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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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和近年来大学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诚然，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形成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有总量因素，如多年来劳动力供求总量的不平衡；也有结构因素，如一些大学生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不一致；也有企业方面的原因，一些高技术企业需要具有实际经验的人员；更有大学生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一些大学生本身素质不够高，所谓“有知识，没技能”，同时还存在大学生本身在市场竞争日见激烈过程中不能适时而变，不愿意接受低级职业岗位等原因。本文重点从制度方面研究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户籍制度因素。

一、从大学生就业的历史看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

户籍制度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虽然一直存在，但在指令性计划分配阶段，户口并不是构成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一阶段大学生的招收和分配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福利、保障“三和一”体制，学校里有多少大学生，社会上就有多少个职位需要，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正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反映。

1985年后国家开始对大学生就业实施指导性计划分配和双向选择制度，允许供需见面，实行三公开三允许的做法（分配政策公开、学生情况公开、需求计划公开；允许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直接见面，允许用人单位查阅毕业生档案，允许用人单位不接受学校推荐的毕业生）。从而加快了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一定范围（地区范围、行业范围）内实行了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这种以大学生自主择业和市场导向的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出现逐步改变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形势。199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并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庄严地写入了宪法。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劳动制度的改革，除对师范学科和某些艰苦行业、边远地区的毕业生实行一定范围的定向就业外，大部分毕业生实行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人才劳务市场，采取自主择业的就业办法。与此相适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目标是：改革高等院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1]。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明确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舆论上、理论上和政策上开始鼓励高校毕业生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1998年，是首批“并轨”改革（即自费上学自主择业）的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就业政策进一步放宽，供需市场的调节对于学生就业的作用日益明显。绝大多数毕业生实现了自主择业，少数定向生、少数民族生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就业，在毕业时仍不能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回生源地由当地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就业。随着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发展和大学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步产生了今天人们广为谈论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是市场经济深化的产物。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一部分外地大学生为了获得北京、上海等条件优越的大城市的户口指标而绞尽脑汁，并担心初次就业后去外地工作将来难以再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有的大学生因此而放弃了在外地或生源地就业的工作机会，从而增大了在少数大城市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潜在劳动力供给；或者由于担心去边疆省份就业而失去了回到内地大城市的机会而拒绝到边远落后地区工作；或者干脆拒绝到外地省份工作，在没有大城市户口指标的情况下干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大学生户口和工作地分离的情况也开始出现，由于传统户籍制度的僵化，一些人远离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区去工作。由此而产生了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的深刻影响。

二、当代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户籍制度因素

应该说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成为问题，因为劳动力管理全部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控制的。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也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户籍仅仅是进行人口统计的工具，并不具有其他政治、经济的功能。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国家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仍占有一定优势的时期。一方面，原有的计划调节职能已经消失，就业岗位与大学生就学人数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协调，另一方面完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尚未实现。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利益犹如壁垒所带来的某些租金，使一部分人能够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利益，就像配额制度一样，由于一些物品不能普遍为所有人使用，从而使其具有与其他商品所不同的价值[2]。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户籍制度仅仅是统计人口的工具，没有更多的具体价值，只是在本国公民与外籍公民之间存在着身份和待遇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使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政府的隔离措施，城乡户籍之间在身份和待遇方面事实上是存在着差别的，即城市户口比乡村户口具有更高的价值，户籍成为分割城乡劳动力的有利工具。市场化导向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并没有使这一功能完全丧失，只是使其内容部分地发生了变化。由于外来劳动力可以进入或留在城市内寻找工作，原有的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的分割功能已经减弱，因为垄断已经不是绝对的了。但户籍制度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如在考取公务员、购买经济适用房、子女上学，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并获得晋升等仍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有制因素有关。可以认为，国家所有制所占的比重越高，户籍制度的作用就越大。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户籍制度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所有制在一些产业领域的逐步退出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国家所有制继续大规模的退出相关产业和事业单位领域，户籍制度对一般劳动力和大学生就业方面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减弱。由于私营组织普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原则，除非户籍制度的存在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否则在企业经营中私营企业主必将采取某些忽视户籍制度的态度，从而使户籍制度对劳动者寻找工作职位的影响日益下降。当然这仅仅是经济学上的分析，从实际来说，户籍制度的影响力还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3]。如公务员考试问题，跨地区招收并非不可以；中学也并非不能招收外地孩子上学；大学招生考试也可以采取全社会统一分数的形式。如果采取这样的公共政策，户籍制度自然会丧失其实际的价值。这里反映了政府的一些政策价值取向问题，也实际上存在着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问题。例如如果采取全社会高考统一分数线的形式，将会直接影响某些大城市居民子女的上学问题，至少对名牌大学是如此。允许外地大学生直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谋职或就业，同样存在着如何确定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利益问题，而户籍则是区分这一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直接取决于大城市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取消户籍是否意味着大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供给的迅速增加？从当前来看，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不同城市和区域的特点，如果从我国城市的类型分析，位于东部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各大城市对人才具有诱惑力，因此户籍制度的削弱有可能吸引一些外地特别是西部的学生和人才来沿海大城市工作。像大连、青岛、厦门、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对人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它们是继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之后我国第二城市圈，其他省城则构成第三城市圈，各省内部中等城市则构成了第四城市圈。西部的一些除省城以外的城市构成第五城市圈。可以认为，不同的城市圈对人才吸引程度不同。第五城市圈和第四城市圈对人才吸引力较小，该类城市的户籍制度的严控或放开对该地大学生的劳动就业影响很小。第三城市圈对人才的吸纳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没有第一类和第二类城市圈那样大，而且由于各地省城对人才一般采取了与一般劳动力不同的政策，鼓励大学生发挥才智，对用人单位雇佣大学生一般采取宽容的政策，用人单位雇佣大学生工作后，一般来说能够获得相应的户口指标。因此，虽然这类城市的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有影响，但其带来的副作用影响并不是很大。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一类和第二类城市圈的城市，由于这类城市工资高，就业机会多，信息灵通、开放程度高，成为吸引大学生前去谋职和寻找经济机会的主要目标。那些在这两类城市没有户口的大学生与有户口的大学生相比，在竞争一些有利的工作职位时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些想在此类城市谋职的大学生由于没有该城市的户口而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就业困难。在这两类城市中，又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为代表的第一城市圈为甚，正是这几个经济发达的特大型城市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还体现在不同的产业类型和大学生所学的专业领域。在高科技企业，户籍制度的影响相对较弱，这一方面是由于高科技企业多数为非国有制企业，户籍制度对非国有制企业影响相对较弱，另一方面，人才因素对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性大，也就使得高科技企业不得不在户口方面做一些让步。中关村高科技企业调查表明，在高科技企业中雇主和职工对户籍制度普遍不是很重视。此外，调查表明，户口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在选择职业方面也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讲，文科学生对户籍制度重视程度相对较大，因为文科学生更多的依赖在国有制单位就业，而国家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对户籍制度的重视程度普遍比非国有制要大。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管理类特别是工商管理类学生虽然属于人文类学科范围，但企业在对待该类学生比其他人文类学科学生在户籍制度上要豁达许多，这与其在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专业技能的需求较大有关。由此可以说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就业机会少或生存能力较弱的人才其对户口的依赖性也较大，也越难以摆脱户口的情节。

三、大学生就业中户籍制度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

从大学生就业中户籍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户籍制度无疑是日益走向宽松的。事实上，许多包括省城之类的大城市都对大学生放开了户口，接纳来自各方面的有用人才前来进行建设。目前，仍然对大学生就业选择职业采取户口等限额措施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型城市和其他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尤其集中在前面提到的属于第一城市圈的大都市。

放开这些大都市的户籍制度究竟对大学生就业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大学生找工作更容易了呢？这需要具体分析。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是，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可能会使更多的外地大学生留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致使大城市高级人才进一步积聚，从而使这些大城市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留在大城市的大学生由于解决了户籍问题的束缚而找工作可能更容易。这两者之间究竟会出现哪种结果，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在没有户籍制度限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大学生在大城市的就业也并未得到缓和，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队伍日益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的趋势[4]。

另一方面看，大学生之所以愿意留在大城市工作，自然也有其内在的原因，在大城市能够获得较多的收入和较好的就业机会是其最主要的原因。户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延缓这一作用，仍然不得而知。从劳动者的求职心理分析，没有了户籍制度的束缚，一些人可能更愿意去西部或较小的城市工作，因为去的人可以随时回来。能够随时回来本身就可以减少坚决留在大城市的心理压力，使户籍制度的影响的分量得以减轻，但这种回归流动仍然会由于长时间离开自己钟爱的大城市而受到社会资本方面的损失。这种社会资本的减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由于可以随时回来得以补偿，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即使户籍制度全面放开以后，去西部或中小城市的人也不会太多；反过来看，放开大城市户籍的限制在我国一级城市圈就业的大学生会不会增加呢？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发展趋势的考察和我国人才流动趋向的研究，可以认为，大城市户口制度取消后，留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大学生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原因很简单，因为就业机会在大城市要大大优于中小城市。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经济能量集中于大城市的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加强。正是这种不断加速的经济大城市化的趋势，使得大学生等高级人才选择了留在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种趋势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当然，户籍制度的作用可能不止这样一个方面，它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这些方面的功能不会因为大学生就业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