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从业者文化偏见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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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体育从业者在社会上现今面临着诸多歧视偏见，这是一个常态现象，且诸多人群认为也是理所应当的现象。鉴于此，通过查找文献等方法，对我国体育从业者颇受文化偏见的现象进行剖析，针对目前体育从业者在社会中受文化偏见的现象进行溯本还源，探析影响其现象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研究发现中国体育从业者所受文化偏见与扎根于中国的儒家文化，科举制度，理性主义，体育项目的传承亦有分不开的关系，诸多因素结合造成了而今的体育从业者遭受文化偏见的现象。

关键词：体育歧视；重文轻武；历史渊源：文化偏见

体育承载着其非凡的时代使命和发挥着其特殊的历史效用。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称：“体育先于智育[1]”；赫伊津哈认为体育是一种游戏，并且游戏是人类的起源之一[2]；润之先生言其“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3]。”然近有羸弱之风，如“你的某某学科是体育老师教的吗？”和“某主持人就高铁扒门事件不当言评”等，甚至更有人戏谑体育从业者，认为其为武莽之夫，善用体力，拙于脑力，既往大智慧之人尚未如此，如今为何却又成此番景象？这样的萎靡风气愈演愈烈，对体育人来讲，故颇有研究之意。

1历史文化根源

先秦之时，五霸吞争，七雄乱世，惟卫国、驱兵之需，盛武之风而起，百家之鸣而至。夫子尚“文武兼之”；墨子拜“侠勇之力”；老子尊“动静之道”；韩非子崇“气力之法”。然自秦汉之后，再无尚武之潮，崇勇之风，尊力之趋。始皇知武之利，亦知其弊，故“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4]。”此举是为彰显其帝王之尊，更亦为抑武之举。秦始皇破七国建秦后，通晓“乱世之时，武可安邦；盛世之际，武可扰国”之理，便设法将武力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无法掌控的武力就弱化，甚至消灭，不至以成为乱国之祸，届时弱化武力之举初露头角。

1.1根源之一：融之于独尊儒术中的文化偏见

汉初时，距先秦甚近，先秦之风略有承袭，故致汉景帝刘启期间“七王叛乱”，遂汉景帝开始打压抑制豪强。至汉武帝时，国已合一，得帝王权，慑八方寇，为固国驭民，须得一法以合时需，此时儒家所提倡的主流思想百般契合汉武帝治国安邦之需，此天时，地利，人和之局已成，以汉儒董仲舒为代表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儒家盛世便拉开了帷幕，则成后世儒御中国文流上下千余载之局面。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的同时，汉武帝在长安设置了太学，开创了政教分离的官办教育，自此汉官方学校教育以“经学”和“辞赋”为基本内容，先秦以“六艺”为代表的学校体育退出了学校教育内容[5]。为治国安邦之需，武帝从国家的层面上倡儒道、设官学、选儒吏、抑勇武、去六艺（尤指关乎体育之艺：射、御、数），建立起了“经学入仕”的文官制度，选以经学德行之才者为官。为求仕途，迎阶级，合社会之需，社会上相应也兴起了由“重武轻文”“武贵文贱”向“重文轻武”、“儒胜武弱”转变之潮，后即有了“公卿士大夫多文学之士”的局面。光武帝时，续其先辈之风，进一步“大兴儒风”，更言“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在治国方面为何选以“柔”行之，客观上讲是因为“儒柔”确合治世之需，主观上讲由于刘秀长期在军中，久经战事，所以“厌武习文”[6]，故在治国之举上也不啻采取儒柔之术和抑制武人之举了。然为何儒家走上了正统地位之后就一定会对以“勇武”为代表的体育人形成限制和歧视呢？可以透过当时儒家学派的主张看出来。如儒家所主张“君子”“士大夫”形象之流与以“侠勇”形象为代表的体育人如隔天堑，也导致了儒家门生也耻之同流；董子曾言“夫执甲胄而能拒敌者，故非圣人之所贵也，……故文德为贵，而威武天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7]。”董子所尚“文德为贵”“文上武下”之理，字字透露出崇文鄙武之气，也可曾想在当时以“武”为前身的体育人的处境；随着儒家登上政治舞台后，其“文贵武贱”等理论主张也在深刻引导着社会观念的片面走向。以儒流为核心思想的汉武帝尊儒之举，光武帝柔治之举，导致的“重文轻武”的文化偏见皆是处处体现了以“勇武”为代表的体育人的地位低下和所受的压制和歧视，传至今日，此威能亦然。

1.2根源之二：附之于百戏艺技中的文化偏见

百戏源于先秦“讲武之礼”，成名于汉[8]。自汉“尊儒”之风后，以儒士为代表的阶级集团开始于朝野上下大兴“文上武下”的社会风尚，武人地位自此走到了历史的低谷。虽遭到了“禁武”压制，但“武风”仍不能就此绝迹，百戏的兴盛为其提供了另类的生存形态，因此古代体育也在暗中得到了延续。后之视今，中国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很大一部分也是源于古代百戏中的诸多类别，在历史文流的捣鼓中，中国现代体育运动项目脱胎的不仅仅是百戏前身，亦也传承了其附着的精神文化烙印—歧视。在官仕阶层中，百戏是官宦阶层用其取悦的手段工具，“……百官受赐宴享，大作乐。”“位即定，上寿……作九宾散乐。”（《东汉会要·礼》）其中“大作乐”“九宾散乐”皆意指百戏内容[9]。百戏内容作为娱乐节目频繁出现在上层阶级的各大事程中，也因其娱乐性导致它成为了上层阶级的必属之物，故而形成了一种上层阶级流行豢养百戏伎人的阶层文化，而百戏伎人也扎根成了世人眼中的低卑仆人之姿。对待百戏，上层阶级始终保持着一种自上而下的高贵感，将百戏中人作为服务者和工具，武帝曾“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汉书·西域传》）中国历朝皆以我为中心，四方为蛮夷，四方蛮夷朝贡，朝廷喜以百戏待之，除去娱乐之意，其中隐喻的文化内涵或许也是以低劣娱乐玩物配之蛮夷之客；在市民阶层中，百戏艺人亦是地位低下。“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10]。”百戏是市井之民街头卖艺谋取生活的手段，宋代路岐人即百戏伎人，位卑低下，常游离于市井之中，随处表演却无固定安居之处[11]。古代出演百戏技艺的人群统称为戏子，戏子被盖以下九流职业之称，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职业人群。市井流传之句“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以及“家素贵，无一切纨恗狗马声色饮酒六博及鐕核持筹之习，亦无狎朋昵友优伶娼交之往来。”（《皇清太学生信庵袁公（袁可立孙）墓志铭》）是对古往事态的真实映照。娼妓一类向来被视作地位低贱的人群，世人将戏子或优伶与之娼妓用作同等比喻，视之为同类低贱的人群，换言之，也以相同的偏见价值观对待着百戏这类人群。旧时的体育附着于百戏之中存活，早与百戏息息相关，而今承袭于百戏的体育项目，也是将其隐含的社会文化一路携带，现世中国体育从业者的歧视亦也是翻版的百戏伎人的歧视。

1.3根源之三：渗透于科举制度中的文化偏见

庙堂江湖之事，往往世人会受被打造的“智慧，伟岸，尊贵，无上”的国君形象影响，进而认为是由国君治理，其实不然，是国君及其背后的政治团队共同治理了这个国家。在国君为治世求贤若渴之际，何以求得为之服务的治世安邦之材呢？应然而生的其一法即为：科举制度。这一传承上千年的制度可是与体育“亲密无间”！科举，承前人之制，始创于隋，发展于唐，完善于宋，成熟于明，极致于清，终于清末[12]。自隋初创科举，设常科：秀才、进士、明经等科目以来，后代各朝多延其制度。唐宋科举多源于隋，各有发展，唐主诗赋，宋行经义；明清科举成“背四书五经，习八股之风”局面。科举之风何故拥有如此顽强生命力持续千余年且风靡士族寒门？其主要为科举形成之后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改变了“以名入仕”的旧习，形成了“以文取仕”的新制[13]。此新制一成，极大的冲击了寒门的境况，以往寒门苦于仕，奢于仕，难于仕的局面大为改观，入朝为官本就是社会崇尚的观念，但因旧俗桎梏，诸多寒门人士往往不能圆仕之梦，此局面大改从前，如昼夜前的一丝曙光，照耀了众人由来已久的黑昼，遂各人士立志势如破竹般踏破朝堂门栏。士族由于地位受到冲击，也纷纷拥入科举的怀抱，以求得原本“属于”士族的朝野位置不被夺走。科举一大特点即为“文”，然何以得“文”之精髓，以获名利？笔者总结为：“生于书，忠于书，死于书。”欲为官作仕须上通儒典，下晓经文，吟诗作赋，注词作对，故读书人就不得不“生于书，忠于书，死于书”了。亦如范进中举之例，二十应考，年过半百，仍是苦苦坚持[14]；或如1889年福州科举考场就有数人年过80岁，安徽科举考场甚至18位读书人超过90岁[15]。这种“生于书，忠于书，死于书”的过程不得不花费读书人诸多时间在文本知识上，形成了“自古病弱多书生”的局面；这种“以文取仕”的制度也促使了书生们对“文”的趋之若鹜，培育了书生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神童诗》）的独特情操；这种“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精神也经科举制的助力深深的烙在书生的灵魂骨上，造就了“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古今贤文》）的“佳话”。科举制的“择才”方法和“考才”内容直接加深了历朝一脉相传的“重文轻武”的精神烙印，并沿袭至今！科举不止文举，亦有武举。自唐武则天初创武举以来，虽可通过武途入仕，但在“重文轻武”的潮流的影响下，同一品级的文武两官，武官地位低于文官，文官一直统领着武官。北宋时期，枢密院正职官员中，文职出身官员占73.9%；枢密院副职官员中，文职出身官员占83.7%；在枢密院存在的166年中，文官在枢密院任正职91年，文官与武官共同任职占16年，武官独自任职仅约59年；在其副职任职时间当中，文官独自任职121年，文武同任27年[16]。从其官职的文武职位配比和任职期限中，也可有幸窥得一些“文仕”疯狂和“武仕”悲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的状况也是难以改变。宋周师锐、清姚大宁等皆因文仕不中，进而转考武仕，却成武官[17]。在这般“文贵武贱”中，文儒何其荣幸，勇武何其堕落！

1.4根源之四：游离于理性思维中的文化偏见

阿波罗的“日神精神”在中国体育史海中熠熠生辉，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精神”在古希腊体育历程中肆意妄为。体育是人类最大的“感性”[18]，本应在自古之初便尚武的中国大放光彩，却在战争生存，宗法血缘，儒家礼教，现代文明等这类“理”的束缚下，使代表着生命欲望的“感性”之光——体育，难以闲庭若是的绽放，只能在这残存“感性”光辉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相比之下，中国体育和古希腊体育于此对比可谓是“米粒之光与皓月争辉”。在古希腊，更多的是个人“感性”之花的盛开。“竞技赛”“裸赛”“掷铁饼者”等处处体现着对生命欲望的讴歌，对肉体灵气的释放，对原始本能的痴迷。春秋战国时，“尚武”的焰苗可是燃烧到了中国体育的顶峰，可仍然没有成为古希腊式的体育巨擘，还是因为其上空弥漫着“实用理性[18]”之雾。“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体育难逃战事之“实用理性”，沦为其征战四方的爪牙，体育的“感性”在这般迷雾的压制下，也是摇摇欲坠；转至汉唐和平之际，体育恰如这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理性”世界中风雨飘零。“君臣父子”“人伦之说”“纲常之教”等“千古之理”将这个世界禁锢，红线不可逾越，禁区不可涉足，将这勉力抵抗的“感性”一步步拽入“理”的深渊，体育这叶扁舟在这“理”的上也是独木难支；宋明之期，“朱子之道”，惟存天理，灭尽人欲。在这般“天理”大势之下，无欲无求才是人间正道，“欲”果然也只能被这惊骇巨口吞噬殆尽；“程颐守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死神的威吓之下，“理”的一亩三分田不能被撼动半分，“感性”的寸土却难以寻觅；“佛门大道”之理，这种非理性宗教迷狂又何谈不是一种另类“理性”在推动信徒们压榨自己的原欲行为呢？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好似这肉体的残破不堪才能成就这心灵的伟大至上，本就卑微的肉体何罪有之？“绝七情，根六欲”抑制着人类与生俱来的鸿蒙本性，原始的兽性罕有登场之际；道儒“养生”之理，上至王孙贵族，下至万民百姓，欣欣然追求这“静”“柔”之道，置“动”“刚”之道偏居一隅，与这晚清灭国跪世也不无一点关系。诸多“理道”步步蚕食身体的灵气，压榨肉体的兽性，肉体只能在这所谓人间浩然正道的束梏之下委曲求全，在这辉煌大势的“理性”铺设的“前途大道”面前，又如何谈及对“感性”体育的尊重和崇尚呢？因此，在中国历代“理性”大道的百般压制下，我国体育难以蕴含古希腊体育的“日神”神韵，难以徜徉在“感性”之海，难以绽放现代奥林匹克体育的“感性”之花，以致尊崇人性，倡导个性，感性的现代奥林匹克体育在中国被如此轻视和压制。

2结论

儒家主流文化的制约下，辅以诸多客观历史文化因素，致使前人的“文贵武贱”文化偏见，歧视“武”思想掣肘并未伴随历史的消退而消失殆尽，歧视与体育相关事物的效应仍旧在社会中发酵，如今以“武”“戏”为前身的体育人在现世中遭受着种种鄙夷。希望更多体育人以身效行，竭力破除这种歧视端口，并随着现代文明的一步步进步，公众更加辩证的看待体育这一活动，体育人这一身份，挖掘出更多体育的神韵，效用，化解这类文化偏见，未来中国式体育的歧视也必定会转变为西方式体育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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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杰 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