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体育社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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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教育家顾拜旦不仅在18%年复兴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还在1919年提出了“一切体育为大众”(allsportsforall)的口号。现代竞技体育从一开始就同大众体育的发展不可分割。

西方现代体育发展的历史证明，尽管现代竞技体育的运动会为表现形式，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但它终究是要以大众体育为其发展基础的。有中国学者指出，体育社会化这个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体育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举国体制”不是一回事(熊斗寅，1994)。

一、竞技体育的中国道路

“举国体制”是指我国政府主导、集中和掌控全国有利于竞技体育发展的人力、物力，在国际竞技体育运动中实现为国争光计划的政府管理控制模式。这种体育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国家垄断所有资源的基础上，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管理体育，依靠计划的手段来为体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这种体制为中国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卢元镇，2000)。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化程度很低，生产力发展程度不高，经济发展水平很落后，国家要想发展体育事业，参与国际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只能是由国家出面直接管理和运作体育。国家作为对体育事业投资的单一主体，只能是有选择性地发展一部分适合中国人开展，并有可能在国际竞技体育竞争中取得较好成绩的运动项目。这个时期，个人和社会等其他团体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为发展体育事业而进行投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和关注体育运动的电视传媒和体育场馆等物质条件欠缺，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的社会基础条件和资源也十分有限。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竞技体育得到了飞速发展，并进而成为国际竞技体育强国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快速转型，具体到体育项目管理和运行上，也出现了利益格局的分化和组织机构的调整。以往国家包办的局面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维续。此间辽宁女子中长跑队、中国游泳队联邦制，以及高校和企业办高水平运动队等模式的出现，都对过去的“举国体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足球、篮球等少数体育项目推行的职业俱乐部制更是让竞技体育走向了职业化和社会化的道路(卢元镇，2000)。这些职业联赛制为竞技体育赢得了更好的社会化收益和受众群体，也让更多地人参与到该项运动中来。从刘翔的家喻户晓到丁俊辉的成功，竞技体育不再仅有“举国体制”的硕果，大众体育同样表现出彩。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试图通过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发展的计划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身体锻炼机会的减少和身体机能的下降，以健康娱乐为宗旨的大众体育似乎已成为必然之需和当务之急。

最近几届的奥运会也都关注到此点，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不例外。《北京奥运行动规划》要求实施体育组织、健身设施、体质测试、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指导、群体活动“六进社区工程”。目前北京市120个街道办事处、2401个社区居委会均成立了体育协会，社区内自发形成体育俱乐部，如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办事处所属10个社区居委会中建立了不同项目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12个(孔繁敏等，2006)。大众体育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关注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的事项。随着奥运会等竞技体育盛会影响的进一步深人，竞技体育的中国道路也正在由“举国体制”的模式向市场模式、大众体育和职业体育互动模式转向。

二、互动模式的困境

当然，这种转向究竟能否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成效则有赖于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关系的互动结果。换言之，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中的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关系处理的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体育的社会化进程(本文将体育划分为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两大类，同时将大众体育分为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两小类。文章这一部分重点分析的是竞技体育、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三者互动关系中的困境。)，影响到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各自发展。打个比方，如果说体育社会化进程中存在门和桥的话，那么社区体育和竞技体育就是两扇门，学校体育则是桥，是连接社区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键桥梁。在中国体育社会化进程中，门和桥如何紧密衔接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般而言，社区体育是指以基层(微型)社区为区域范围，以辖区内的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社区成员为主体，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感情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体育。在我国社区体育有两个含义，即社区范围内进行的体育活动(包括在本社区工作、学习，但不在该社区居住的人口)，以及由本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体育活动(王凯珍，1994)。学校体育则是指以学校为管理主体针对学生所实施的体育活动。社区体育相比于竞技体育，往往以其活跃、生动、具有吸引力、易于为人们接受的生活方式满足了广大社区群众的文化需求。尤其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工作紧张程度和精神压力随之增大，需要精神上给予调剂，而社区体育文化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在共同理解的心理空间内，人与人之间情感交融、心灵沟通，个体化的人格融人社区整体，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个体成员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而且创造了共同的社区精神(黄文仁等，2004)。竞技体育则在体育运动技术和方式方法上，以及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而学校体育则是为竞技体育和社区体育提供了后备支持或技术指导。当然，三者共同的基础是增强人们的健康和意志。

虽然学校体育中出现了少数能两头兼顾，发挥了不错的桥梁作用代表，如有些高校一方面办高水平运动队，另一方面抓普通学生体育教育，注重体育素质的提高，为社区体育的发展做了相应的后备人员培训工作，或至少为潜在的社区成员提供了参与社区体育的个人条件。但是，就整体而言学校体育在与竞技体育和社区体育互动中还是表现出了界限分明的特点。

首先是学校体育教育中终身教育体系的不完善，体育锻炼项目的多元化和多变性让学校体育难以形成对社区体育的实际支持。学校体育的教育仍然以竞技体育体系的项目为主要教学内容，对于新兴的和主要停留于社区体育的运动形式很少进行专门的教学。学校体育的教学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终身体育教育体系，由此也没有与社区体育建立起相应的切合点。相比于此，学校体育，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体育教育与竞技体育的联系多少要紧密一些。当前学校评估体系中一些显性利益的推波助澜，让学校体育更容易谋求在竞技体育中的成绩表现。其实学校体育对竞技体育的支持本无可厚非，但由于各种体育本身之外的利益纠葛导致了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教育目标的进一步偏离，对社区体育的支持也更加缺乏。

其次是社区体育社会整合能力的薄弱，让社区体育趋于分散无序状态，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未能形成有力支持。社区建设正遭遇社会结构转型和高社会流动的外部压力，新的消费主义文化又加剧了社区活动本身的多元性。此种情境下，社区体育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社区体育组织力量的薄弱，没有形成比较有效的动员和整合力量。毕竟体育也有社会分层。不同职业类型的人在社区体育中往往可能选择不同的体育锻炼项目。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可能选择不同类型的体育锻炼项目，特别是老年人的体育锻炼项目。正如一些媒体所报道，现在虽然健康观念随着“现代病”的流行也深人人们日常生活，但是人们在光怪陆离的消费市场刺激下，往往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在北京、广州一些白领女性甚至选择“钢管舞”作为健身锻炼项目。由此而致的社区体育文化更多地停留于一个概念。被奉为竞技体育圭桌的奥林匹克精神，即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促使人们全面发展的生活哲学，也尚未显示出其对社区体育的引领和导向作用。社区体育与竞技体育有点像隔河相望。

诚然，理论上我们多认为社区作为载体，运用体育文化来发展社区，不仅可以使社区更好发展，更能让社区成员体会到体育的快乐。同样，在社区体育推广中，也可以逐渐形成社区体育精神，这种社区体育精神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辐射功能，这些功能可使社区与体育形成互通并不断发展。但是面对上述困境，面对竞技体育带来的体育事业发展契机，我们必须得思考，实际生活中，商业经济强势介人各类体育活动后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如何才能良胜互动?学校体育如何才能发挥其桥梁作用，弥合两扇门之间的空隙，并能形成新的动力机制?我国在实现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动体育社会化进程中，如何让体育真正走人大众生活，成为人们提高身体素质、提高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体育社会化的层次演进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反思体育社会化的概念内涵。有些人认为体育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体育社会化只是体育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的增加，是体育活动参与者来源的社会化(熊斗寅，1994;陈青，1997)。当然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体系，体育社会化负有人的社会化功能(丁建生，2001)。还有人虽然认为此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体系，但有它们很多相似功能，可以产生互动(芦金峰、王玉滇，2002)。

事实上，不管对体育社会化的概念内涵有何争议，我们都可以发现，体育社会化作为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其基本上指涉两个方面，一是进人体育的社会化，即人们依靠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因素参加体育活动;二是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即人们通过参加体育运动，掌握体育的价值规范，培养社会角色，发展身体素质，促进个性形成与发展的个体社会化过程。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体育社会化本身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从体育活动主体角度来分，可以划为体育参与者(包括组织与经营管理者)构成的社会化，以及体育人口经由体育活动所延伸的个体社会化两个层次;从体育活动模式上来分，可以分为竞技体育的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范围扩大，大众体育(主要包括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交融互动面扩大两个层次。当然，在实际的体育社会化进程中，这两个层次往往并非如此界限分明，有可能相互交织共存。这一定程度上正如后发展国家，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同时并存的情况一样。此外，体育社会化进程中，商业经济力量的介人是不可避免的，且是一种强力推进剂。商业经济力量可能会影响到体育活动形式的复杂多样化和活动规则的利益导向，但是它也会迅速加强竞技体育的社会基础，提升其社会辐射能力。

从近几十年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状况来看，不仅表现在竞技体育成绩的上升，还有各种体育运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且，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体育活动开始逐渐成为普通群众的生活方式。参与体育活动意味着健康、休闲、快乐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体育社会化进程也渐渐承载着人们介人社会的方式和态度的变化。体育社会化也由此富含了一些新的意涵。不过，从体育社会化的整体进程来看其尚处于第一层次。

如前所述，体育的社会化进程不仅意味对大众体育的重视和推进，还意味着大众对体育运动的参与，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交融互动。近来NBA作为一种职业竞技运动组织，显示了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巨大影响和吸引力，而我国丁俊辉模式的成功彰显的则是一种大众体育的群众参与性。其成功的重要一点在于其展现的体育文化和该项运动的易于参与性。大众体育在与竞技体育的互动中也为竞技体育中退役的运动员提供了比较宽的就业空间，而这更易于鼓励较多的人参与到竞技体育中去。中国的体育社会化进程将步人大众体育阶段，体育社会化的内涵就会向第二层次推进，即体育主要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途径之一发挥着功能。

四、可能的走向:回归体育本身?

了解到上述我国体育社会化的内涵和演进层次后，我们并不难发现，利用竞技体育盛会的契机加快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的体系建设，是我国体育社会化进程中的当务之急。因为，以终身体育和健康生活为目标导向的大众体育是体育社会化进程的方向:回到体育本身。

当然，有人可能会对此质疑，即便方向如此，大众体育的发展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即健康和娱乐如何结合?与竞技体育一样，商业经济的强势介人和利益导向，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体育项目表达方式和参与方式的改变等因素，会不会让大众体育项目的发展走向更加频繁的更替，并容易走向混乱?大众体育能否回归体育本身，让体育参与者从中获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享受一种公共精神和文化熏陶?或许现在对此下结论还难免草率，至少没有相关的实证资料能予以证明。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生活方式的健康准则，注重体育锻炼对生活质量提高的作用。整体而言，商业经济和网络等新兴媒介技术对体育形式的强势介人，会影响到人们所采取的体育锻炼形式和对体育运动的参与方式，但不会改变体育—特别是大众体育的功能，让人们从中获得健康和精神的愉悦。除此之外，我们当前所能做的就是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发现一些可以选择的应对策略。

首先，我们可以发挥商业经济对竞技体育运动影响力的提升作用，推动竞技体育运动以多样化的形式走进社区，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度，丰富社区参与形式，提高社区体育运动的基础设施水平，进而推动大众体育运动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融人各地新一轮的社区建设。

其次，在学校体育科研和课程教学中，注重大众体育运动项目的研究开发和教学培训，适度引进市场机制，将学校体育项目教学和社区体育运动有效连接起来。社区体育可以在运动形式的灵活多样性上为学校体育提供项目创新，学校体育可以为社区体育运动项目的训练提供专业系统培训。

再次，我们在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项目的互动中，注重项目参与的群体或个体性、耗时性、经济性等方面的特征，在具体实施中予以适当分类搭配，同时注重社区体育运动的娱乐和赛制体系，以及市场体系的建设，以便为竞技体育运动基础阶段的人才培养和职业运动员的退役生涯提供支持。

1995年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使体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国民体质、健康水平等主要指标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或许仅是我们体育社会化进程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距离实现这一目标日期的临近，将让体育的健康和娱乐的主题更为明晰，也将让体育能否在未来回到体育本身成为有待进一步实证探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