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现代文学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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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的进步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折射在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曾雄霸文坛，其武器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并非很成功，首先，现实社会的文明发展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理想，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的许多美梦，人们并没有因此使自己成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其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人们发现原来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的，其实远未曾被认识。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传统格局的突破，理论兴趣从传统的科学实证主义滑向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在高能物理中，主客体界限模糊了，由此产生了萨特的辩证理性的主客体关系新说及其阐解式的文学作品;过去长期处于一种潜科学状态的心理学也开始有了揭开面纱的机会。而意识流及纯心理分析流派的作品正是这种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心理学对人们潜意识的探索发掘，精神分析以及“泛性论”的出现，又引出了对所谓伦理学非道德化倾向的争论。

二、英雄的无奈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转捩“水仙子”，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为水仙。人们长期坚信，世上存在更具有价值的东西，直到有一日，突然发现终身追求的只不过是虚幻之物，因而转顾对自身的爱怜。这时的自恋自怜倾向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撇开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运时，其实不外乎描写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在荷马笔下，奥德赛英武绝伦。这种英雄性格产生的基础，乃是那个社会对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对其力量辐射所产生影响的认可。当远征归来，见到妻子被人纠缠，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杀无赦，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此后，历代社会又相继对人的精神力量产生过需求，哲人、宗教领袖、政治家等各种权威陆续登上英雄的宝座。一直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之前，这些英雄形象始终占统治地位，成为生命价值的体现物。然而，到了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笔下，奥德赛成了布鲁姆，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形了。最新鲜，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们对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布鲁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发现妻子和勃伦在家中幽会时，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杀什么人，甚至连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和奥德赛借赛西显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逛窑子，原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所耍弄。布鲁姆的“堕落”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无可奈何。在大工业面前，男人的机体力量无足轻重;在严密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当中，男人的进取精神也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鲁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举动，首先要考虑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虑诸如婚姻制度、女权运动等等。他不仅没有可能冲动，甚至连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布鲁姆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除了角色改变产生的失落感，还存在对旧角色的双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来自他对象的，也有来自他本身的。在当时，这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学化了的真实写照。

三、艺术的世界

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文化扬弃西方文化发展至今，可以真、善、美三个范畴概言之，即以科学求真，以宗教求善，以艺术求美。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点很容易被接受，但把艺术也看作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则会遇到一些诘难。其中最多的，就是咬定艺术是感性活动的领域，而感性活动是很难把握世界的。事实上，真正有限的乃是人类的理性。人类思维的历史表明，人们理性只意味着特定时期人们对自然以及对所面临事物的假说、说明或解释。在它范围之外，正是感性活跃的广阔天地。感性作为人的本质构成，正是通过艺术为媒介，来达到把握世界的目的。文学家们历来较为敏感，他们比常人更早、更准确地感受和反映时代的变化，而且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虽不是科学，但却比科学更生动地把握世界。

许多科学产品起源于文学作品的描述，许多大作家都是思想家，大概就是这种缘故。欧美现代派文学，不正是这样一些分外敏感的心灵在感觉，并把感受的一切以文学手段表述下来的记录吗?根本上，它的价值只在于通过嘻笑怒骂，作为情感的表现，成为有机体文化的本质构成，因而体现了时代特征，取得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地位。而相反，那些承袭传统思想和手法的作品，虽然有各种势力的支持，数量占绝对多数，但仍难以真正堪称时代的代表而载入史册。历史不止一次地证实:漂亮的重复依然只是重复。大凡丧失了生机活力和应战能力的文明，不再有机会自决，不再有机会感受，不再有机会表现自己，于是只能照搬过去和别人。这种文明，丝毫无历史价值。发展和价值是一种遗传与变异的结合，体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而欧美现代派文学作品之所以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能正因为它体现出这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