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探析

导语：公共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探析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作为古籍资源存藏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责无旁贷，影印古籍是其方式之一。本文通过回顾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影印古籍自出版情况，分析这种出版模式的利与弊，以期为现代图书馆古籍影印出版提供借鉴。

【关键词】古籍影印;自出版;借鉴

1民国时期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概况

民国时期的公立图书馆中，有很多省级图书馆在影印古籍时存在自出版发行古籍业务。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在其1935年发表的《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中总结当时省级图书馆古籍影印状况称:“南京国学图书馆以馆藏之多珍，与方针之所重，印行珍本为特多。次则山东省馆兼有博物馆之性质，藏金石甚多，故所出如《汉魏石经残字》、《两汉印帚》等，皆蔚为巨制，间亦有影印之珍本(如《穆天子传》)。此外如浙馆之印行目录学著作，赣馆之重印豫章丛书，豫馆之筹刊中州丛刻，陕馆之印行碑林目录，以及皖馆之编行乡贤像传，皆吾人所闻知，其未闻而出有佳籍者，犹不在鲜也。”［1］可见当时不少图书馆影印古籍，且各有特色。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江西图书馆等。1.1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前身为江南图书馆，辛亥革命后曾多次更名，1912年为江南图书局，1913年7月为江苏省立图书馆，1929年10月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沿用至1952年10月1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视影印古籍为一项重要工作，柳诒徵在担任馆长之初就考虑印行古籍善本的问题，他在《改良省立图书馆第一计划书》中谈到古籍影印的重要性:“又有一事，亟宜举办，即印行是也。馆中善本不啻鸿宝，任人阅览，既易损失;什袭珍藏，则等窖币。兵火之劫，盗易之弊，虫蠹之患，在在堪虞。他如传钞孤本有关学术者，仅恃手抄，事难功尠，故欲恢张国故，便利学人，宜取善本、孤本影印发行，则如一人化身千亿，恒干之外，子孙繁多，一面可以嘉惠艺林，一面可以获取重值。”［2］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特设立印行部，并为此颁布《印行部规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流通善本秘笈，服务于读者。“从民国十七年上半年开始，锐意于馆藏珍本古籍的印制，至民国二十五年图书馆新印书籍将近100种，达68384部，165720册。而且印行的珍本古籍的发行量较大，如民国十七年度虽然只印2种书籍，但印制册数达16514册，发行数达11653册。发行册数占印制书籍总数的70%强。从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五年平均每年印行书籍的册数为30676.7册”［3］，从上述统计数据，可看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影印出版古籍数量之大。其影印古籍的种类主要为江苏地方文献和先贤著作、科技典籍、文学艺术方面的珍贵稿本、钞本、大部丛书如《云自在龛丛书》、《藕香拾零丛书》等。而且“其书类皆罕传本”［1］，“当时学者以购得盋山精舍印行书，视为珍品。”［4］1.2浙江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成立之初，就将浙江官书局并入，其机构设置上兼有藏书与编刻书的功能。同时所刻各书公开在杭州的售书处售卖。1914年浙江图书馆的木刻书还参加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可见其自出版业务已很成熟。据项弋平《浙江图书馆刻书述略》所述，“浙江图书馆的刻书业务，从1909年至1929年大致为第一阶段，只有木刻业务。出版的书籍从内容上说，大都是乡邦文献、地方志书;从形式上说，以大部头的丛书为主。如《蓬莱轩舆地丛书》、《台州经籍志》、《章氏丛书》、《通鉴辑览》等。从1929年至1937年为刻书业务的第二阶段，除木刻书业务继续扩大外，又增加铅印业务。这一阶段，木刻书板增至十余万片，印书达四百多种。内容有浙江文献、地方志书、金石书画和各类丛书。”［5］1.3江西省立图书馆。“自欧阳祖经担任馆长以来，江西省立图书馆非常注意访求、搜集江西所刻的古籍版片并将其重印行世。”［6］其中影印《豫章丛书》影响较大。1933年8月，又鉴于《豫章丛书》流传不广，“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高等院校又十分需要，‘为介绍学术宣扬文化起见，特补刊残缺，用上等连史纸，选择良工以名墨印刷，精装二百六十五册，分九月、十一月两期出书，定价百二十元。本馆兹为优待各界特发行预约价只收八十元'。(《江西民国日报》1933.8.2)由馆中装订员徐瑞堂印行100部，大多被全国各大图书馆购去。”［6］上述内容反映了江西省立图书馆影印自出版此丛书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文献瞥见《豫章丛书》再刊行的记载:“惜仅梓一次，传本无多。海内藏家，尚恨向隅。最近该馆馆长杨氏立诚有见于此，特商承教厅长程氏同意，将该丛书修补残简，重予印行一百部。”［7］除此外，江西省立图书馆还铅印《谭襄敏公年谱》等。1.4云南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成立后，屡易其名:昆明云南图书馆、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曾辑刻大型地方文献《云南丛书》，“1914年专门设立了辑刻《云南丛书》处，负责编辑、印刷和出版工作。起初由唐继尧政府拨款万元，1916年初编印大部分完成。1923年以后由当地官僚资本开设的“兴文当”拨款，1947年丛书处改为文献委员会。《云南丛书》已编印的初编152种1148卷，二编53种254卷绝大部分是木刻，只有一少部分是石印、铅印本。”［8］可见图书馆辑刻大型丛书会遇到经费的困扰。这也只是众多图书馆影印古籍的一个缩影。

2自出版利弊分析

通过了解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出版方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2.1优势。2.1.1版本可靠，排版多变。图书馆提供馆藏古籍资源，能够保证版本精良，将古籍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曾言:“往者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虽借馆书印行多种，惟书贾牟利，不善鉴别。所印者，或改易原式，或不适实用。若馆中自行印布，善本则依原尺寸，钞本则排印精校，聚之则为丛书，分之亦可单售，较之假手书贾，必有良楛之别。”［2］他指出商务印书馆曾借图书馆的书，为牟利不善鉴别，而图书馆自行影印古籍排版形式可多变，或丛书或单册，既可裨益学界，又可避免书商作伪。2.2.2专人专部负责，专业性更强。图书馆出版古籍，可以在资源保护、资料选择、刊印等方面做得更专业。浙江图书馆“民国元年设总理副理各一人，其下职员若干人。是冬裁副理，改总理为馆长。下设监理兼编辑二人，检校兼文牍、庶务兼会计各一人。司书生四人，缮录生一人，印行所管理员、书版匠头各一人，司书生二人。”［9］从材料可以看到，浙江图书馆有专人负责出版业务。“1929年浙江图书馆租赁了杭州水陆寺巷的房屋，购买铅印设备，成立铅印部。铅印部除印书外，还接收外来业务”［5］。由此可见，浙江图书馆还专购设备、专设机构负责印刷。2.2.3顺应时代需要，发挥馆藏价值。自出版能根据当时需要及时刊印古籍，发挥其作用。“当时正处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意欲图谋全面侵华之际，国学图书馆以印行馆藏《郑开阳杂著》、《经略复国要编》、《三朝辽事实录》和《正气堂集》等古籍珍本的方式，将这些史书里记载的著名抗倭、平倭事迹广为刊布，以警醒国民，传扬民族精神。”［10］处于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此种形式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使命与担当，在当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2.2弊端。2.2.1人力有限。民国时期的公共图书馆人力资源有限，业务多样，很多图书馆人都是身兼多职。从事古籍出版业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并非专业出版人士，缺少专业经验，他们懂古籍，却不懂出版、排版等。2.2.2物力有限。民国时期的公共图书馆成立初期，各种物资紧缺，如房舍紧张，可用设备少，可维持如木印、石印等古籍影印业务的场地、专业设备等资源有限，有专门机构和专业影印古籍设备的图书馆很少。待图书馆事业发展趋于稳定，战争又起，以致正常事业发展受到影响。2.2.3财力有限。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经费匮乏，主要靠拨款，各项事业发展可分配的经费有限。古籍影印自出版业务受到经费调配的影响，如云南图书馆收到不同拨款机构提供的出版经费，断断续续进行刊印。2.2.4缺乏稳定性、持续性因经费匮乏、人力、物力、财力、战争等原因的影响，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影印自出版业务，其稳定性和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工作的开展只能间断性的、非常态化的。

3借鉴

时至今日，古籍作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资源，其影印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影印自出版模式，对当今图书馆仍具有借鉴作用。3.1培养复合型人才。古籍影印工作既需要了解古籍的专业人才，知道馆藏古籍的版本、损毁情况、适合出版的内容、当前的古籍政策、古籍的纸张和函套材料选择等;又需要掌握出版业务技能，了解符合出版政策、易于出版发行的内容，了解适合排版与印刷的纸张和材料等的出版专业人才，图书馆应该培养二者兼具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更好地开展古籍影印工作及日后自出版提供人才储备。3.2优化资源配置。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馆藏资源整合古籍影印出版业务，充分发挥自出版优势，注重馆藏的珍稀资源，专人专业管理，提供良好的保存条件。图书馆还可以提供资源，寻求与社会相关机构如出版、印刷机构合作，采取“资源+服务”模式对珍稀古籍进行影印，解决专业出版人欠缺和经费匮乏以及物力有限等问题。3.3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图书馆出版影印古籍是古籍保护与传承必不可少的方式，有规划地开展这项业务，不仅是保护古籍的重要手段，也能为整理与研究古籍者提供优良资源，还能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公共图书馆很有必要规划筹建古籍影印出版项目和机构，稳定、持久、常态化地开展古籍影印业务，定期定量按需出版，推动古籍保护事业，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三编第17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21.

［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三编第1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94.

［3］甘桂荣.艰辛与辉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发展研究(1927－1937)［D］．苏州:苏州大学，2009.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74.

［5］项弋平.浙江图书馆刻书述略［J］．图书馆杂志，1984(1):69.

［6］周建文，程春焱.江西省图书馆馆史(1920－2010)［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78.

［7］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西省立图书馆重印豫章丛书讯［J］．浙江图书馆馆刊，1933(4):178.

［8］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593.

［9］浙江省立图书馆.本馆历来经过之情形［J］．浙江图书馆报，1927(1):2.

［10］甘桂荣.艰辛与辉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发展研究(1927－1937)［D］．

作者:桑丽影 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