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教学人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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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心灵脆弱，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培养当代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应该是当前高校大学生人文教育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人文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大学生能自觉地吸收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化为大学生自身较为全面的人文素养，并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积极的自我转化过程，其本质性的转化应当是人格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在传授古典文学知识、培养大学生对古典文学鉴赏能力的同时，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来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人格，既是大学生自我个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古代文学教育教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学即是人学”(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古代文学教学应以此为基准，牢固树立培育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的现代意识，通过对作家的思想性情与所处环境及生平遭遇、性格心态的具体分析，积极探寻有益于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结合点，因为“任何健全人格的构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当前经验与以往经验在文化积累中的一种综合”。为此，古代文学教学应在“授业”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传道”和“解惑”的作用，即通过解读古代文人思想及作品内涵，帮助当代大学生解决精神上的困惑，为使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与健全的人格而打下良好的基础。其人格教育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想”的人格教育，“入世”的人格教育，“出世”的人格教育。

一、“理想”的人格教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这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对培养当代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应该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过去的古代文学教学，一般看重于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的分析和总结，而对如何利用古代文学来培育当代大学生的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等诸多问题，则很少重视。实际上，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中关于人文精神的品质、人格修养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例子不胜枚举。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就把人格的健全和完善作为其最基本的人生价值诉求。儒家所要追求的内在人格理想是要达到一种完美的精神境界，突现的是个体很高的道德价值修为，儒家常把仁义礼智、孝悌廉耻等视为理想人格的内在规定，要求社会中的个体要积极地塑造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自我。《大学》所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必致其知。”

即把完美的理性修为作为其人格完善的必备条件。儒家所要追求的外在人格理想是要求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去理政治国，可以使天下永享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正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积极的进取精神，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长久不衰的吟诵主题。以上这些都指出了理想的人格不仅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而且要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论语》里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明明知道“道之不行”，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以身实践的人格范型是后来的仁人志士强有力的榜样。它对后世的影响甚大，许多文人都把“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从先秦文学、汉魏六朝一直到元明清文学，不仅篇篇佳作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因子，创造出篇篇佳作的文人骚客更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化身。例如，先秦的诗人屈原，在今天的文学史中，我们是把他作为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实，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中，他首先是一位爱国人士，他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其次才是他倾吐不幸政治遭遇的伟大诗篇《离骚》。他那忠君爱国的思想同他的诗篇一样永垂不朽。东晋末年的大诗人陶渊明，虽然开创了田园诗派，基本称得上是一位隐士，可他也有过三仕的经历，也有过“猛志固常在”的理想，依然是生活在那个动乱的晋末并关心社会现实的人。

唐诗中，杜甫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忠君爱国的人格魅力丝毫不逊于屈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些诗句造就了一位“诗圣”形象，也是千百年来感动我们心灵的主要因素。同时代的李白，虽以“诗仙”名世，可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一生都在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甚至不惜入永王李璘幕而造成了晚年的政治悲剧。中唐的白居易关心社稷民生，他的诗歌为君为民为事而作，晚唐的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夹缝生存，还不是为了实现“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理想?可见上述这些宝贵的人文精神，早已成为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条红线，古代文学教学应充分利用这一丰富资源，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健全的人格教育。

二、“入世”的人格教育大教育家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诗大序》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意义和作用。这种崇尚德政仁义的诗教文化，把现实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变得十分理想化。此后，以诗歌救国救民、针砭时弊就成为了古代文学作品的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古代文人往往把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进取思想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前提条件，并在追求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这不仅体现为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取向，更主要的是体现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意识和行为准则。这种“入世”的人格观念体现在创作实践上，就产生了大量的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形成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汉末魏初，社会动乱，硝烟四起，“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众多诗人感同身受，“缘事而发”，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

曹操是一个用五言诗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人，《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作品思想深刻，笔力深厚，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真实场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是诗亦是史，明代钟惺誉之为“汉末实录”。曹植的《送应氏》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被焚烧后的情景。王粲《七哀诗》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亦是对汉末动乱现实的高度概括。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当推“诗圣”杜甫，他的诗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矛盾和历史状况，不仅对重大社会事件的描绘可补史之缺载，即使是抒情诗，情之所系也未离时局。更难得可贵的是，他对天下黎民的关心、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是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情感的自然流动过程，这恰好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推己及人”。可以说，杜甫的一生在用他的生命丰富着儒家思想的内涵。他的一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普通的人，平凡的一生是可以做到人格的完善的。而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一位平凡的人，在阅读杜甫的《三吏》《三别》时，在吟咏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候，不应该身受感动从而在社会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吗?

这种人格的完善过程又是那样的切实可行与真实可信。除杜甫之外，中唐时期又有白居易、元稹等人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此次运动其实是一次以批判现实、针砭时弊，反映人民疾苦为主旨的诗歌改革运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起到“救治人病，裨补时缺”的作用，作为他们改良政治、服务黎民的参考，“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等，这些警句格言，为后世的文人志士指明了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而诗人自身的人格魅力也让后人敬佩不已。此种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积极入世的伟大人格力量，熠耀千古，彪炳青史，古代文学教学应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来教育当代大学生立足本职，自强奋进，以“天下为公”精神来塑造自我，以国家、民族的兴旺为己任，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