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模式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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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高校法学教育存在专业型、职业型和兼顾型3种教育模式。我国长期采取专业型教育模式，实践中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理论、轻实践”“重课本、轻学生”等问题，从而造成整体教育质量不高、法科毕业生市场竞争力较差的状况。确定多层次的教学目标、走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兼顾之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法学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改革

一、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式及特点

根据教育机构对专业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培训的侧重点不同，法学教育模式总体上可分为：专业型教育模式、职业型教育模式和兼顾型教育模式。专业型教育模式以德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专业型教育模式的特点是，法学院的教育以理论教学为核心内容，侧重于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的传授，注重法律思维和逻辑能力的培养，不以培养职业化人才为主要目的，但更注重课堂的开放性和学生的创造性。比如德国，高等法学教育以传授法律专业知识和其他人文社科知识为主；课程设置严格规范，注重学生法学理论知识和逻辑能力的培养；在考试委员会的综合答辩过程中，学生可以就某一学术问题自由发表意见，与教授进行辩论；法学院的教育不以通过司法考试为目的，如果学生毕业后致力于从事法律职业工作，则需要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并进入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实习［1］。职业型教育模式以美国为代表。职业型教育模式的特点是，法学院的教育以培养职业法律人为目的；法学教育设定在本科基础教育之上，即只有取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并致力于从事律师、检察官、法官等法律职业的毕业生才可以进入法学院研修法律；教学方式以案例教学为主，通过从案例中抽象出法律规范和法律原理来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同时以“诊所式”实践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用所学到的法律知识解决和处理具体案件，从而培养学生的司法实践能力［2］。职业型教育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即学校通过为学生提供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技术性训练，使法学院的毕业生能够具有“像法律职业人那样思考”的能力。兼顾型教育模式以日本、英国为代表。兼顾型教育模式兼顾了法学理论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这些国家在第一阶段即院校专业教育完成后，还设置了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阶段，以培养法科毕业生的职业技能，使其具备成为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能力和素质。比如日本，法科学生在本科阶段会接受法学理论教育，他们在通过司法考试后，可以进入“司法研修所”进行为期2年的职业教育，这一阶段以研究案例、接触司法实践和处理现实法律事务为主，以培养司法研习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3］。类似地，英国法学本科教育也以专业知识传授和法律思维能力培养为主，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毕业后必须接受“律师学院”或“法律协会”提供的专业技能培训。对高等法学教育来说，无论是以法学知识传授为目的，还是以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为目的，或者两者兼有，法学教育模式大体上都可被分为2个阶段：一是法学基础知识教育和法学思维培养阶段；二是法律实践教育和职业能力培养阶段［4］。从当前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虽然法学教育并不以专门培养法律职业者为目的，但职业技能训练阶段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即使对没有选择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学院毕业生而言，了解法律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行，远比学习各种法学概念和基础理论更加重要。

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之困境

我国法学教育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突然繁荣之后，已经进入瓶颈期，存在不少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3对矛盾：一是日益增长的法学院校发展规模与不断下降的法学毕业生质量之间的矛盾；二是高等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对高素质法律职业者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三是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与学生提高综合能力特别是职业能力的主观需求之间的矛盾。首先，我国的法学教育长期以来偏重数量的增加，而忽略质量的提高。在法学学科和专业设置的问题上，我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设置的门槛过低，不管是公立还是民办院校，文科或是理科院校，法学专业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目前全国拥有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已有近700所之多［5］。当前法学专业毕业生严重饱和，随着法学研究生的不断扩招，在缓解法学本科生就业压力的同时，每年也向法学人才市场投放了大量的竞争者。由于长期忽略法学教育质量，高校并不能很好地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知识结构单一、实践应变能力差，是法科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普遍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特征。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办学模式无疑会造成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其次，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我国长期坚持专业型教育模式。通过对法学专业设置的分化、细化，使学生不断学习和掌握更深、更细的专业知识。法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并能够运用所学的各种法律知识解决和处理现实问题。但在强调法学专业系统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同时，却忽视了法学学科的社会实践性特征，导致了原本理论色彩就十分浓厚的法学课堂与社会脱节更加严重。很多法学院学生在毕业时还无法写出一份内容规范的诉状，不能识别与具体案件相关的法律问题，不能根据案件事实寻找解决案件所需要的法律规范，甚至连基本的法庭程序和规则都不懂［6］。法学院培养的法学人才，“有技而无能”“有专而无业”，这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忽略社会对法律职业者的现实需求所造成的尴尬结果。再次，在知识传授方式上，我国的法学课堂从来都不以学生为中心。教材是整个教学的中心，教师是整个教学的主导，课堂教学以课程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为基础，无论是探讨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学生总处于被灌输和被教导的状态。这种被动教育模式，一方面导致法学课堂相当枯燥，与社会实践脱节；另一方面也导致法科学生在教师的教导下亦步亦趋，很难养成主动思考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缺乏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学生接受法学专业教育的一个基本动因，是希望毕业后成为法律职业者或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但当前很多院校的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固化，不仅缺少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的相关课程，更忽视了与之相关的法律职业精神的培养。这就导致许多法科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不仅缺乏必要的法律职业技能，也缺乏基本的职业伦理道德。

三、我国法学教育模式改革之路径

我国法学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基本完成了规模构建和数量积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集中在提高教学质量和优化教学内容方面。为此，应重新定位教育目标，改革落后的教学模式，探索新的教学方法。第一，确立多层次的教学目标。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法律职业的优越性特征使其能够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为其法学职业教育提供支撑。而我国当前对法学教育职业化的需求是单方面的，除学生之外，无论是政府、高校，还是法律职业机构，都缺乏推动法学教育职业化的动力。对于法学教育的目标，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通才教育”，都反映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不甚明确［7］。事实上，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名词就可以概括的。不但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有所区别，即使在本科阶段，法学专业学生和非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也不可能一致。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其法学教育应当被定位为“认知型教育”，即通过直观的教育方式认识、了解和学习法律，其实践教学方式应以参观性实践为主。对于法学专业学生而言，其本科教育应当被定位为“专才型教育”，学生应具备非法学专业学生所不具有的专业知识、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能力，其实践教学方式应以参与性实践为主。研究生阶段的法学教育应被定位为“精英型教育”，其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和理论研究型人才，其实践教学方式则应以自主性实践为主。明确法学教育多层次的培养目标，是法学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第二，法学教育应走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兼顾之路。法学专业的社会性特征，要求法科毕业生除了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理论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当前法科毕业生质量普遍下降，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却缺乏专业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重理论、轻实践”教育模式造成的。一方面，不能因短期的市场功利性需求放弃对学生法学理论素养和法律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传统专业型法学教育模式的弊端，以及学生和社会对实践性和职业性教学的需求。只有在不削弱法学理论教育的基础上，兼顾法律职业培养的需求，才能培养出具有专业素质、职业素养、市场竞争力的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我国法学教育应走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兼顾之路，在当前我国尚未设立专门的社会性法律职业技能训练机构的前提下，在高等院校教育阶段设定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和训练机制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开设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基础知识的课程、增加法律职业能力的训练、重视学生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培养等，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第三，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西方法学教育质量相对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教学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还是“诊所教学法”，其目的都在于让学生身处特定的法律环境，培养学生“像法律职业者一样”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应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重视学生法学思维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提高，尽可能为学生创造法律实践环境［7］。将以前的封闭式教学，转变为以提高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为目的的开放式教学。例如，提倡“专题式”授课法，将一门课程分割为不同的专题，在每个专题中与学生探讨最重要的法律问题，增加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这既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思维能力，又能脱离教材的束缚，解放课堂；提倡“案例教学法”，在课程中增加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教学环节，带领学生进行案例分析、举办模拟法庭、组织案件观摩等，使学生跳出书本，融入法律运行之中，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研究问题，由法律的“观察者”变为法律的“参与者”。当然，法学教育需要改革，并不意味着法学教育不能走“以知识为中心”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将法学教育的职业因素和内容完全忽视。法学教育“职业化”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否定理论教学的意义，而是强调当前法学教育改革必须走理论教学和职业培养兼顾的道路。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高校坚持推进教学改革，同时也需要国家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广泛支持和学生主动参与。惟其如此，我国法学教育才能走出当前困境，向高层次、高水平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德香.论国际先进法学教育模式对我国改革之借鉴[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

[2]朱梦羽.美法两国法学教育模式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启示[J].中国大学教育，2015（12）.

[3]赵新颖.法学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选择[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7）.

[4]朱锦秀.高等法学教育模式的比较与创新[J].黑龙江高等教育，2005（7）.

[5]冀祥德.对中国法学教育全面反思与展望[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4）.

[6]胡亚球.对我国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评论，1999（1）.

[7]韩阳.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困境及教育模式的重置[J].学习与探索，2012（4）.

作者:李若瀚 王宝磊 单位:国防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