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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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美誉度的名词。在日常生活中，无政府主义曾等同于自由主义，甚至比自由主义还要邪恶，它意味着无组织无纪律，用俗语说便是无法无天，那是一直需要“反对”的对象。在政治文化层面，无政府主义曾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在有些经典著作中还被宣布为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尽管中国现代历史表明，无政府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一度处于同步关系，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与无政府主义革命组织的成员，例如巴金、蒋光慈、胡也频等，离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过一两步之遥，事实上相当多的这类人士都成功地跨越了这一两步，但人们仍然相信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不共戴天。在历史认知范畴内，人们光知道“以人划线”是相当危险的做法，殊不知最危险最不科学最容易导致巨大谬误的乃是以“主义”划线，无论这个人的思想内涵和人格品德如何，一旦“主义”不对，立即打人另册；这时候，“以人划线”反倒是值得珍视的判断方法了。这样的历史认知决定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冷冻状态。虽然20世纪5O年代中央党校就已经整理过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内部资料，8O年代又正式出版过类似的资料集①，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并没有因此启动，包括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也可能较为温和的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研究才真正出现向学理深度进发的势头，单是陆续出版的博士论文便有四五种，其中，张全之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学术深度较为明显，学术创新力度较大②。无政府主义及其文学的研究应能从学理方面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知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足够的启发，从史识方面为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无政府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提供珍贵的导引。现谨从思想邻壑现象和意念理性角度为无政府主义的中国角色提出一种认知策略，进而分析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的天然因缘。

一、思想邻壑现象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进而成为凶恶的敌人的过程。虽然这种价值体系确实存在着反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形式专政的思想因素，但在社会革命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巨大的批判力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一切革命力量都须借重的对象，将无政府主义当作凶恶的敌人，自然有着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同时也透露出相当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心理信息。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派别的共产主义。不过它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确有很大差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曾明确著文批评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论”表示过“绝对的不赞成”①。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1921年前后还与陈独秀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针对《新青年》阵营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进行猛烈的反批评。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分别揭载于走向政治化的《新青年》和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应该被视为那时候颇为重要的一场思想论争。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严重的分歧，便在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认识上。当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倡“劳工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专政：“无论任何种之专制政治，统治者都有莫大之威权，所以一实行起来便变成官僚专制，断没有真正的劳工专政”②。无政府主义者师复早就认为，一切专政统治都不具有学历上的合法性：“Anarchisme者，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学说也”③。后来还明确宣布“反对未来的所谓劳农政府及集产制度”④，反对列宁的苏联政权，认为“李宁拿马克斯的集产主义，在俄国实施起来，弄出劳农政府”，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异教异派⑤。这种无政府言论，对于志在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看来，当然是应该加以批判和清除的异端邪说。问题是，无政府主义同样也持共产主义之论，它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学说的近似点远远多过分歧点。“共产”也曾是无政府主义观念的重要关键词，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曾创办过《共产》杂志；师复曾撰文倡导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上海曾成立过“无政府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对腐朽的剥削制度痛心疾首，对资本制度发出了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相类似的敌忾，与共产主义者有着完全的共识。无政府主义主张不妥协的革命，其彻底程度甚至超过了最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强调人民的自由，公众的平等，倡言“劳-E神圣”，其激烈态度并不弱于共产主义阵营。甚至，在“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对于孔孟之道的否定，对于国粹主义的声讨，都与最进步的新文化思潮步调一致⑥。

这无论如何属于一种同路人的言论，共产主义者似乎毫无必要对之防范过分，更不应将之视为宿敌。为什么会将思想迹近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视为最凶恶的敌人呢?除了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学说外，更重要的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非常担心，越是迹近共产主义理论的异己思想或异质思想，越容易在精神影响方面产生种种混乱，进而混淆甚至歪曲正统的革命理念。这种思路实际上体现为思想邻壑现象。所谓思想邻壑现象，是指思想表述和理论运作中的主体对于自己思想、理论和精神创造的一种保全性防范心理：他们往往并不害怕来自于不同立场甚至相反的价值体系的思想理念的质疑、挑衅和抵触，而更敏感于与自己观念相近、相似的精神价值所可能造成的纷扰、含混与消解，因此，他们对敌对的观念常常表现出不屑置辩的轻松或泰然处之的雍容，而对于与自己立场相近、精神价值相类的观念及其表述则往往表现出如临大敌般的紧张和急于划清界限的焦虑，这颇类似于中国成语“以邻为壑”所昭示的那种人生现象，不过体现在精神现象中其意义却并不那么消极。思想邻壑现象无论处于传统文化环境还是现代文明社会，可能会使人们麻木而无所憬悟，但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陌生感。一个政治组织对于内部出现的异见者以及叛徒之类的憎恶常常不亚于对敌方的仇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不止一个阶段，都首先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宣布为最凶恶的敌人。这其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原理是：人们的行为总是基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当其处境被认为是熟悉的，其意义配置也完全清楚之时，人们就可以在这里根据其认知组织他们自己的行为并期待别人的行为①。理论行为更是如此。完全敌对的思想理论无法扰乱思想主体表达的话语环境，因而显得并不可怕，但相近的思想理论却很容易使得这种话语环境受到干扰甚至遭到破坏，因而必然引起思想主体的格外警惕。因此，越是在思想上与主体相近的非主体思想，其对于这种思想环境的破坏就可能越大，对于主体思想显在的或潜在的威胁和危害就越大，这就逼得思想主体对这些某些时候甚至可以称为“同路人”的邻近思想实行“邻壑政策”，从而使得思想邻壑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得到十分普遍的展现。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共产主义也怀有思想邻壑的心理，虽然他们口头上将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称为“同类异派”，表示要“协同进行”②，但心底里却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所防范和戒备，甚至是公然的仇视，攻击信奉马克思主义者为“拍马屁”③，明确宣布“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反对马克斯主义”④，完全不见了宽容忍耐和“协同进行”的心胸。原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而是相反，他们的许多思想都已为马克思主义所覆盖，是精神上以邻为壑的心理迫使他们人为地拉开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思想邻壑现象及其普遍性规律，有助于我们认知和把握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对待前人相互之间的激进言论，从而能够以超越的姿态对历史的纠结做出历史主义的评述。对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文学，我们应该有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态度，不应该只是进行简单的政治化的规约。

二、意念理性意义

无政府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其实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对于历史进步起到过相当积极的作用。出于思想邻壑的社会心理，久已有之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标签对它进行了妖魔化的处理，它才在历史的和理论的叙述中变得面目狰狞。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主流意识形态面前，鼓吹“没有主人，没有元首”⑤，反对一切合法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当然稚性十足，面目可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标志便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政府。然而，无政府主义至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在旧的政府和统治势力没有推翻之前，无政府主义针对旧有秩序及其代表政府的摧毁力、思想批判力甚至组织行动力并不一定弱于无产阶级革命。于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者取得政权并建立起政府之前，那么偏执地反对无政府主义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显露出“左”倾的偏激和胸襟的狭隘。置之于现代中国历史更是如此。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像普鲁东那样偏激，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首先出现在以重建国家为出发点的新的话语里”⑥，一度甚至与国家主义走得很近。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交叉点、共同点更多，其相对温和的态度与传统中庸文化的结合，使得它较之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磨砺了许多锐利的棱角，销蚀了许多激进的锋芒，虽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相距甚远，但已决非水土不容的那种。有学者对此分析甚详，认为晚清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而无政府主义恰恰要解构民族国家想象，但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民族想象的“制衡”却从来不是对抗，而倒是“合流”。

这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现代性过程之间对抗与合流的复杂状态。其实，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构成相当复杂，门派不可谓不多，对之一概加以指责和排斥未免简单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了共产党的亲密盟友，如巴金，甚至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如胡也频等。当然，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是在与文学发生关系之后才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文学是否就是无政府主义革命与民族革命和国家改良等现念之间的缓冲簧或者甚至是粘合剂?张全之的论述似乎确认了这种可能性①。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想象，是新型国家建设者和民族改良者，社会主义革命者共有的文学特征。迫切希望建立新型国家的梁启超等人频频抛出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乌托邦小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学家也不断用理想社会的模式鼓舞青年读者，而“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社会革命思想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它所提倡的革命乌托邦主义”②。革命乌托邦主义使得无政府主义与其他进步的社会思潮之间建立了非冲突性的文学联系，于是，文学~,I-S无政府主义变得可以接受，社会主义者也从不会排斥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小说《灭亡》之类。乌托邦主义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空想”?“空想”在汉语中的解释不仅仅是不切实际，而且暗含着有碍于正常价值实现的意思。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虽然不切实际，但在社会革命时代却是有价值的“空想”，是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甚至鼓舞人们斗志的一种意念理性，只不过不适合付诸社会实施而已。所谓意念理性，是相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种观念模态。工具理性是一种思想体系诉诸社会现实运作的前提与基础，思想体系的现实可行性及实践性价值往往通过这一理性层次加以实现；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观念前提与理论基础，是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价值要素和主体形态，体现着与此思想息息相关的价值倾向、逻辑导向，甚至理念意志；这两者都以社会实践的实现为价值指归。意念理性是构成上述倾向、导向与意志的意念前提与思想基础，它往往并不处于稳定的、成熟的状态，却代表着一种或多种富有价值和潜力的思考甚至是态度，x,-j-于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保持批判的姿态和评论的自由；它常常不会与具体的社会运作直接联系起来，往往被公认为不具有可操作性，甚至不宜用来作为信念、号召与主张，它常处于思辨和逻辑的状态，代表着更加深刻与沉潜的理念。

但这样的意念理性远远不只是“空想”，由于它对业已形成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保持批判的自由，在观念体系中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构成某种必要的制约甚至制衡关系，因而它在社会实践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意义。无政府主义如果作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试图谋求实现于社会，那结果只能是“空想”的乌托邦：“如果有这么一个社会，那儿所有的人都被说服信仰无政府主义真理，也就是说，那儿谁都不主张拥有合法权威，或者即使有人主张，也没有谁相信，那么这个社会是否能够通过其他办法实现充分的社会协调呢?”③偏激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犯了激进的错误：他们总是想通过极端的方式将没有强权没有政府的社会理想4,-t诸实施。如果只是恪守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念，坚持用这种思想意念调节人们的价值判断，则无疑会对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即便是在相对健全的社会体制内，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精神贵族阶层，能够保持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的“人民完全自由”作意念理性或观念前提，并运用这种意念理性调节价值观念甚至政策法规，则会使意识形态更加健康，社会结构更加稳定，社会事业更加繁荣。无政府主义在意念理性意义上是有价值的，甚至是伟大的，但如果试图作为价值理性号召人们实践它，则必然通向“空想”的乌托邦；如果更进一步，作为工具理性的尺码让人们亦步亦趋地实施于现实社会体制和社会运动，则可能走向价值的反面，成为人们避犹不及的思想沼泽。鼓吹甚至策动以暴力行为对抗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奉行“破坏主义”，组织各种“暗杀团”①，叫喊着“只有靠着炸弹与手枪”②，完全将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运动的工具理性，其结果难免被指责为“过激党”或者“野兽”③，甚至连积极提倡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者也对之并不认同。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度，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力量相对而言都非常弱小，即使他们自己，也自认为不过是“只有一班困穷、老实、坚定、世所谓‘好好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④而已，几乎难以在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方面有较大作为并产生较大影响。这是一个天生只配在意念理性世界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思想体系。价值理性常常表现为政治诉求，形诸政治号召。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政治号召通向政治消解的思想体系，它过于空想化的政治结构的消解意识与它的政治价值的实现欲望之间正好构成一种悖论关系，正好像它以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态致力于一切组织的消解其所构成的悖论关系一样。只有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念视作离开实际政治观念，远离实际社会运作的思想基础和意念前提，则它的价值便无可估量。它对自由的赞美，对平等的讴歌，对劳工的推崇，x,l革命的认同，已经达到相当精微和深刻的程度，确实可以成为一切进步的fir值理性的意念准备。

三、不解的文学之缘

正因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魅力和实际价值主要体现在意念理性方面，它所诉诸思想和文学的表述最为适宜；正因为它的主要价值恰恰不在于价值理性，用它诉诸政治宣传，进行政治号令，便会显得自相悖背，不伦不类，而且也基：zIs：上没有力量；正因为它的主要fl-值远离了工具理性，它的所有构想都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无法实施于社会实际。空想的理论在表述中往往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乌托邦的描述和空想式的虚构在文学世界中不仅会得到宽容的允许，而且会得到切实的鼓励。无政府主义正是在意念理性甚至是在空想的乌托邦意义上，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无政府主义最先进入中国的文本之一，便是宣传俄国“虚无党”的小说，即《侦探谈增刊》(陈冷译，上海开明书店1904年出版)。波兰作家廖抗夫所写的宣传俄国虚无党人革命事迹的剧本《夜未央》，于1908年被李石曾翻译成中文，x,l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影响之大，通过巴金的自述以及创作便可窥其一斑。19l2年，鲁哀鸣撰著的章回体小说《极地乐》(《新桃花源》)出版，开启了中国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的序幕。这些无政府主义文学现象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小说——巴金《灭亡》的出现尚有相当大的时代距离。《灭亡》应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念天生符合文学的幻想和文学表现的情调。它对于暗杀行动的鼓励，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提倡，对于革命的绝对激情的激励，都可以算是文学表现的天然良材。《灭亡》之所以能被推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就在于它非常娴熟而富有情调地运用了这样的良材。在这种典型的个人英雄和罗曼蒂克的暗杀题材之外，无政府主义的许多思想都与文学的罗曼蒂克想象有着天然联系。无政府主义有着天真烂漫的婚姻思想，那就是：“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⑤这不仅是对新文学特别提倡的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等新道德的迎合与鼓励，而且也是对青年男女革命加恋爱、革命的罗曼蒂克模式的一种倡导与设计。

胡也频、丁玲等20世纪3O年代初期创作所刻画的无政府主义青年群体的行为，正似乎仿拟着这样的社会关系。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的深刻姻缘，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小说的开篇之作《新桃花源》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这是一部社会幻想小说，通过幻想的方式传输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其根本的创作目的。不过在传输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际，它无疑泄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学性”的天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政府主义者白眼老叟生平有三愿：“一愿废掉金钱，消灭政府，合五洲为一家”，这当然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和理想。“如第一愿达不到，就会合二三同志，离开人群，隐在深山，钓鱼打猎，栽花种柳，种种田园……”这第二愿就是离群索居、归隐山林的文人雅士的心襟了，那不过是陶潜心机，王维情怀。第三愿则完全是文学的作为：“二愿达不到，就离开世界间那些魔鬼，再不看见政府那些蟊贼，乘桴浮于海，高声呼天，低声叫地，大声歌唱，猛声骂贼……”作屈子般的低吟长叹，谪仙般的仰天大笑，天狗式的狂吠，雷电式的怒咆!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性情，这是文学身份和文学气概的自然写照。这是小说中人物的心愿，更是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深厚渊源的自动揭示。当然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的所有理论都适合用文学笔法加以传述，也不是说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许多经典作品都与无政府主义有关。我们所试图论证的不过是，在所有政治和社会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可能最为近切，最为自然，无政府主义与文学表现的历史渊源可能最为深刻。这种深刻的渊源还体现在，当无政府主义已经早早地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文学的表现还常常带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情调烙印。这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而是说明，当一种构思进入某种特定的文学情境，就可能复现无政府主义式的作品情调。我说的是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借枪》。这部电视连续剧讴歌了地下工作者，抗日英雄熊阔海孤胆狙杀敌酋，英勇壮烈牺牲的义举。熊阔海在一定的情势下，决定以单枪决斗的方式刺杀驻守在天津的日本宪兵司令加藤敬二，并与目酋约定了时间地点，通过新闻媒体告知于整个社会。届时，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法租界巴尔扎克公寓，熊阔海识破了加藤敬二偷梁换柱的诡计，卖个破绽让加藤如愿逮捕了自己，然后在侵略者得意忘形之际，用事先暗藏好的手枪近距离地击毙了罪大恶极的敌寇。孤胆深入的英雄当然最后也难免被杀。这个故事的主角虽然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他的英雄壮举似乎脱离了党组织的安排，更多地像一个独往独来的独身英雄。一般来说党组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一个地下工作者与敌酋展开一对一的公开决斗，事实上，尽管熊阔海在狙杀敌寇之前安排女儿回到“舅舅家”(党组织那里)，但党组织似乎在这个大事件中就始终不在场，帮助这位英雄完成刺杀部署的只有流寇式的战士于挺和老满，以及暗恋着英雄的市民裴艳玲。甚至来自重庆党部的负责人所起的作用也比较大。党组织不可能允许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但就是在党组织的眼皮底下，熊阔海以自己的生命、家庭和爱情的牺牲践行了残酷的浪漫。他的英雄壮举与其说属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无私献身，毋宁说属于无政府主义的杜大心式的无畏就义。在此无意于指责这部电视剧弱化了党组织的作用，其实，突出熊阔海个人英雄主义的狙杀行为会使作品具有更加深刻的观赏印象。这样的描写又一次表明，英雄主义的冒险和罗曼蒂克需要强化个人的胆略、智谋和人格魅力，只有个人的胆略、智谋和人格魅力没有被集体化的“体制”所淹没的时候，那样的冒险和罗曼蒂克才会充满吸引力和刺激性。当文学需要调动这种吸引力和刺激性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式的文学描写就会应声而出，应迹而现。于是，无政府主义也许不再存在，但无政府主义的文学烙印常常有机会现身江湖。这就是无政府主义与文学表现之间不解因缘的深刻体现。

综上所述，历史应该给无政府主义以更加宽容的对待，学术应该还无政府主义以更加历史的公道。思想上的以邻为壑现象让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承受了难以忍受的重压，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真正价值实际上不在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而在于作为价值理念基础和准备的意念理性方面。意念理性直接诉诸自由的思想表达和幻想的文学表现，这便是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具有某种天然因缘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