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重庆文学形象意义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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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的层次性和历史积淀性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文化不会是单一的形态，多元的城市文化以及作家世界观、生活阅历、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作家在建构城市文学形象时的多元性和多面性。抗战时期，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话语书写重庆，无论是茅盾笔下作为延安“她者”的重庆，还是巴金笔下华美而悲凉的重庆；无论是老舍笔下永远不及北京的问题重庆，还是张恨水笔下充满各色欲望而又处处闪着文化之光的重庆；无论是端木蕻良与徐舒笔下浪漫得让人陶醉的重庆，还是给了年轻作家们希望和失望双重感受的谜一样的重庆，虽然每个作家笔下的重庆各有限度，但是略加整合即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文学城市形象。不过，重庆的文学形象并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被作家们神话，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中的现实。作家用文学对城市的话语化不断赋予实体的城市以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这影响了我们对城市真实面貌的多重期待。用文学表现重庆，不仅对于城市文学，而且对于国统区文学，甚至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本身，都有一些重要的意义。

其一，重庆文学形象的书写，体现了作家对国统区生活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许多作家通过重庆社会各阶层生活的表现，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又一幅邪恶的图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家更多关注的是重庆的负面意义，更多关注的是重庆“丑”的一面。重庆的反面形象和价值通过他们不断的文学讲述固定下来，成为罪恶之城或畸形的魔都。毋庸置疑，生活的本身存在着丑。不过，现实的丑一旦进入艺术之中，就会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进入审美领域，“审丑”实际上就意味着审美。“进一步说，生活丑不可能激起人们的美感，但当生活丑一旦进入艺术领域，成为反面艺术典型就取得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首先，艺术家通过观察、研究、分析，深刻地认识到生活丑的本质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意义，将它真实地反映出来，体现了合规律的真，同时，当生活丑成为一种渗透艺术家的否定性评价的艺术形象，便从反面肯定了美，体现合目的性的善；再者，生活丑获得了和谐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就构成了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这是一种以其艺术的存在否定自身现实存在的美”。身处在重庆国统区的作家们，在战火纷飞、时局混乱，死亡无限逼近的背景下，不可能不强烈关注国家的动态和人们的生存状态，过去相对安定和平时期里的那些熟视无睹、尚可容忍的丑陋现象和社会弊端，一时间突然会显得十分刺眼，难以容忍。正是这种整个民族危在旦夕以及每个人生存不确定的特殊境遇，激起了作家们对丑陋现象的审美意识，从而，生存环境中不合理的方方面面都没能逃过他们跳跃的笔尖。我们知道，抗战中后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坛，转换了抗战初期那种乐观亢奋的单一声调，而逐渐地酝酿和衍生出一股暴露与讽刺文学的潮流。众多作家不约而同地以各种文学体裁，创作不少或淋漓尽致或幽婉隐约的讽喻作品，形成了中国现文学史上不多见的群文学现象。而上述的这一部分塑造重庆反面形象的小说即是很好的证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统区文学的内涵。

其二，如同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香港”一样，“重庆”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作家塑造的重庆形象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形象的画廊，而且书写重庆的世界扩展了国统区文学甚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范围。由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和较为开放的政策，所以陪都的文学环境是比较宽松的，作家的审美视野相对开阔，审美创造也比较自由。例如，抗战时期的大移民为重庆的文化和文学注入了多样的文化成分，有的作家将这些融入小说的叙事之中，写本地人与“下江人”，写乡下人与城里人，写传统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心理对抗和文化对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对象。又如，重庆自古就是一个商业城市，整个城市的商业意识十分浓厚，上至经理官员，下至脚夫走卒都被巨大的经商热笼罩着，而且在繁荣的城市边缘，还存在着荒芜、野蛮、激情、强悍的矿区和乡场。作家们一并将它们纳入小说的描写之中，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领域。不仅如此，有的作家从自己的文学经验与文本目的出发，将重庆的自然景观、传统建筑、消费空间引入文本，营造了一个意象纷纭的重庆世界，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意象叙事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扩大了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现展过程中的影响。这些非完全意识形态性的文学表现，从整体上来看反映了国统区小说走向文化综合的趋势。尽管国统区的文学政治意味浓烈，但是并没有遮掩作家对文化问题的思考。随着战争往纵深方向发展，国统区的作家把抗战初期高昂的民族激情深化到了理性的层次，他们或是表现中国传统劣质文化的官本位思想、面子问题，或是表现家族文化、伦理文化，或是表现民族心理、风土人情，这些都是作家们以重庆的历史与现实为基础，以精神探寻和文化反省为切入点进行的小说叙事。如果说解放区小说表现为权力意志与民间性审美要求的协调性努力，文学的价值确认明显还在政治方面，那么国统区的小说在政治书写之余，更多的是向文化性价值的转移与追求。

毫无疑问，对于重庆的书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别具异彩的一章。但是，当我们将其置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中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它还远未达到其应该达到的辉煌。而且，尽管这些小说对重庆的塑造是多样性的，但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还是充满局限和缺憾。最基本的局限和缺憾是，在这些表现重庆的作品里，许多作家的作品，都不能彻底摆脱对重庆的偏见。重庆俨然是一个罪人，承载着来自四面八方具有倾向性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评断。不仅茅盾笔下的重庆是这样，而且一些年轻的作家们也是这样。作为从属于党派作家的茅盾，他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他在塑造重庆时会更突出黑暗的一面，这是自不待言的。但那些青年作家呢，他们对时代对生活充满着奔放热烈的激情，可是却不用足够的热力凝望重庆，总是选择将目光瞄向黑沉的社会问题，一味暴露黑暗。当然，这是知识分子起码应该具有的批判精神，但是在黑暗的背后难道就没有一丝令人欣慰的阳光吗?像另一些作家在散文中写的，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重庆百孔千疮，但却奇迹般屹立不倒，“这是一座繁盛的城，虽然是废墟，烧焦了的土地，还是可爱的。店铺的东西很贵，因为明天也许被炸。每次轰炸后北碚更光辉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