明，是“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①。这一说明有解释的意谓，即画作虽价格不菲，但是成本投入也不低，而且此番表白是一位叫做拙公的和尚提议的，如果画作不能作为商品售卖，则绘画的工作也难以为继，也影响自己的读书写作的生活节奏。郑板桥的卖画说明了文艺作品市场的存在，不过这在当时是显得出格的。那么，既然文学涉及到生产一消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它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是否还有着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呢?这里有着伦理学的和哲学的障碍，阻止了对文学的生产一消费问题的承认。无论中西的文化，在传统角度都会对直接的功利目的的行为进行一种贬黜。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辨”，设置的框架就是只要言利，就会伤害到义理；而反之如果要推崇义理的话，往往会影响到对利益的追逐。西方文化中，划分出来了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两种不同的领域，世俗生活是人们不得不经历的，但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生活则是精神生活，也就是说世俗生活这种必须的领域可能成为人的真正有价值生活的屏蔽。柏拉图甚至设想了精神恋爱这样一种超越肉体、超越本能的精神生活方式。而在中国，至少在有宋一代程朱理学之后，所谓天理人欲的差别定位，也就是给出了一个限界，人欲是各个不同，天理则是权力话语可以给出一个定则的，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建立一套统摄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其实在这里显示出了权力话语的控制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发挥作用。这就是康德所代表的对于艺术问题的看法。康德把人的活动分为功利的和非功利的，就人的大多数活动而言，都有一个功利目的，这种生活目的的功利性是无法否定、无法回避的，但是在这种必要性的同时，却缺乏一种目标性，即它显得是不得不为，在功利性的另外一面，则是非功利的领域显示出神圣化的色彩。两种不同的活动领域成为人生的基本内容，而这样两方面往往成为了矛盾。

为了生计，人经常要去做一些并不是自己喜爱的事情；而当人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时，则不能满足生计的要求。在协调这种矛盾方面，有些文化采取克制物欲的方式来解决，即把维持生计的活动降低到低水平，从而为非功利的活动留下一些空间。但是这样一种选择和社会化大生产所追求的消费主义文化大相径庭，如果都采取一种克制消费的态度，那么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效应就难以实现。因此，在这里文化产生了断裂。传统文化差不多都是讲究节约，而这里的消费文化则把时尚等元素作为社会的风向标，设置了某种时尚的标杆之后，就尽量鼓动人们朝这个目标迈进，否则就是文化的落伍者，沦为新的文化坐标中的低等级甚至负数的等级。时尚作为一个标杆，它是要通过消费得以实现的，而当社会的很多人都进入到了原先设置的时尚中的时候，又把时尚重新调整，又有新的时尚作为目标。于是随着时尚的演进，生产就不会走向市场饱和状态，总有新的市场需要开拓。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还可以通过家庭分工的方式得以落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功能在于挪用并保存她竞争成性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少有时间去兑现或享受的价值与商品；她替他们的劳动提供了一剂解药和一个目的。”①这里家庭中的妇女作为商品的购买者，好像是秉承了传统家庭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但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差不多就是为家庭采集各种生活用品，而现今的主妇则是把追逐生活时尚的欲望与掌握家庭的开销的权力联系起来，往往把这种逛街购物当成了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而且这种购物还是她们衡量自身生活目标的指标，如果说男性的工作职务、收入水平往往成为人们衡量他是否成功人士的量化指标的话，那么女性们进出什么档次的商店，采购什么品牌的商品也往往可以成为女性之间进行攀比的量化指标!消费在这种语境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不是针对所购买所使用的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的符号性质。文学的生产一消费在今天已经被消费文化挪入到了文化的“生产——消费——生产”的过程之中。那么，消费社会中广告的巨大影响力也会参合到这一过程，王岳川I指出：“当代广告是商场货品的展示在空间上的巨大扩充。广告通过躯体欲望和消费需要的生产调动人们的内在欲望。在耸人听闻的广告词语后面的‘幸福’话语，成为消费社会的人生意义‘拯救’的代名词。广告在不断重复的‘平等’和‘自由’的广而告之中，消解了西方新教伦理对民众的精神垄断和行为规范，这种平等神话的出现，使得社会阶层在消费层面上达到平等，但这种所谓的平等掩盖了内在深刻的不平等”②。这里广告的掩饰作用就恰好起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虚假的意识”的功能，因此消费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现出“消费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状况的一种揭示。

二、文学生产一消费在关注点意义之外的问题

文学生产一消费简单地看是文学活动的两个点，对它的关注也就会自然地集中在这样两个点，但是，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文学生产一消费的两个点其实就相当于一段运动过程的起点站到终点站，中间环节还有许多，而且这些中间环节自身也有所蕴含的意义。前文引述的广告就是中间环节之一，它不是简单地吆喝消费者来光顾商品，而是仿佛考虑到消费者需要而表达的一种承诺。在一般的文学思考中，我们倾向于把文学生产一消费看成是相对独立的两步，这样的思考合乎文学的实际产生的过程，因此也元可挑剔，可是在文学生产一消费的理论思考的框架中，这样分隔开的两步，就很难系统地深入考察文学。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谈及在多个人合作得以完成的行动中，行动本身对于置于行动过程的事物有着重要影响，它相当于在一个函数关系式中，新加入一个因素，就会改写整个的函数指标。奥尔森说：某些物品对一个集团中的人来说是集体物品，而同时对另一个集团中的人来说又是私人物品，因为有些人不能享用它而其他人能够享用。举例来说，游行对住在高楼里，能够俯瞰游行队伍的人来说是集体物品，但对那些只能买票在路边观众席观看的人来说又是私人物品。③

这里“游行”成为观看者的对象，该对象对于不同观看者具有不同的意义，而这里的所谓不同意义不是说观看者的不同感受，而是由于各自所处位置的不同，所看的东西的角度的差异，其中分别就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产权性质的区别。当我们明确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消费不仅是对于生产的确证，而且也是一种意义的再生产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男性的洗手间，便溺处经常会有一个公益广告：“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是对于维护公共卫生的提示，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提示也就够了。可是公共场合中的人往往有不自觉的，这样的警示语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就有了戏谑的表达：“尿在池外，因为你短”!在这种表达中显然不如正面的关于文明的提示显得文雅，也多少有一些低俗，可是它对于那些不自觉的人可能更有约束的效果。对于文明与否的规劝是在文明的框架之内才有作用，而对那些不自觉的则是通过这种戏谑性的话语，触及到了男性内心隐秘层次的自卑情结，而这种情结植根于人类原始的动物性的一面，它就可以在文明话语失效的语境下获得预想效果。这里的告示语不是典型意义的文学表达，但是它所采用的修辞手法来达到效果的做法，和文学是相通的。其中的一个道理在于，当正常的表达不得要领的时候，这种非正常的表达就是一种“正常”，可以说表达的实际效果这样一个涉及到消费层面的问题，使得戏谑的表达可以觅得存身理由。

在这里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之间有着一个流通的问题，这里的“流通”是从一般的生产消费环节来说的，而对于文学来讲则大多叫做文学的传播。值得思考的就是，文学传播不是简单的把作者欲图传达的信息告诉读者，文学的传播也是意义的再生产的过程。这种再生产在20世纪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如果我们要结合到生产一消费过程的特点来认识的话，则创作一接受或生产一消费过程的互动性质更能够说明问题。哈佛学者王德威述及统治权力的威慑性质，其中有对刑罚过程的公开展示，以警效尤。既然公开行刑，目的就是要有公众作为旁观者以便达成宣示效果，“群众的围观原是其设计的一部分。藉此，执行看头的当局不仅可收杀一儆百之效，也向公众证明其生杀予夺性命的无上权力0……近年法人福柯(Foucauh)对此曾加以理论化。他提醒我们，‘大观’式刑法有其隐忧。暴力的展示，可能刺激群众对权力当局形成一挑衅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斩首示众也可能导致一残酷的娱乐场合，在其中群众既怕且爱地观看身首分家的奇景——正如《阿Q正传》所述。但群众的笑声叫声未尝不使杀头的威吓警惕意义大打折扣，从而动摇了执法者严肃的权威性”④。原来福柯所在的法国也有中国的阿Q所遭遇过的情形。对阿Q公开处决，当局的意图就是展示权力当局的不可撼动的权威性，胆敢冒犯者会遭受不可避免的处罚；阿Q虽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可是在无奈地接受处罚的同时，他还是欲图通过画圈和呼喊口号来博得生命中最后的作秀，仿佛传统戏曲中舞台人物在走场中一个短暂静场的“亮相”，往往演出者也可在此获得喝彩。可以说，作为接受环节的文学消费是接受作品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可是它自身也在生产新的东西。阿Q的签名对于画圈的不圆满而感到遗憾，而从执行刑法的角度来看，它不过就是一个行刑之前的程序，有验明正身的功能，至于画圈是否达到了几何图形上的圆满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程序设计者和后来加入到程序系统中的其他人的想法完全可以没有交集。而人数不菲的行刑旁观者则与双方都有一定距离，他们把官方看来严肃的事情，把被行刑者看来是世界末日的事情，当成了一次日常的平庸生活中难得一遇的“狂欢”，这种狂欢的效果不同于文艺作品中表达出的杀人事件，而是生活中的实际发生的事情，而这种实际事情又可以有人们看悲剧时，悲剧的可怕结果并不影响到观众本人的那种相对安全感，同时又有亲历事件本身的参与感，而不是观看悲剧时，观众只能旁观的距离感。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曾经说：“如果我们是在产品中消费产品，我们在广告中，则是消费它的意义……纯粹的符征，没有符旨，自我指涉，它便这样空洞地被人阅读、讨论、诠释，违反其意图地获得意义，它被当做记号来消费。那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②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当消费者购买某一商品时，购买的东西体现为一种物质性的商品，可是事实上物质层面并不能够代表商品的确切含义和深层次的内涵。在消费者的购物心理中包括了一些潜意识的内容，己所购之物被赋予了物品的符号意义，而这样一种心理的错置恰好也被商家的广告加以利用、放大，通过反复的播放广告，使得人们一旦接触该种商品，就会把广告中的那些有关意义联系起来。广告的目的是促销，这是人所皆知的，而广告在服务于促销的目的的同时，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话语逻辑，而这是在广告作为促销工具目的的运用者那里并未自觉树立而在实际中达成了的。广告的中介环节成为商品意义的表达者，这是在生产者、消费者之外的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方面。如果比照到文学的活动领域的话，则文学批评则最可能承担这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可以直接采用文学评论的方式，也可以采用撰写文学史，在客观化的史的线索的描述中，其实是通过选取论述对象来体现了主观取舍；也可以在文学教学中，把某些个人的见解通过教学的方式诉诸学生群体，达成对于公众的意见诱导。

三、文学生产一消费问题的意义

文学生产一消费作为一种现象早已存在，其中有些也包括了后来商品时代所涉及到的问题。中国古代时期，文人墨客聚会尤其是酒会，往往可能赋诗助兴，那么这种活动就完全是兴之所至，可能涉及到的是酒桌上的输赢，没有其他什么计较。但是同样也在古代，如果说遇到寿宴、婚庆、丧礼等礼仪大事，这时如果聘请某一出名的文人或身处高端社会地位者来写出文章，就是一件整个礼仪活动很有档次的佐证，也为活动主办者颜面增彩，属于有“面子”。在这种请人润笔的事情上，就可能形成一些行情，而且具体的行情在考证下来可能在今天看也令人咋舌。唐代的元稹、白居易私交甚笃，他们在诗歌创作观念上高度接近，组成了“元白诗派”，可以算作该派的成员还有张籍、王建等人。元稹逝世，元稹的家人请白居易撰写祭文，白居易作为逝者的生前好友，且又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文豪，面对这种邀请只能当仁不让。元稹家人然后根据白居易润笔的行情给了一笔费用。白居易面对这笔费用有两难：对好友抒发感念之情怎可收费?可是其家人是通过不菲的价格一来表示对撰文者的敬重，二来也更是表明对于亲人离世之痛。白居易不便收取也不便辞谢这一笔款项，于是他以居士的身份将其捐建了一座庙宇。庙宇有大小、豪奢与简陋之别，因此具体的款项大小难以确定，但是我们总可以说庙宇中的大者可以媲美地主大院，庙宇中的小者料也不让简易民居，一笔相当于今天单篇文章稿酬的收入就可以做到解决住房问题，想来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可能达成。这里高稿酬的情形可以理解为是市场竞争之后的结果，它表明了中国古代时期文学的市场化表达已经有了深入的发展。

文学生产一消费是一个连贯的环节，它除了直接的通过售卖关系体现之外，也可以通过相对间接的方式来体现。当年康德对人的活动领域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人的并不直接关联于生存目的的诸如游戏等，也可以包含了最后“有用”的这样一种隐含的目的，康德将其称为没有明确目的的“合目的性”。尽管如此，康德还是坚持了一条底线，即认为在人的绝大多数的活动都瞄准了功利目标，但是在文艺这一类别的活动中，应该杜绝功利性，因为功利目的是活动之外的考虑，它会干扰心灵的自由，而文艺活动、审美活动的极致是心灵的高度自由。应该说，康德的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有理想化成分，甚至可以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特点，但也可以说，在康德所生活的时代，康德的关于艺术和审美的信条还是可以部分落实的。《红楼梦》在问世时，作者并没有什么高额稿酬，也不可能因为这样一部著作获得某种级别的作家资格的认可，在今天来说，这是作家们很看重的东西。同样，歌德《浮士德》在他未出名的年轻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初稿，可是作品表达出的意识是为中世纪中欧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翻案，浮士德在民间传说中的位置基本上是一个负面形象，浮士德的永不满足被看成是贪得无厌，他关在屋里进行的那些实验是中世纪炼金术士所为，也是巫术人士，是装神弄鬼的。歌德颠覆了传统的人物定位，歌德笔下浮士德不满足于现状的形象几乎就是一个永远进取的奋斗者，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物个性，甚至他躲在屋里倒腾，也可以理解为进行化学实验，而这样一种做法放大了来看的话，可以算是一种实验精神，是对于传统只重思辨而不看实验的反拨。在这里浮士德的主要个性没有大的改写，而是对于浮士德的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化。它是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产生的，而歌德的具体运用算是一种实践，是在消费的角度来消化这种新的世界观，而所写出的作品是把传统的民间传说和当时新兴的人物评价标准联系起来，构成了一种创新效果。歌德的创作是一种生产，甚至可以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的生产，同时也更是新的文学产品、文学趋向的生产；同时，歌德的创作有取于中世纪的创作题材和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的评价标准的变迁，它是对于中世纪民间故事的消费和对工业革命以来新的人物评价体系的消费，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消费。

文学生产一消费是整个文学活动环节的骨架，在这个基本的构架中，历史线索当然是由生产到消费，可是逻辑角度看则未必，因为生产行为有着消费的预期，或者本身就是由于消费需求而被催生；更关键的在于，文学消费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文学生产，它生产出文学的审美模式。王逢振先生在考察了美国批评界的趋向之后，认为，“‘文学成就’这个标准的运用，已经历史地被非文学的标准打破了。这些非文学的标准包括民族一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人们论述最多的一些问题”①。这里说到的“民族一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议题属于政治学的、社会学的专门研究领域，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并不擅长，至于诗人、作家们则更是普遍的对此不入门槛，这里的社会学、政治学角度的思考就是文学研究中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一旦形成风气，就可能成为影响到创作的背景因素，在此之后的作家创作，就有可能有意识的把自己所领悟到的某些思想灌注到文本中。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文学创作的批评方面，应该处在文学消费的环节，可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下，它构成了文学生产的一种元素，而事实上随着文学的信息流通的密集化和文学活动的产业化，这样一种文学消费领域向文学生产领域的渗透往往是会比较频繁的，成为一种文学领域的常态。这种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个别的文学现象方面，意义和影响都是有限的，但是，当这种相互作用足够频繁、足够具有影响力的情况下，就可能会给整个文学的机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学研究还没有做好这个方面的应对准备。

我们可以有一个事例来看，“几年前，美国退休人员组织问一些律师是否愿意为一些需要帮助的退休人员服务，大约是一小时30美元，律师们说无法接受。于是，该组织的项目经理想出一个绝好的点子：他问律师们是否愿意免费为需要帮助的退休人员服务，说行的律师占压倒性多数”②。我们看到前面一段，会感到律师们比较缺少公益意识，少了对于社会的奉献精神；可是看了后一段，又感到律师们很有社会责任感。这里的矛盾关键，就是前面一种降价的做法，律师感到的是工作的价值受到贬低，而后面一种虽然分文不得，但是可以得到伦理意义的价值感。这里是两套不同的行为领域，低价服务也是行业行为，可是收入比平时工作少得多，而免费的服务则是社会行为，属于道德范畴里面的高尚行为，这样的话，经济上虽然更不如低价服务的情形，可是可以在道德生活中有所收获。所以，这里律师的服务是一种生产层面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意义不是仅由它本身就可以来定位的。律师服务作为律师的工作，可以算是律师的生产，而这种生产需要再生产之外的角度来判定其内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现实状况!文学生产一消费是一个文艺学领域中已经不是新颖的问题，可是，在今天现实的文艺状况又一次把这样的问题提到日程。因为当前是“新文化秩序”正在生成，对于文学研究来说，“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从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向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急速转型的过程中的文化矛盾”，在此过程中，研究的中心词或者说关键词，由革命、阶级、政党等，转移到了转型社会、现代性、全球化、传媒等方面③。这种转换不是简单的由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而是整个的问题域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思路的变化，文学生产一消费问题也需要在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中重新寻求自身所面对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层次、立足点等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