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文章用典文学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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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其文学创作体现出从汉代文学开始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孔融文学作品的总体风貌上，而且也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的用典上。正如徐世溥《榆溪诗话》所说：“前汉诗不使事，至后汉郦炎《见志诗》，始有‘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及‘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之句。孔北海‘吕望’、‘管仲’两言耳，曹氏父子益张之。”[1](rv)这尽管是从诗的角度来立论的，却说明了孔融文学作品中的用典在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用典风气的形成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拟就孔融作品中用典的文学史意义进行探讨。孔融作品中用典的文学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较前代文人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据我们统计，孔融作品中共用典200多次，典故的出处共涉及到30多部著作。其具体取典情况是：《史记》44次，《汉书》26次，《左传》25次，《诗经》23次，《论语》20次，《尚书》12次，《公羊传》和《易》各8次，《楚辞》5次，《韩诗外传》、《礼记》、《韩非子》和《战国策》各4次，《苟子》、《国语》、《庄子》和《吕氏春秋》各3次，《淮南子》、《谷梁传》和《周礼》则分别用了2次，《孝经》、《古诗十九首》、《尔雅》、《潜夫论》、《白虎通》、《孔丛子》、《新序》、《逸周书》、《管子》和扬雄《解嘲》、刘向《孙卿子后序》都是1次。由此可见，孔融诗文中典故来源最多的是《史记》与《汉书》，其次是《左传》、《诗经》、《论语》、《尚书》、《公羊传》和《易》等经书，再次为子书与集类著作。

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来说，孑L融诗文中的用典取之于经类著作者最多，共106次；取之于史类著作者为次，共78次；再次是子类著作，共22次；最后是集类著作，共8次。同时，孔融作品中典故的来源范围也比较广泛，共涉及到30多部著作。下面我们就孔融作品中用典与取典的基本情况，分别与孔融之前、同时、之后文人作品中用典与取典情况做一比较，借以突出孑L融在用典数量与范围上的文学史价值。

其一，孑L融之前文人用典数量较少，取典范围较窄。先秦时期的《诗经》有相当一部分为民歌，基本不用典，其中公卿列士所作的诗篇有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与谣谚格言的，但总体不多；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与《诗经》相比，用典多一些，但多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引用成辞的较少。先秦时期的散文引用较多，但主要以《诗经》为主，政治伦理目的很强。有汉一代文人作品中的用典，从西汉到东汉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即文人用典的痕迹愈益显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然自卿渊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2](P699—70o)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事类》也日：“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则引录成言。(黄侃先生自注：

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3](P188)这种变化不仅用典的数量，还是取典的范围，较以前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与拓展。但在文学文体上，辞赋与其它应用性散文的用典仍占主导，诗歌用典不多；在取典的范围上仍以经为主。如朱穆、辛延年、宋子侯等人的诗歌就很少用典，像蔡邕的作品中用典数量较多，但主要体现在应用性文体上。尽管蔡邕作品的典源范围也涉及到经、史、子、集，然取自于经的典故占绝对优势。到了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代表《古诗十九首》，才使诗歌中用典较少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扭转，数量开始增多。据我们统计，《古诗十九首》共用典100余次，其中引用经的约60次，取典范围以经为主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总之，先秦两汉代文人的用典，虽然开始较早，但与孔融相比，数量不多；取典范围或以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为主，或以经为主，不如孔融广泛。

其二，与孔融同时的其他建安文人用典的数量也较多、取典的范围也较广。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徐干作品中用典共100处，涉及书籍24部。具体来说，《诗经》27次，《古诗》13次，《楚辞》l2次，《史记》5次，《左传》4次，古乐府3次，《汉书》3次，《尔雅》2次，《周礼》2次，《吕氏春秋》2次，《尚书》2次，《礼记》2次，《战国策》1次，《国语》1次，《春秋》1次，扬雄《法言》1次，《孟子》1次，《韩非子》1次，《苟子》1次，《周易》1次，《论语》1次，《管子》1次，《孙子》1次，取之于其他文人诗赋的12次。曹操作品中用典共15o多处，涉及书籍约3O部；阮璃作品中用典共12o多处，涉及书籍约20部；曹植作品中用典共600多处，涉及书籍50余部。这说明建安时代文人用典的数量与典源涉及的典籍都开始增多了。

其三，孔融以后的西晋，文人用典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南朝，用典成为文人创作之习尚。葛洪《抱朴子•钧世》云：“然古书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然而譬如东瓯之木，长洲之林，梓豫虽多，而未可谓之为大厦之壮观，华屋之弘丽也。云梦之泽，孟诸之薮，鱼肉之虽饶。而未可谓之为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昧也。”[4](P73)如颜延之的作品用典密集且取典范围广。其《庭诰》云：“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5](P353)张戒《岁寒堂诗话》亦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6](卷上，P2)颜延之以后，刻意追求用典之风更盛。黄节《谢康乐诗注序》云谢康乐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以成之”[7](P2)。钟嵘《诗品序》说谢庄用典“尤为繁密”，以至发展到宋孝武帝、明帝“文章殆同书抄”E8](P]80)的局面。此风至齐、梁、陈，一直未衰。《南史•王僧儒传》日：“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9](P1462)《南齐书•文学传论》也日：“今之文章，……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1o](P908)由此可见南朝文人用典风气较建安时期更为盛行。

孔融之前，文人用典一般都比较具体繁琐，引用历史故事都要交代何人何事，并把故事梗概完整叙述出来；引用前人成辞也多直接引用原句或稍作变化，偶尔也有摘用一词的，但比较明显。而到了孔融，引用方法有了变化，在继承前代文人用典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用典方法得到了拓展。按取意来分，用典大体可分为三种，即不改变典故的结构和本来含义表达自己思想的“正用”，就典故的固有含义反其意而用之的“反用”，从新的角度对典故的意义加以引申发挥的“活用”。这三种在孔触以前文人的作品中都有运用。如郦炎《见志诗》其二中的“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11](P183)，用《汉书•贾谊传》中贾谊被贬的故事，“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11](P183)，用璞玉不遇卞和，千里马不遇伯乐，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为“正用”；赵壹《秦客诗》中的“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11](P190)，反用《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P138)，来揭示当时人贤不如富贵的社会风气，为“反用”；赵壹《鲁生歌》中的“势家多所宜，敦吐自成珠”[11](P190)，变用《庄子•秋水》中的“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13](P593)之意，“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11](P190)，变用《老子》中的“圣人被褐怀玉”[14](P''''217)与屈原《离骚》中的“荃蕙化而为茅”[15](P''''22)的句意，为“活用”。但总体而言，孔融之前的文人用典多为“正用”，较少“反用”、“活用”。到了孔融，这些用典的方法不仅得到了继承，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孔融作品中除“正用”外，“反用”、“活用”也多了起来。“正用”在孔融诗文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直书古事，或径引古语。如《圣人优劣论》“则《易》所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16](P72)，直用《周易》卷下《恒》中“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其道而天下化成”的语句。《上书请准古王畿制》中的“《诗》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16](P14)，直接引用《诗•商颂•玄鸟》中的原句。另一方面就是不直接说出而是在行文中化用前人的句意或前代的史事、人物。如《临终诗》“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16](P4)中的“河溃蚁孔端”，就是从《韩非子•喻老》中“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17](Pl18)的句意变化而来；《荐祢衡疏》中的“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16](P2O)等，就是化用贾谊、终军等人的事迹。与“正用”相比，“反用”、“活用”在孔融诗文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如孔融《杂诗二首》其一：“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只(此处误，应为“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16](P7)其中关于“吕望”、“夷齐”的典故就是反其意而用之。

作者的用意是，既不像你吕望那样靠君王的礼遇而成就功业，也不像伯夷、叔齐那样靠不食周粟而死来赢得忠贞守节的美名，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功业。《与曹公书论盛孝章》中“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16](P56)，也是反用的事例。《与曹公书啁征乌桓》“昔肃慎氏不贡梏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16](P60)，则反用《后汉书•谢该传》注引《史记》记载中的事实。再如《与王朗书》中的“知棹舟浮海，息驾广陵，不意黄熊突出羽渊也”[16](P45)，用了《国语•晋语》中的故事。《国语•晋语》载：鲧死于羽山，化为黄熊，而人于羽渊[18](P234)。但作者在文中却以为是“黄熊突出羽渊”，也是反用典故的一种方式。“活用”典故在孔融作品中也比较普遍。如他的《六言诗三首》其三中“从洛到许巍巍”[16](P6)，就是活用《诗•大雅•械朴》“奏璋峨峨”[19](P233)和《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12](P107)的语意。单从字面上看，孑L融是在盛赞曹操至洛阳迎献帝到许都的宏大气势，而实际上孔融是把曹操统一北方尊奉汉帝的大好政治形势和周文王、舜禹君临天下的盛况相提并论来称赞曹操的。《答虞仲翔书》中“乃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16](P48)，活用《尔雅•释地》中“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之意。“东南之美”原指会稽的竹箭，但经作者的活用，又赋予了其新的涵义，即“东南之美”既包括会稽的竹箭，也包括如虞仲翔这样的人才。《肉刑议》中的“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16](P30)和《上书荐谢该》中的“猥使良才抱璞而逃”[16](P9)，则活用了《韩非子•和氏》中的典故。这个典故的本义为忠而见罪，作者在《肉刑议》中用了典故的本义，但在《上书荐谢该》中作者则以璞玉比喻优秀的人材。可见，在孔融作品中“正用”、“反用”、“活用”都成为其重要的用典方法，改变了此前文人用典以“正用”为主，较少“反用”、“活用”的局面。这在与孔融同时代的其他建安文人的作品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徐干的《室思》其六“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用《诗•大雅•荡》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19](P''''261)；陈琳的《止欲赋》“虽企予而欲往，非一苇之可航”[16](P93)，用《诗•卫风•河广》中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跛予望之”[19](P52)，这些都是“反用”。徐干的《室思》其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词”[16](P296)，用《诗•陈风•衡门》中的“泌之洋洋，可以乐饥”[19](P105)。《诗•陈风•衡门》中的“洋洋”是指水的流动之貌，意为水虽不可饱，然可以玩乐而忘饥。但徐干却用以形容云的流动，成为带去相思的载体。再如应场的《公宴》“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16](P354)，用《诗•小雅•常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19](P133)；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一“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16](P404)，用《诗•邶风•简兮》中的“简兮简兮，方将万舞”[19](P''''31)；陈琳的《游览二首》其二“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16](P86)，用《诗•小雅•常棣》中的“虽有兄弟，不如友生”[19](P133)；王粲的《赠士孙文始》“和通篪埙，比德车辅”[16](P179)，用《诗•小雅•何人斯》中的“伯氏吹埙，仲氏吹篪”[19](P185)，郑玄笺云：“伯仲喻兄弟也。我与女恩如兄弟，其相应和如埙篪。以言俱为王臣，宜相亲爱。”)后以之喻朋友间感情和谐。所有这些都属于活用。所以许学夷的《诗学辩体》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而壹、炎、融则用意尤切，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14](卷三，P66)我们认为，许学夷所说的“作用之迹”，就对用典方法的拓展而言，孔融功不可没。孔融作品用典的文学史意义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把文人的用典从传统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实质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此进程中，孔融在实践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就孔融自身而言，这种用典也许是不自觉的，但长时间的创作实践却使之成了一种习惯行为，而这种行为又是促使文人创作用典在思想认识上走向自觉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首先，同一典故被孔融与其他建安文人多次运用，使典故的意义更加明确和稳定。孔融《与曹公书论盛孝章》中“昭王筑台以尊郭隗”[16](P56)用了《战国策•燕策一》所载燕昭王筑台召郭愧之事，又见《史记•燕昭王世家》。曹丕的《煌煌京洛行》“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11](P392)，也用了此典。“郭隗台”，后泛指招贤之地；“郭瑰尊显”，后用为招揽贤才的典故。再如“抱璞”，出自《韩非子•和氏》，孔融《上书荐谢该》中的“猥使良才抱璞而逃”[16](P9)用了此典，曹植《赠徐干》中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22](P42)，《与吴季重书》中的“人怀盈尺，和氏而无贵矣”[22](P143)，《玄畅赋》中的“怨和璞之始镌”[22](17''''242)，也用了此典。再如“鹰扬”，出于《诗经•大雅•大明》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19](P230)。孔融《上书荐谢该》“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19](P9)用了其意，曹植《与吴季重书》中的“足下鹰扬其体”[22](P142)，《武帝诔》中的“神武鹰扬”[22](P199)，曹操《让还司空印绶表》“外承吕尚鹰扬之事”[23](P55—56)等，也都运用了“鹰扬”之意。这些典故经过孔融和同时代其他文人在创作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典故意义的明确化，从而形成了意义相对稳定的典故或典故词语，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二是对原典进行浓缩，更加概括，或截取成辞，对原典结构、意义进行改变，用典的技巧进一步提高。如《临终诗》“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16](P4)中的“河溃蚁孔端”，就是从《韩非子•喻老》中“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17](Pl18)的句意概括而来；《荐祢衡疏》中的“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16](P2O)等，就是概括贾谊、终军等人的事迹而来；《与曹公书论盛孝章》中“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16](P56)，是对《论语•季氏》孔子言语的调整和概括；《与曹公书啁征乌桓》“昔肃慎氏不贡梏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16](P6O)，则反用《后汉书•谢该传》注引《史记》中所记载的事实，等等。这都说明孔融作品中的用典技巧已渐趋成熟，为后来文人用典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正如朱星先生在《文心雕龙的修辞论》一文中所云：举事征义与引辞明理起初都属于引用修辞格，以后变为“压缩的一个词或短语或一句或在四六二句中，用一种代言体的口气说出”[24](P1409)，就是所谓句用典。压缩古典人事者为事典，压缩经典成辞者为语典。广义的用事(引事或引喻)“当然起源很早，至于狭义的正式的用事，即用故事来代替自己说话，是魏晋以后的事”[24](P1414)。如果从演变史的角度来说，孔融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三是用典的审美性与艺术性13益突出，即作家有意识追求用典的审美和艺术效果。具体表现就是用典在内容上讲究含蓄，隐晦曲折，在形式上讲究排比与对偶。孔融之前文人诗歌多用于讽谏与言志，对作品的形式美与艺术审美特征关注不够，孔融生活的建安时期及以后，文的自觉才全面而深入地展开，文人追求作品的形式美与艺术审美特征的意识也13趋自觉。如《荐祢衡表》中对祢衡的称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25](P8)《上书荐谢该》对谢该的称赞：“体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学，博通群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求之远近，少有畴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陈庭，黄熊人寝，亥有二首，非夫洽闻者，莫识其端也。”[25](P5)在这两段中，作者把众多典故排比运用，反复渲染，尽情形容，给人一种不如此无以达其旨、通其情、叙其意之感。作者通过这种艺术手法实现了突出其所荐之人德才非凡、鲜有能及的目的，亦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难忘的印象。既含蓄充分地表达了己意，使作者的情感借助于最经济的语言得到了淋漓的抒发，又增强了文章凌人的气势，具有一种整齐对称之美，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与韵味。

“建安七子的文章正处于从广义用事向狭义用事过渡的过程中。他们的文章既用古事，又用成辞，而用古事仍属于引用事例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又不同于一般散文中的自由引用，而往往将不同的人事并在一起，构成排偶句子，这就势必有所压缩、调整，有了向狭义的用典过渡的性质；他们引用成辞时，既有‘全引成辞，以明事理者’，又有点化成辞为自己的语言者，这也体现着过渡的性质”[26](P232)。

总之，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明显地体现出汉代文学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这些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诗文中的用典彰显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是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二是在用典的方式上更加灵活多变，用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拓展；三是把文人的用典从传统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实质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