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文化推动师德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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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师德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如有的教师工作中不注重个人修养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有的教师在课堂上不负责地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片面夸大社会负面现象，有的教师弄虚作假甚至学术腐败……这些行为抹黑了教师队伍，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弘扬高尚师德，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表明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师德建设。为了使教师更好地胜任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之重任，创新师德养成机制，提升教师师德水平，已迫在眉睫。陶行知先生作为师德楷模，以其师德思想为核心的行知文化对新时代师德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知文化及其内涵

行知文化是基于陶行知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实践、教育创新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精神取向、思维意识及行为方式等的综合，其核心为陶行知的精神文化，即行知精神，行知文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1.敬业奉献。陶行知认为“教育者应当知道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1]，但他还是坚持“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2]的敬业精神，以教为荣，以教为乐。他指出“不要名，不要利，只要教育好；不怕难，不怕死，只怕教育不好”[1]，还说“教师的服务精神，系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1]，以此来引导广大教师兢兢业业，无私奉献。2.求真好学。陶行知将求真务实作为人生信念，他说：“教师只能说真话。说假话便是骗子，怎么能做教师呢？”[3]他教育教师要“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我们要虚心的跟一切人学：跟先生学，跟大众学，跟小孩学，跟朋友学，也跟敌人学，跟大自然学，也跟大社会学，要学的专，也学的博”[4]。“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1]。这些都体现了教师必须好学上进的观点。3.大爱师表。陶行知“爱满天下”的育人理念为世人所熟知，他认为教育只有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的深处，并以此教育广大教师要无微不至地关爱学生。他主张教师应当以身作则，“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1]，教师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品格取决于教师的德才。4.实践创新。陶行知一生奉行“生活即教育”理论，认为“思想与行动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1]，因而教师要有实践精神，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真”知识，而不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他还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4]来激发广大教师勇于创新、大胆探索。行知文化的这些内涵对于新时代教育、教师、师德均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在师德养成方面。

二、行知文化对新时代师德养成的启示

1.文化在师德养成中的作用。相比传统师德建设，师德养成更注重教师自觉地实现师德的内化和提升。借鉴主体间性理论[6]，师德养成是一个主体———客体———主体的过程。人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具有能动性，所有理论、体制机制、管理措施等都要透过人的自我认同作用。具体而言，个体只有清晰地回答“我是谁”这一基本问题实现自我定位，才能真正厘清诸理论、制度、措施之于自身的意义，进而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定向，回答好“我该怎么做”的问题。从这一意义讲，新时代师德养成的关键是激发教师的自我认同，使其发自内心地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将全部热情与激情倾注于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事业中。教师的自我认同取决于推力、拉力、助力、约束力、压力等形成的合力，其中推力主要指学校通过满足教师的个人需要建立的激励机制，拉力主要指明确对教师的期望和要求形成的牵引机制，助力主要指为教师提供有效指导和帮助而形成的支持机制。在此基础上学校建立约束机制，对教师的行为进行限定形成约束力，建立竞争与淘汰机制对教师的行为进行奖励或者惩罚形成压力，促使教师养成良好的师德。教师对师德的自我认同过程中，牵引机制和支持机制是非常重要又不易实施的。饱含师德思想的行知文化对师德自律的作用不可小觑，它既为新时代师德提供标准即形成牵引机制，也为新时代师德养成提供指导和帮助形成支持机制。2.行知文化对新时代师德的启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明确提出“四有”、“四个相统一”、“四个引路人”等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标准，这些标准一脉相承、系统完整，是新时代加强师德建设的行动指南[7]，也与行知文化高度契合。（1）“四有”好老师与行知文化高度契合[8]提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标准时，三次引用陶行知名言，体现了行知文化。他提出“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时引用“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提出“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时，引用“好老师要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提出“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时，引用“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提出“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虽未直接引用先生的教育名言，但与先生“爱满天下”的大爱育人精神异曲同工。（2）“四个引路人”与行知文化高度契合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9]“四个引路人”是新时代教师角色的定位，与行知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陶行知说“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人做好人”[1]，可见教师不能只教书，还要承担育人责任，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他教育教师“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1]，体现了教师要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思想；他指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1]，就是说教师要引导学生创造，这与做学生创新思想的引路人思想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4]，这与新时代教师要“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是一致的。（3）“四个相统一”与行知文化高度契合提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10]“四个相统一”是新时代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也与行知文化有共同之处。陶行知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5]，体现了教书与育人相统一；他说“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2]，是对教师修养的要求，也是教师“身教”的基础，说明教师不仅要“言传”，还要与“身教”相统一；他谈到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个原有社会的恶习惯、坏事情，统统把它革除，把我们心中理想的新社会实现出来”[2]，体现了教师不仅要潜心问道，还要关注社会；他还说“大学里最重要的原则是学术自由。这学术自由四个字往往被人误解为自由主义的学术”[4]，包含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的思想。行知文化与“四有”、“四个相统一”、“四个引路人”等新时代师德要求高度契合，用行知文化涵养新时代师德必然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三、以行知文化推动新时代师德养成

饱含师德思想的行知文化对师德的作用不可小觑，它既为新时代师德提供标准，也为新时代师德养成提供指导和帮助，具体体现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方面。[11]1.打造行知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行知文化的核心。社会发展变化引发的新时代师德新要求、新标准，需要有专人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行知精神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举办行知文化讲堂，编写相关教材和学习读本，创设《行知文化》期刊，引导教师增强师德培育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性。通过学习行知精神文化，使教师明确师德标准，真心认同并使内心的道德信念与行知文化趋同，激励教师自我塑造、遵从师德，获得广大教师、学生、社会的普遍认同。2.建设行知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行知文化的物质载体。通过在校园内建立陶行知塑像、将陶行知师德名言悬挂在校园各处变成学校的文化标识、以富有陶行知师德思想的名字命名校园建筑和道路、建设陶诗园等多种形式，形成学陶师陶的物质文化环境。建设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馆，发挥其文化育人功能，达到涵育德行的目的。发挥行知文化品牌活动的辐射作用，通过排演话剧、创作歌曲、编排舞蹈等文艺形式彰显行知文化，通过举办演讲比赛、诗词诵读会等活动，将陶行知师德思想广泛传播，形成良好的文化育人环境，让广大教师身处其中，时刻铭记师德标准、自觉涵养师德。3.构筑行知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行知文化的机制性保障。健全师德评价机制，将行知精神文化中有关师德的内容融入到师德评价体系中，引导教师从制度的他律，逐渐顺应、认同、同化为自身内在的一种自觉。在制度中强化师德建设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模范选树表彰机制，通过评选师德楷模等活动，深入总结和挖掘他们的闪光点，将他们的事迹通过多种媒体和方式广泛传播，引导教师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起到引领风尚的示范作用。对于违反师德的教师要坚决予以处理，增强制度的约束力。通过为教师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可触摸、可感知、可学习的鲜活样本，使广大教师更加明确师德标准、表现形式以及养成途径。4.展示行知行为文化。行为文化是行知文化的外在表现，是通过行知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感染、熏陶、激励、约束，使教师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如教师敬业奉献、求真好学、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注重实践创新，教师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欣赏学生，师生和谐平等。在这样的行知文化中，教师受到感染、学生受到熏陶，必然形成良性循环，培养出更多“陶行知”式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和良好品德的学生，形成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通过行知文化的浸润，使广大教师能自觉认识师德的意义，树立正确的师德观，自觉践行新时代师德标准，增强“立德树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新时代师德养成。

作者:刘惠珍 程太生 单位:太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