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体制下体育组织发展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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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落体育组织的发展困境

1、村落体育组织的体制性困境

1.1管理体制：部门分割、重复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村应当发挥村民委员会、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的作用，开展适合农村特点的体育活动。但乡村文化活动分属多个“行政主体”。在县一级，县文体局负责群众体育活动；在乡镇一级，文体站负责乡镇的文体活动；在村一级，有村妇联、村委会的文化活动，有老年人协会组织的文体活动。很多村一级的文化活动内容重复，组织形式单一，领导分工不明确、机构大多有名无实，各部门都来管理村级文体活动，又谁都不负全责，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目前的村民委员会基本上是“上面千条线，针眼一线穿”的“针眼型”的全能政府，所有的事情都要由“小针眼”去具体组织落实，对不属于权辖范围内的村落体育组织更是无暇顾及。

1.2投入体制：总量不足、个人为主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和城市一样需要有体育场地设施、器材、服装、指导等作为支撑。目前农村的场地设施主要有篮球场、乒乓球台、老年活动室、文化大院、个体文化室等。村里经费困难，基本上不能保证上述场所的活动经费，大多数的文体活动场所都依靠“体育精英”或个体老板的赞助来维持正常开支。农村体育设施建设考虑更多的是一块篮球场、两幅乒乓球台的数量等物的因素，很少考虑培养村落体育组织人才建设，有明显的“重物轻人”的特点，从发展主体上来看，农村村落体育组织的“组织”发展开始进入一个以精英（个人）为主导的初期组织网络时期。

1.3评价体制：侧重形式、忽视效果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和评估体制对于村落体育组织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能对村落体育组织发展起着监督管理和约束作用。目前村落体育组织的评价与评估工作机制不健全，评价的标准就是有无正式的规章制度及归口挂靠单位等等，很少涉及到诸如组织管理合不合农民朋友的“胃口”，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农民朋友的健身与组织归属需求等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正式体育社团的评估标准又无法套用，故目前的评估工作缺乏相应的反馈机制，难以确保业已成立的村落体育组织在评估后能够得到管理和监督，以维持正常的运行及正确的发展方向，上述现象也有一些案例值得我们去思考。例如：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工作加快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浙委〔2004〕8号）通过省级乡村体育俱乐部的建设。要求俱乐部日常管理由乡镇文体站负责，业务上接受所在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俱乐部自然成为乡镇农民体育协会或上一级体育总会的团体会员，俱乐部每年年底要向乡镇文体站上交当年的活动记录和下一年度的计划，评价评估工作得到保证，后期的管理对村落体育组织保持正确的发展趋向很重要，也可以避免被邪教组织所利用[6]。

2、新农村建设中村落体育组织的结构性困境

1.供求结构：村落体育组织的不对称性村落体育组织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活动形式灵活多样，但生存能力差，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随时面临解散与重新整合的现象[7]。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在村干部来看，乡镇政府或村委会供给的文体活动与农民村落体育组织的群体活动需求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政府举办的体育活动与农民实际参与的以及农民对政府期望的群体活动类型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如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将体育协会、老年体协、俱乐部等作为重要的一种群体组织载体，在“节庆”时轰轰烈烈地搞一场农民的体育赛事，但农民认为“健身领袖”“健身精英”才是现代村落体育组织靠山，这些“领袖或精英”可以以一种细水长流的形式带领农民自发的健身，也是农民急需的组织领袖，比政府“节庆”的一时轰动更好更长效。从二者的比较中得知，供给与农民的需求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特别是在体育健身组织依靠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

2.城乡结构：村落体育组织的边缘性和滞后性《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第十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有固定的住所、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活动资金等。从村落体育组织的合法性来讲，属于合情合理不合法，但却活跃在农村体育的各个角落，对农村文化的蓬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村落体育组织受现代体育组织的冲击很大，已有主动的或被动的模仿现代城市体育协会组织的趋势，村落体育组织始终处于这一现代体育组织（协会）的边缘，可以说边缘性村落体育组织的发展始终滞后于城市体育组织，原因是村落体育组织成立社团的“困难”[8]。

3.地缘结构：村落体育组织活动地域的封闭性村落体育组织的活动地域相对比较封闭，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不同地域的体育活动项目样式繁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体育的影响不断消减，血缘和业缘因素对村落体育组织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消减，而基于地缘之上的地域文化特点却较少受到影响，故保存相对完整。村落体育组织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进行活动，彼此间极少交流，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即不同地域的村落体育组织的活动项目及活动形式差异很大。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这与当地的民俗民风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从而造成了村落体育组织的活动内容及发展模式在地缘结构上具有相对封闭性。如冀东秧歌、胶州秧歌、陕北秧歌、唐山皮影、内蒙古那达慕、吴桥杂技、排球之乡、武术之乡、少数民族地区抢花炮、摆手舞、赛龙舟等基本上没有超出地域范围，难以实现跨区域传播与均衡发展。

二、新农村建设中村落体育组织的实践模式

怎样用先进文化元素占领农村文化主阵地，这是摆在农村乡风文明建设面前的一件重要工作。《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基层文化建设的领导和各项保障措施的落实，要加快推进基层文化设施、队伍、活动的步伐，用先进文化占领城乡文化阵地。宣传先进文化固然很重要，但短期内占领农村文化主阵地与农村传统的价值观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嫁接，也缺少嫁接的载体，这是不争的现实。而村落体育组织恰恰能够承载这一先进文化并逐步在农村渗透与传播，通过创新村落体育组织活动载体占领农村文化主阵地是一个有效的选择模式，因此不断加强村落体育组织阵地建设，努力创新农村文化活动载体，广泛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用健康文明而又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占领村落体育组织阵地，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新农村文化建设与村落体育组织进行衔接，并采用渐进式的渗透过程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现实选择。

1、“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实践模式

在乡镇政府引导下，以文体站或农民体协为龙头，以村委会、妇联、文化活动室为枢纽，通过文化站、村委会、妇联、团委的共同组织和配合举办形式多样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村委会、小广场或农家小院成立“健身大院”。在政府的引导下，体育协会和乡镇政府将不同类别的健身群体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互补性“整编”，如锣鼓队、秧歌舞、腰鼓舞、舞蹈队、舞龙舞狮队、健身操舞类等通过整编并与现代体育活动形式相融合，突出地方体育活动群体特色。例如湖北来凤县积极开展具有土家民族文化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仅土家摆手舞队就有50多个，在第十五届群星奖颁奖晚会上，来凤县摆手舞荣获广场舞“群星奖”。湖北各级农民体协、文体站还组织各地广泛开展一系列有创意、有规模、有特色的农民健身活动，如黄石健身气功展示、鄂州村村篮球赛、襄樊千人登山赛、恩施来凤土家摆手舞、荆门龙狮表演，潜江端午龙舟赛，神农架火炬传递长跑等展示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实践模式的新风采。

2、“娱乐主导、健身协同”实践模式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开展秧歌舞表演赛、龙舟赛、乒乓球赛、篮球赛、棋牌赛、卡拉OK比赛等多种娱乐性趣味赛，带动全民健身活动普遍开展，激发农民自觉投入到健身组织中来，以娱乐的形式达到健身的目的，通过组织群众文艺汇演、农民篮球赛等多种活动，推动村落体育组织活动的开展，特别注重引导农民面向市场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活动，以休闲娱乐为主导，体育竞赛与日常健身相结合共同促进村落体育组织的发展。例如：河北兴隆在全县290个行政村成立秧歌队290个，农民小剧团6个，篮球队86个，乒乓球队123个，并经常开展有组织的群众文体娱乐活动。湖北580个乡镇均成立了农民体育组织或乡镇农民体育辅导站，在农民体育娱乐健身活动中发挥着播种机、加油站的作用，这些措施使体育组织网络化建设不断完善，达到了以体育“竞赛”与日常健身相结合的“娱乐主导、健身协同”实践模式。

3、“精英带头、领导协调”实践模式

以农村健身精英或健身带头人为主，以领导协调为辅的“精英带头、领导协调”实践模式是村落体育组织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尝试[1]。通过“精英人物”将现代体育组织发展的经验与农村本土自发自在散落型组织相融合，加强村落体育组织与现代体育组织的渗透、交互，通过乡镇领导的协调实现农村村落体育组织的横向、纵向、外向整合。第一，依靠精英支持的“精英带头、领导协调”实践模式。以健身精英“投资”体育组织发展与体育设施建设，可以丰富村落体育组织的内涵。健身精英是村落体育组织中“主流文化”的先进因子，也是村落体育组织的发动机、传播者和倡导者，在健身精英的周围凝聚了一大批体育健身积极分子，形成了一个以精英为核心的体育健身组织网络。同时他们又是地方传统体育文化的讲述者、表演者。依靠健身精英带头，领导的扶持与上下沟通是村落体育组织发展的一个现实的选择模式。第二，依靠精英整合的“精英带头、领导协调”实践模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国家对农村体育的管理可以借用农村潜在的“体育组织人才”，比如体育精英、宗族长老等。在新农村体育建设的过程中，村落“健身精英”更是我们开展村落体育组织建设活动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他们熟悉民间的体育活动组织，并有着很强的“乡土情结”。村落体育组织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对“健身精英”的挖掘与培养是必然的选择，通过鼓励农村体育精英自办体育大院、体育中心户、体育室，健身精英可以形成一人带一组，一组带一村，一村带一片的良好效果，对新农村文化载体起到有效的衔接与整合作用。利用健身精英整合农村体育发展这盘大棋，繁荣村落体育组织的体育网络。健身精英是衔接“组织”与活动的两个环节的桥梁和纽带，抓住契机，注重挖掘并培养民间体育艺人，并将其登记造册。依靠精英衔接的“精英带头、领导协调”实践模式是农村体育组织延伸的“中转站”。在目前的条件下，虽然近些年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体育活动群体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但不是长久之计，都市的体育精英很难到农村去协助农村体育组织的发展。如果农村没有精英带头的体育群体组织，政府的各种管理措施和手段就很难在村落里找到落脚点，更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更谈不上农村体育的发展问题了，因此，依靠精英的整合是“精英带头、领导协调”实践模式的保障。

4、“自发组织、惯性整合”实践模式

2012年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提出了今年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根据《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十二五”工作规划》，推进农民体协组织建设，大力推动本地区农民健身组织网络建设；二是建立省、县、乡(镇)一级的单项体育协会和健身俱乐部，以及村一级的健身晨(晚)练点，为自发性的群体健身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要推动农民群众开展有组织的体育健身活动。农民体育协会“十二五”工作规划为村落体育组织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农村，许多以自发组织为基础的传统体育活动正是在地方农民长期组织活动的定势和习惯延续的产物，农民自发的传统体育组织活动比较活跃，组织了锣鼓队、秧歌队、舞龙舞狮队，出入于乡镇庙会、开业庆典、过年过节等场合，作为农民自娱自乐与传统体育文化延续过程的结合体，采用“自发组织、惯性整合”的实践模式是继承村落体育组织的传统、维系民间传统体育组织资源存量的重要方式。以“健身精英”或“爱好者”为带头人在节庆日或农闲时节带领农民自娱自乐，是当地村落体育组织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乡镇领导部门可以适当采用惯性推动的整合模式逐渐引导村落体育组织向正式体育社团组织靠拢。

结语：社会转型期，诸多原因形成了农民体育组织组织程度低的现况，未来中国农村村落体育组织发展，终究要走农民自组织化的道路。鉴于经济发展仍将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村发展的主题，所以急需要建立以组织为抓手推动农村体育发展的创新型发展模式。国家提供政策和法律环境，公共体育服务由村委会和其它类型的自组织（包括中介组织）分别承担，以此来提高村落体育的自组织程度，唯有如此，村民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体育健身的权益，农村村落体育组织组织程度低的现状才能得到根本改观，进而，以村落体育组织为载体宣传和展示先进的、积极的文化元素才成为可能。应当说村落体育组织的发展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种初步尝试。村落体育组织的组织化进程还有许多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认为，通过用“过渡性”的视角对农民群众性的体育组织进行定位，是村落体育组织的发展路径与实践模式的一种现实性选择。

作者：张铁明秦更生韩斌谭延敏刘杏春单位：中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