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视域下古代教化范畴对比

导语：文学视域下古代教化范畴对比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20世纪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中国诗学研究的现状时指出，近百年来中国诗学除了主要接受西方的一套诗学话语外，并没有构建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以至于患上了“文论失语症”。而一些学者指出，医治此“病症”的药方之一就是中西对话，通过与西方文论范畴的对话中突显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而“净化”是西方文论范畴，如果将这两个异质的文论范畴进行对话与比较，可以更好地阐述古代“教化”范畴的现代价值。

一“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

古代“教化”范畴主要强调文学经邦济世的政治功用，其批评原则和特征不仅为古代文论家极力推崇，而且“教化”范畴所呈现出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于我们民族的大脑、灵魂和发肢，“教化”范畴在现当代文论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教化”范畴出现于文学理论中，乃始于汉代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毛诗序》又曰:“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用“教化”这个范畴来阐释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并从此确立了“诗教”原则，为历代文论家推崇并加以大力宣扬，成为了后世文学创作的普遍准则。自“教化”范畴确定后，历代文论家对古代“教化”范畴都有阐发，尽管其阐发重点不同，但“教化”范畴却在内涵上仍有一以贯之的特征。首先，“教化”范畴行使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是“美刺”说。“美刺”说作为理论形态首先出现在《毛诗序》中。《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将“美”与颂诗联系在一起，“美”就是歌颂，而且歌颂的内容是政治上的成就。“刺”则是臣民用诗歌针对社会伦理政治的混乱败坏进行批评讽刺。“美刺”说强调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要求通过文学的教化作用，达到干预社会，改造社会政治的作用。这使“教化”范畴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次，“教化”范畴行使社会功用的目的是“文以载道”。

文章相对于道而言只是手段和工具，“文以载道”才是“教化”范畴的目的和价值。古代“教化”范畴“文以载道”的特征仍然体现在现当代的“教化”范畴之中。尽管在现当代语境下，“文以载道”中的“道”与古人所言之“道”有着迥然的差异，但是其思维模式是一致的。最后，“以情动人，潜移默化”是“教化”范畴的重要美学特征。“教化”范畴反对文学作品用干瘪的言语来进行枯燥的道德教育，它主张用审美的形式，感性的形象对个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教育，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中国古代文论家们早就注意到了“教化”范畴的这一重要特征。例如，儒家就非常强调“乐教”。儒家认为，“乐”是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表现，同时它又能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人们如果将伦理道德精神渗透并体现于乐，那乐就能成为推行道德教化的理想。

二“净化”与“教化”范畴一样，都是非常古老且含义丰富的范畴。

与“教化”范畴最初的含义是应用于政治伦理道德上不同，“净化”最初应用于宗教上，带着强烈的神秘色彩。公元前七至八世纪的古希腊奥菲斯就主张用各种宗教仪式和赎罪的手段将灵魂从肉体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即主张以“净化”的方式来拯救人的灵魂。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将“净化”运用到文艺上，他们强调用科学和音乐来净化人们的灵魂，从而摆脱肉体的羁绊。而亚里斯多德将“净化”概念引入到其悲剧理论中，对后世影响颇大，使“净化”成为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净化”是西文“Catharisis”的中译。“卡塔西斯”(Catharisis)一词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篇谈到悲剧的定义时对悲剧作用的附带概括，但由于语焉不详，引发学者诸多解释。如朱光潜先生认为，“卡塔西斯”就是“净化”，其要义是“在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得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将其译为“陶冶”，如罗念生等。比较而言，我们更倾向“净化”说。因为罗念生先生在使用“陶冶”这个词时与伦理学中的中庸之道密切联系起来，将其看作是一种培养道德上适度情感———美德的作用。毋庸讳言，艺术的确有培养美德的作用，但是像罗先生这样来解释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不免会给人以艺术上的泛道德论之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悲剧的情感心理功能。如果我们结合亚里斯多德的其他著作来看，把“卡塔西斯”解释为“净化”更符合这个词的本义，也更便于理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八里谈到音乐教育的作用时就强调了净化的作用。他说:“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即教育、净化(关于净化这一词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只约略提及，将来在诗学里还要详细说明)和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有些人在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卷入狂迷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受哀怜恐惧以及其它类似情绪影响的人。某些人特别容易受某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刺激，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因此，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在此，亚里士多德就十分强调艺术的情感心理功能。

文艺学上的“教化”范畴与“净化”范畴虽然是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产物，有着明显差异，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中西方文论家都认为艺术具有巨大的感染作用，都能对艺术接受者产生重要的影响，文艺的社会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如荀子认为，音乐能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社会的治乱。“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文。乐中平则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多，以至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3]荀子将文艺的作用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而且荀子认为文艺的教化作用产生的前提是“化”，即要求从政治伦理方面去感化教育人。《毛诗序》也阐释了文学的巨大作用:“《关雎》，后妃之德页，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也焉，用之国邦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认为诗歌的教化作用是影响社会政治的重要因素，故将诗歌的伦理教化功能抬高到极高的地位，其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中国历代文论都将文学的道德功能视为文学极为重要的功能。而西方文论也同样肯定文艺的巨大社会作用。如柏拉图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就是认识到了文艺在培育人们灵魂过程中，具有无可代替的作用。与“教化”范畴一样，“净化”范畴也非常注重文艺的感染人心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的“净化”能使人“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

高乃依在论述戏剧的功能时，也运用了“净化”范畴。“悲剧是用什么手段来使情欲净化的。我们看见与自己类似的人陷入不幸，因而产生对不幸者的怜悯，而怜悯之情则使我们引起深恐自身遭受同样不幸的恐惧，恐惧之情引起避免这种不幸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则促使我们去净化、抑制、矫正，甚至根除我们内心的情欲等”。然而，“教化”范畴与“净化”范畴在审美的目的上、审美教育的途径上、审美风格上都有不同之处。首先，“教化”与“净化”在审美目的上有所不同。“教化”范畴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是使社会的要求、理性的规范内化在个体的感性之中的手段，要求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它主张将社会的道德规范化解为人们内心情感的自觉要求。“教化”范畴是指向社会群体的关系，其最终的目的是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政治伦理的规则和道德的规则，以达到社会和谐统一。如《毛诗序》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原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在儒家思想中，“孝”被视为最基本的家庭道德伦理规范”。杨国荣先生说:“孝悌是将具有自然性质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关系及兄弟关系，赋予了社会性的人文意义，孝悌本质上已是一种社会伦理关系”。由此可见，“教化”范畴的目的是社会的群体意志，“教化”范畴成为“感人深，移风易俗”的工具。

而西方“净化”范畴的着眼点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净化”范畴注重个体情感发泄，即注重个体经过某种剧烈情感宣泄后达到平静。因为西方道德较早脱离血缘伦理的范畴。“净化”的作用就是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使观众或强或弱的情感在理性引导下得到锻炼，达到适度。如果说“净化”范畴表现的是一种哲学色彩，而“教化”范畴则表现的是一种伦理的味道。其次，“教化”与“净化”在审美教育的途径上也不同。中国古代文论视“教化”为“感人深，移风易俗”的工具，但是中国的“教化”观则并不主张情感的宣泄，而是主张情感的节制使之达到中和的状态。《礼记·经解》就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既是“教化”观对诗歌的审美要求，也是一种诗歌的审美风格。从接受美学上说，这也是一种观诗者所要达到的审美胸怀。它要求心平气和、温柔恭顺、保持冷静的理性判断而不偏激直露的审美胸怀。而西方的“净化”说则往往强调情感的代谢作用，强调悲剧的情感心理功能。朱光潜先生认为，“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提到的是悲剧净化哀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在《政治学》里提到的是宗教的音乐净化过度的热情，这里同时还指出受‘其他情绪影响的人’也都可以受到净化。由此可见，艺术的种类性质不同，所激发的情绪不同，所产生的‘净化’也就不同。总之，人受到净化之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在朱先生看来，净化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这就是说，艺术欣赏的净化是借宣泄以求平静。这种宣泄实质上是身体自卫机制的一部分，是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欣赏者实现了情感代谢，拓展了人们的情感世界，使人们的情感得到丰富和充实，达到了净化心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