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私化与道德重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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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领域）作为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将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加以解决的场所。哈贝马斯在考察公共领域时，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隐忧，认为现在公共领域正日益遭受市场体系与官僚体制的侵蚀，公共领域的交往沟通、舆论监督等功能被压抑或消解了。他所担心的是私域被公域侵占、殖民化的可能，如同奥威尔所描绘的反面乌托邦的世界。而现在一种相反的可能性正在我们眼前显现，即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境遇下公共空间的殖民化，公域被私人问题所侵占。

一、公共空间私化的困境

鲍曼以空间作为重要概念对流动性、个体化、矛盾性等核心范畴进行考察，并深入研究社会空间、道德空间、空间与政治等问题。在勾勒流动的现代性图景时，鲍曼注意到公共空间现在正面临着私化、被个体所殖民的风险。鲍曼首先从古希腊的Agora开始对公共空间的考察，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希腊的Oikos（家庭）和Ecclesia（政治场所）的区分，有关城邦成员的事务在政治场所予以解决。在Oikos和Ecclesia之间还设置了一个中介区域，用以确保两者之间通畅的交往[1]77，这第三个领域就是Agora，即鲍曼所说的公共空间。可以看出，鲍曼对公共空间的界定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相同的，将其视为一个公民之间对话、合作的场所。公共空间是私人问题转化成为公共议题的纽带，生活政治与真正的政治相遇的场所，公民就私人问题、焦虑在公共空间内与公众进行对话、协商，寻求集体解决之途径。然而现在公共空间已被抛弃，填满公共空间的不再是公众议题，而是私人问题的公共化。“非个人”的问题从公共议程中被撵走，现在被看作公共问题的是公众人物的私人问题。鲍曼对此提出了他的担忧：“这样一种倾向—公域正在被以前划归为不适合于公开表达的私人问题的殖民化的倾向—看来正在形成。”[2]61公共空间再也无法充当私人困难与公众问题对话的中介领域，一方面，公共问题降格为对公众人物私人问题的关注，关于公共正义、良好社会、乌托邦的设想已经失去市场，公共性已然退却；另一方面，私人困境却无法转化为公共问题。公共空间正在被私人秘密和隐私所侵占，成为投射私人焦虑的巨大屏幕，公共议题成为私人焦虑和麻烦的聚集。电视上各种示私人困境的脱口秀成为公共论坛的替代品，公众生活的艺术变为私人事务在公众场所的展示以及私情感在公众面前的表白，而不能简化的“公众问题”变得几乎无法理解[3]50。（一）个体传记式解决方案取代了公共决策。公共空间内堆积着大量的私人问题，无法将私人的委屈和不平重新锻造为一个政治问题，并转化成寻求根本解决的政治权力。私人问题的积累并不会产生公共事业，个人必须独自承受他们的恐惧和焦虑，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私化和殖民化的公共空间再也无力将私人困厄转化成公共议题，无力采用真正的政治来解决根本性问题，个体只能通过生活政治、个人传记式的方法来解决系统矛盾，无法重新获得公共决策能力。对此，贝克指出，“个人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用个体的方案去解决系统矛盾。”[4]168公共事务从外部转变成了内部，并成了私人事物，相对应地，问题解决方式也就变得私人化了。公民蜕变成个体，独自承担起解决问题的任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充满着需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和对抗的风险。[2]54社会上充斥的是这样的警示：这是你自己处境，是你自己需要为自己的问题和过失负责，去发现自己能够做什么是个体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生活政治正在逐步取代作为集体追求的政治，社会上的男男女女采用个体传记式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过去由集体完成的任务现在已经分派给个体，听任于个体的管理和谋略。鲍曼分析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在独自解决系统问题时的策略，一是寻求与榜样和顾问而非领袖的指导。领袖以“良好社会”为目标，在“私人困扰”和“公共问题”上扮演着一个双向翻译的角色，而顾问则相反，永远停留在一个封闭的私人领域。问题是私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私人的，顾问提供的建议适合于生活政治，他们的建议也是指导个人独自行事，而非把力量集合起来为他们中的每一个做什么，偶像提供的建议代表着美好个体生活的模型[2]99。各种电视脱口秀节目、成人班课程、指南丛书提供的都是顾问们的建议，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告诫说自己的问题是由自己的错误和缺陷造成的，理应也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解决。除了寻求榜样、建议和指导来解决问题以外，个体还依赖于消费市场来获得解决方法。我们用来撰写生活政策的符号，源于购物的语用学[2]112。鲍曼认为正是由于个体要独自解决系统矛盾这一情况，消费社会才得以盛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通过一系列无节制的购物冲动得到解决，个体求助于由商品化了的货物、服务和思想构成的市场。消费市场的伪承诺和个体生活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可选择的亲和力”。个体从公民的身份中剥落出来，又变成消费者依赖于市场过活。但消费是一项孤独的行为，即使是与他人一起进行时也不会产生任何联合或集体性，消费加速了人们合作关系的枯萎。就消费来说，合作不仅不是必要的，也完全是多余的[2]257。值得注意的是，鲍曼认为个体采用消费来应对系统矛盾的策略并非是受到设计或欺骗，而是对当下生活困境所做出的合理反应，这种非理性的策略蕴含着某种合理性。（二）陌生人的相遇取代了公民的交往。在鲍曼的公共空间中，公民彼此对话、协商、合作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将私人困扰转化成公共问题，并寻求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法。而现在公共空间内的交往合作业已瓦解，有的只是陌生人的相遇。鲍曼认为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事情，陌生人之间保持距离，排除交流、谈判和相互承诺的必要性。这种人际关系只有当下的相遇，并且会迅速消失，因此个体在其中感觉并不是真正的需要他人，自然也就不会对对话和共处产生兴趣。“不要与陌生人说话”这一戒律意味着陌生人是人们在生活中拒绝与他说话与交往的人，体现的是公共空间的病变：即对话和谈判技能的枯竭和萎缩，而代之以逃避参与的技能和避免相互承诺的技巧。[2]171个体对交往和共处的态度是冷淡的，陌生人采取一套“礼仪客套”的技巧，相互之间不需要交流、共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程序化的事情。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是短暂易逝的，并不具备公民针对私人问题进行谈判、沟通的可能性，陌生人相互之间的分离和冷淡取代了公共生活中的协商，就算待在一起他们也不可能产生任何集体性和公共性。鲍曼分析了两类城市空间内人们之间的交往，认为这就是公共空间内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的真实写照。一是巴黎保卫广场，广场是“傲慢、专横、不易损伤的”[2]150，广场拒绝个人进入，不再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人们之间变得陌生，不再交流；另一类是各种消费广场，将公民转化成消费者，无论人群多么拥挤，都不会产生任何集体性，充斥购物天堂人群的是人的群集，而不是人的集体，为了聊天和社会交往，人们是不会挤进这些购物天堂的[2]152。公共空间基于公民的对话、交往而得以维系，现在公共空间业已萎缩，陌生人之间当下没有明天的相遇，他们不能为集体事业拧成一股绳。谈判技能的萎缩都昭示着集体对话和承诺的消退，成员之间的交往也已经私人化了。（三）共景监狱取代了全景监狱。鲍曼借用托马森•马蒂斯提出的共景监狱，认为由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的转变反映了公共空间的不断萎缩。如果说全景监狱象征着向私人发起的一场消耗战，从公共性中努力消除私人性，那么共景监狱则反映了公共行为的消失，反映了私人对公共领域的侵入、征服、占领以及一步一步持续不断的殖民[1]62。全景监狱中既能够看到他人又使他人看不到自己的巧妙设计使得被监管者对监管者一无所知，被监管者处于监管者的监督控制之中，并时刻准备着接受监管者的评价和纠正，按照监管者所设定的规范和程序行事，在这种情况下被监管者的隐私易于遭到外在注视的侵犯。[5]11全景监狱不允许私人空间，至少不会允许不透明的私人空间存在。现在全景监狱被共景监狱所取代，是公共空间被个人隐私所侵蚀。共景监视指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观看，这里的少数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通常是指社会上的成功偶像、名流，在各种电视传媒节目反复展示他们的高雅品位和生活方式，以诱惑众人自愿模仿、跟随。对于观看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社会名流和精英可望而不可及，高高在上，但又给众人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公共空间内不再是公共德性教化、不是社会化的规范管理，而是个人英雄，成功榜样，名人们不再追求牧人的权力[1]63，而是公开展示自己的生活以赢得赞美和模仿，是公众对私人成功经验的模仿和学习。通过榜样来学习就是正在观看的多数人的命运，而不再是时时刻刻接受、评估和纠正。现在公共空间内有关规范、社会化、公共性事务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模范和榜样在电视荧屏和聚光灯下的私人表演。

二、产生困境的原因

公共空间私化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公共空间内真正的权力逃逸出来，另一方面原先感兴趣的公民也已经退出，个人使得公共空间殖民化。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现代性下资本与政治关系的不对称导致了政治的消退、社会的去管制化，个体化程度的加深使得社会上的男女彼此区隔，独自沉浸在麻烦与危险之中无法对话协商，私人焦虑占据公共舞台。（一）资本的流动性导致政治的消退。鲍曼根据时空关系的变化将现代性划分为沉重的和流动的现代性，沉重的现代性是征服空间、“越大越好”的时代，资本和劳动、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依赖于后者获利，资本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20世纪后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对速度的追求达到极致，同时以“解除控制”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蔓延并进而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15]，资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距离以及距离阻隔的地域完全失去了意义。流动的现代性中，资本摆脱了空间的束缚，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摆脱依附、承诺、枷锁的跨国资本采用“脱身”技巧、回避策略，按照“对外地主”的模式塑造自己。流动的速度，在今天已经成了社会分层和统治等级制度的一个主要的或许也是至高无上的因素[2]235。鲍曼认为政治已经变成一场在资本流动的速度和地方权力“降低其速度”的能力之间进行的激烈的争夺战，并且认为地方政府通常无法取胜。与资本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地方化，随着现存政治制度不再能够减缓资本流动速度，权力正在脱离政治，政治也由此消退。鲍曼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方化还是同一进程，没有政治的地方化，经济的全球化很难实现[7]38。经济与政治的不对称性导致了新的社会失序和去规则化，权力的这种流动不受约束，而地方政府业已失去了管制的能力。鲍曼提出，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由谁来做的问题，长期有效的集体行动机构正在逐渐消失。资本的全球性与政治的地方性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导致了公共无能感，人们越来越没有理由相信社会能改变个体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没有动力参与、复兴公共领域。公共无能感和正在削弱的公共领域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8]61。（二）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托克维尔认为个体是公民最坏的敌人，个体往往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而公民是公共领域中最关键的参与者，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无疑也削弱了公共领域。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个体化，这种个体化是社会成员无法逃脱的命运，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和自主，个体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实现自治，而是指被社会所强加的处境，被社会所遗弃的孤单处境，法律意义上的个体与事实意义上的个体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社会变成了“退场”或“隐匿”的[9]85，人们再也不能指望社会的来获得拯救，撒切尔“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指出了社会成员的处境。既然致力于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公共行动已不复存在，个体自然也就丧失了关注社会或公共事业的动力，转而集中于自身的问题和困厄当中，罗曼在《个体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公众的利益只不过是各种自私自利拼成的大杂烩。个体的兴起意味着公民的衰落，社会和政治越是无力和消退，个体就越加丧失对公共领域的信心，对公共事务更加不感兴趣，公共行动就更加不可能产生，政治和社会也就更加不可能复兴，犹如难解的“赫尔迪戈之结”。由那种强加的分化力量转变而来的自我驱动的分化趋势，从而导致公民身份的失落和共同行动的不可能性。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逐渐减弱，而地方政治也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系统风险和公共问题，这两者共同导致了私人问题与公共问题无法相互转换，公共领域被私人问题所充斥，公共性荡然无存。

三、重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鲍曼认为，目前摆上议事日程的任务就是要通过Agora夺回Ecclesia[1]97，那么如何重建公共空间呢？哈贝马斯提出通过“交往理性”来重建公共领域，鲍曼提出基本收入制度和为他者负责的道德重建两条路径。（一）基本收入制度。鲍曼认为社会自治与社会成员的自治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振兴已经衰落的公共空间的关键，首先在于实现社会成员从个体到公民身份的转变，而基本收入是实现公民资格的前提。“基本收入”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托马斯•潘恩提出，意指独立于工作成就与出售劳动力之外的所得，是成熟的公民权和共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它将公民从对风险和生存的担忧中解放出来，降低人们的不安全感，促进人们关注自我意识的责任感，成为公共空间的积极参与者，使得法律意义上的个体成为实际上的个体。基本收入制度使公民摆脱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这样，他们就能自由地追求作为共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1]173。同时，基本收入制度的确立还有利于促进社会团结，以共享原则取代竞争原则，它使政策从法律与秩序的实施机制，从救火队式的危机管理，转变为公共福利与公共舞台，个体与集团之利益在这个舞台上重新铸造为与所有公民有关的议题。鲍曼承认基本收入无法解决消费社会的一些负面作用，如地球资源的匮乏以及根本上有限的这些问题，但基本收入仍然提高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概率，因为唯有当卸下“或者，还是不活”这一问题的重负，价值与愿望才能成为公众所慎思且实践选择的问题[1]176。基本收入这一思想的目标在于使公民能自由讨论他们所喜欢的模式并实践这种模式，使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在公共空间中参与讨论。（二）“为了他者”的道德。基本收入制度实现了公民资格的回归，重建公共空间还需要诉诸道德的力量，即培育“为了他者”的道德。鲍曼的为了他者的道德来源于列维纳斯的道德思想，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道德的开端是“对他人的关怀——直至做出牺牲，甚至为他而死的关怀”[10]61。鲍曼的“为了他者的”道德意味着对他者的绝对责任，这是一种迥异于理性的内在欲求，强调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在鲍曼看来，为他者而存在是一种不对称的你我关系，他者在我的存在之前，当我与他者相遇时，这种相遇就意味着一种先在的、无条件的、无限的道德责任。借用圣经该隐的一句话“我是我弟弟的保护人吗？”，鲍曼回答是的，而且恰恰因为在道德面前任何理性论证无关，恰恰因为道德无需任何理由。鲍曼认为一个人为他者的行为，目的不是互惠互报，而是面对他者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非理性的道德回应，这种道德排除了个体的孤独和冷漠，消除彼此之间的距离，唤回公共责任意识，将个体从关注自身焦虑和困厄的狭隘领域转向关注集体事务的公共空间。只有当个体承担起为他者的责任，才能恢复人际关系的属人性[11]25，进而催生由公共利益推动的公共行动。需要注意的是，要普及为他者存在的道德进而重建公共空间，首先要实现真正的个体化，即法律意义上的个体转变成为事实意义上的个体。只有真正的个体才能为他者负责，并为他者而存在。因此，立足于基本收入制度恢复公民资格与为他者负责的道德回归两者互相交织，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重建真正的公共空间。

四、结语

鲍曼通过对西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反思，对个体命运展现深切的关切，并以个体性为基点，剖析了个体之间的冷漠、疏离的生存状态，公共行动业已退却，私人困厄难以转化成公共议题，公共空间萎缩的现实状况，并从制度、道德两方面提出重构公共空间的路径。坦诚地说，鲍曼的分析并非完美无缺，其理论与其说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倒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审视问题的思维方式，不断寻觅新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公共空间也正面临着私人化的侵蚀，一方面公共空间受限于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资本、科技的发展导致公共空间的发展逐渐失控，如网络空间的发展导致了“后真相时代”“众声喧哗”。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化，社会成员尚未形成成熟的公民意识，反而变成个体和消费者，个体沉浸于私人焦虑中，社会团结和道德水平都受到严重冲击，公共空间也存在萎缩、被殖民化的风险。尽管鲍曼的公共空间重建方案可能在可行性和现实性方面存在问题，但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结构、关怀个体苦难提供新的理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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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璐 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