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教育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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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徒教育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并随社会发展而变迁。在学校教育不传授同生产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知识、技术时，学徒教育以其独特的价值展现其不可替代性。严格的学徒规制和具体的培养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徒教育的质量，为底层民众实现职业转换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为学徒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学徒期间形成的优秀品质，成为学徒出师后获得成功的内在精神动力。近代中国，大批社会底层民众通过学徒教育，实现了职业的转换和社会地位的变迁，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

［关键词］学徒；学徒教育；底层民众；社会流动；途经

学徒也叫“工徒”、“艺徒”或“徒弟”，是以契约为依据、在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下学习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或其他手艺的青少年。从施教一方来看，为了使本行业所积淀的技艺、技术、经验和知识得以传承，也为了本行业的发展，于是招收学徒；对学习者而言，学得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可以立业，是求得生存、转变职业角色与创立基业的一种手段。学徒教育是历史久远并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联系的一种教育形式，是在生产劳动和经营活动中、通过生产劳动与经营活动和为了生产劳动与经营活动，在父与子或师傅与徒弟之间实施的教育形式，集培养、使用与资历于一身，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历史之悠久、范围之广泛不亚于学校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学徒教育是人类教育的原初形态。学徒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制度规范，即学徒制。学徒制形成后，使学徒教育目的更为明确，并有了相应的规范加以约束和制度加以保障。

相对于科举制这一显性但狭窄的社会流动机制，学徒制是社会底层民众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方式。在重道轻艺、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农业文明时代，这种与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不为正统教育所认同，甚至到近代中国依然如此，“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1]（P201）；“中国商人向无商业学堂肄习经商一切，故凡为商者，悉系父传子受，师传其弟”[2]。虽不受正统教育认同，但学徒教育并没有中断，而是不断得以延续，并随社会发展而变迁。近代中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学徒群体，各行会对学徒教育也做出具体规定，在职业技术教育滞后的情况下，学徒教育承担职业技术教育的角色；学徒教育为学徒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成为实现职业转换和促进社会地位变迁尤其是底层民众实现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方式。

一、近代学徒教育的一般规定及其实施

近代中国处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时期，也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缓慢过渡时期，既有农业文明的典型特征，又具有工业文明的气象。作为农业文明的伴生物，学徒广泛存在于近代社会。“商事尚无学堂，必须投入商号学习。故各种商号，皆收徒弟”[3]（P527）。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4]（P17）。近代严格的行会制度规定，没有学徒经历，不能从事工商业（针对民间下层民众而言）。所以，从学习者的角度考虑，学徒经历是下层民众实现职业转换的必需过程。

1-学徒招收的一般规定

学徒制对学徒教育有着严格的规范要求，这种要求在学徒招收、培养、出师的各个环节都有体现：

第一，年龄规定。根据行业和学习对象性质的不同，学徒的年龄规定弹性较大，近代学徒“年龄最小者，类自十

二、三岁以上，大不过十七八岁以下”[3]（P527），是最佳的学艺年龄。

第二，地域要求。在商会出现之前，行会具有浓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选择学徒时，有严格的地域限制，非本地弟子不收，在手工业行会中尤为明显。如长沙点翠业规定：“不准带外府州县人为徒”[3]（P392）；新宁漆行则“本行徒弟，只准收带宝庆五属之人，不得私带外省外府之人”，对于学艺者也要求“尽可在同府同县店内投师，不准经役外府之人，如违则革”[3]（P466）。邵阳铜货行的规定更为苛刻：“带徒弟只许本乡本村子弟，违者重罚”[3]（P463）；五陵伞行“不准带各州外府徒弟，如有不遵者，罚酒席四桌，戏一台，违者公同革退徒弟”[3]（P318）。这些苛刻条件，在保证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同时，限制了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也限制了工艺技术和经营知识的交流与改良。

第三，文化背景、品德要求。对文化和品德的要求最能体现学徒招收的特点。技术和经营水平要求低的行业，一般要求学徒人品纯正、聪明好学即可，没有专门的教育背景要求。但一些特殊行业如商业、书业、刻字业等要求学徒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如湖南省城刻字店规定：“带徒必则已读书识字者，方易教授，免致后来不谙文理、滥刻。”[3]（P527）典当业因“典当字体，另成一格”，“其字之形态变化，有一部分字参用别字土语，或字之偏旁。其变化离奇，颇与速记之符号相仿。字数约在一千字左右”[5]。钱业对于学徒要求则更高一些，“必须品貌端正，年龄在14足岁以上，具有相当于旧制高等小学堂或新制初中毕业（在私塾念书则必须达8年以上）之青少年为培养对象”[6]。著名的晋商在选拔学徒时，详细规定：“身高五尺、五官端正，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怕远行，能吃苦。”[7]这大概也是晋商得以常盛的原因之一。

第四，学徒定额、修业年限及学徒收费。学徒人数，多一师招收一徒为限，修业年限多为三年，费用则视行业有较大不同。多数行业对学徒的修业年限有明确规定，并要交纳相应的费用。如长沙纸业规定：“学习我行徒弟，向例三年。毋论戚友亲朋，只准一出一进，该徒进店，俟月余至两月之久为止，视其资质可造，令伊父兄具备贽敬凭引，请酒拜师，当捐入会钱一串二百文归公，如迟延不缴议罚。”[3]（P320）长沙香行规定“徒弟进师，三年为满，出一进一。进师之日，应上钱一串五百文入帮，即交值年人收管存公，倘有不遵者，罚戏一台敬神”[3]（P309）。

部分行业在修业年限和学徒定额方面有所变化。如长沙白铁帮“议带徒弟，每铺只准一名，两年满方可再带”[3]（P352）。长沙绸布业“收带生徒，必凭引荐认保，总以二出二入为常，多则三人为止”[3]（P260）；在一些商业行会中学徒数量更多，如当铺业“所用学徒，额数五人，如欲多添，必须于五人之内选任，方可挨次递补”[3]（P602）。

第五，作为学徒，不许无故中途辍学；否则，失去其在该业学艺及从业的资格。如长沙洋铁行规定“如半途背师，革出会外，亦不许做此手艺”[3]（P354）。裱行规定，如学徒“有半途不学，同行不得雇请”[3]（P337）。篾业行规定“铺户带徒，三年为满，各行皆然。……倘徒三年未满，别店不得雇请，亦不得私带为徒”[3]（P302）。第六，契约。除了具备上述条件，还须有“投师之手续”即“立投师字据”。长沙绸布行规定“收带生徒，必资引荐认保”[3]（P260）；巴陵布业规定“添带徒弟，其压柜钱之多寡有无，听其面议，务须要其父兄伯叔书立投师字据，庶寒暑啾唧唧及一切可保无虞”[3]（P265）。可见，“投师之手续”是成为学徒的必备要件。契约言明学艺方向、修业年限、学费、师徒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学徒教育有据可凭、有章可依。

第七，学徒待遇和出师。在待遇方面，学徒没有工资，但有适当津贴。“学徒以从学为事，无薪资可言，而往往有津贴，如俗于徒弟，有平时给以鞋袜钱者，有岁终给以押岁钱者，皆是又有徒弟学至一二年，每月给以月费钱者”。学徒在学艺期间，“遇有死亡及失踪”、“病殁或死于非命，或被人诱惑之类，虽变出意外，本号概不负责”。学艺期满便可出师，但在离开之前，还得为学艺所在商号帮工一、二年。帮工期间，学徒可以获得低微的薪资，帮工期满，由学艺商号推荐到其他商号或自谋生路。“出师帮师一年，略给薪资，一年以后，必由本号引荐，他号方能信用”[3]（P529-530）。由此结束学徒经历，具备从业的最基本资格。

2-学徒培养

学徒培养是学徒教育的中心环节。如上所述，在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出现之前，没有正规传授工商知识和技能的机构，加之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使得学徒经历成为社会底层民众获得谋生技能和经商资格的基本条件。学徒教育受到家庭、本人、行会的行规和各招收学徒的实体部门的共同重视，学徒多能学有所获。

在家庭方面，有子弟或亲人作学徒时，谆谆劝导其专心一意、勤于学业，以便能够谋生或求得富贵。如徽州《桃源俗语劝世词》记载：

生意人，听我劝，第一学生不要变……这山望见那山高，翻身硬把生意歇。不妥贴，归家难见爹娘面，衣裳铺盖都搅完，一身弄得穿破片……店官果然武艺好，老板自然看出来。看出来，将你招，超升管事掌钱财，吾纵无心求富贵，富贵自然逼人来[8]。

家人多希望子弟学艺能有所成，嘱其勤奋、专一，学有所获。学徒也多能听取家人的嘱托，勤奋学业，学有所得。

在学徒自身方面，一技在身，小则可以谋生，大则可以经商致富，所以学徒也多能勤于学艺，严格要求自己。流行于徽州绩溪县的一首歌谣颇能说明学徒求艺时的实际生活和心理、心态：

青竹叶，青纠纠，写封信呀上徽州。叫爷不要急，叫娘不要愁，儿在苏州做火头。儿在外学生意，心中记住爹娘话：“茴香豆腐干，不能自己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好了生意我再上徽州。天啊地阿老子娘啊，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9]。

学徒被置于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相关技艺和知识，受家人嘱托，学徒多能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成为近代学徒得以成功的精神诉求。近代中国涌现出大量学徒出身的实业家、企业主及大批技术人才，成为这种精神诉求得以实现的成功范例。

在行会的行规方面，对学徒学艺有着严格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因材、因性施教。由于行会对学徒数额有严格规定，如若违反，轻则“公议重罚”，重则“公同革去，永不入会”[3]（P379-380），剥夺其从业资格，所以各生产或经营单位对学徒培养较为重视；又因学徒人数较少，故多能“因材施教”。如湘乡成衣行规定：“子弟从学，有聪明愚钝之别，若聪明者，只要婉言训悔，愚钝者，只得慢慢约束。”[3]（P602）手工业学徒主要学习日常行为规则及本行业各种工艺，商业学徒则注重待人接物之礼仪和商业的经营管理，“欲习商业者，不问贫富，皆可入店学习。如平常进退之礼，洒扫应对之法，及帐目、书简、算盘等项，诸宜注意”[3]（P578）。“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3]（P529）。

第二，勤于学业。勤劳是行规对学徒的基本要求，勤学则更能体现学徒中的教育因素。勤学不仅体现在平时的观察、模仿、实践，而且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专门学习。如典当物品，须发给当户凭证，即“当票”，当票上所写之字，外界人多难以识别，“新进当铺的学徒在业余时间，一般都要在晚上集体学习，由大学徒教小学徒。首先给每个小学徒一本旧堂薄，即写当票时的记录薄。没有学习过的学徒，在该薄上依样画葫芦在旁边画，画到字样不相上下时，才教识这些字。一般人非学习一至二年才能全部弄清”[10]。所以，“夜间必须习学书字，不可聚众闹谈”，“将正经之人所作所为，必须日日习学，力量不到，权且记在心中，俟我长大成人，势必亦如此等正经行事，朝思暮学，自必移心换性，必致不肯习学游戏”[11]。湖州达昌绸厂规定学徒“进店后，三年不准回家，不准随便出门，剃头、洗澡都要请假，晚上集中读夜书、学珠算、复帐或搓票签”[12]（P381）。

第三，传艺与育人同步进行。商业道德关系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关系商业命运，行会组织规定在学徒传艺期间，进行必要的品德教育。这种教育同样继承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传统，“徒弟与主师，亲若父子，俨然家族，彼此之间，于道艺外，尤多密切感情，其能得圆满之效果”[13]。如长沙当业规定：“总管者，为一典之纲领，必先正己，乃能正人。”[3]（P206）

这些来自家庭、学徒自身对前途的向往，以及行会组织的严格要求，使学徒在学艺期间，除了获得从业的基本资格和能力外，养成了勤俭勤奋、肯于吃苦耐劳、坚毅等精神品质。这些品质成为学徒在学艺期间，甚至学徒期满后进一步学习的动力。

二、学徒教育的性质及特点

学徒教育在本质上是技术教育和商业教育，是生产技术和经营知识的一种传承方式。在实业教育出现之前甚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学徒教育承担着实业教育的职责。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教育方式，学徒教育在培养技术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方面作用是明显的，对传承工艺技术和商业知识、技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使到近代，这种作用依然明显，培育出大批工商人才和实业家，并形成鲜明的特点：

第一，“从做中学”。学徒基本处在一种边缘的地位，他们亦工（或亦商）亦学，边做边学，从做中学，集教育、职业和资历于一身。学徒教育是一种“寓教育于非教育环境之下”，逐渐明晰买卖的要务，“通晓商品供需之实际，理会商业经营之缓急”[13]。学徒出身、先后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民国政府财政部长的王云五，在谈到学徒制时指出：“我国工商业旧日训练人才，系采用学徒制度，专重工业之技能……他们的技能都是从实地领悟得来，既切实，又不易遗忘；有许多非普通训练方法所能获得的技巧，都从有意无意中得到了。”[14]学徒经历为学徒掌握本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奠定基础，并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利用做学徒时期的机会，部分学徒能够掌握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学用相符，学业进步与品质形成同时并进。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为历来学校教育难以克服的障碍，也是学校教育遭受诟病和被迫改革的原因所在，但是，学徒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弊病。李权时曾指出学徒教育的优点在于：一、注重实际作业与经验，学与用相联贯，学不到则已，凡学到的事物，均可应用，无空虚不切实际之弊；二、养成耐劳耐苦之习惯，无妄自尊大之恶习；三、膳宿由店主供给，无所谓学费，贫苦之父兄，得轻其担负，于是穷苦之子弟，亦有学习一技艺以自立之机会。他还从比较的角度，指出学校教育中的弱项反而为学徒教育强项的三个方面：其一，商业学校名为商业，而实际不与商业接触，以致学校中人“只具有商业智识，而无商业技术，人情世故，均非所悉，业中经验，尤不多习，学校中所学习科目，恒与实际上之商业事务无关系，所学辄不适于用，反为虚耗时间”。其二，由于缺乏实际锻炼，使商业活动需要的一些优秀品质在学校教育中难以形成，办事能力也较弱，“商业学校学生，平日多养尊处优，缺少刻苦之训练，而无耐劳之习惯，毕业后从事商业，恒觉过于劳苦，且自视甚高，不肯虚心就教于富有经验之人，办事能力恒不如学徒出身之人”；其三，商业学校学费不赀，为多数贫民能力所不及，所以不如学徒制能吸引大批优秀的贫寒出身者，如此“寓教育于糊口之中，较为便利”[4]（P18）。由此可见，学校教育不能培养实业界所需要的人才，一方面导致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毕业即失业，另一方面使实业界对人才亟亟渴求，但学徒教育依然承担培养实业人才的职能。学徒学艺为其进入工商领域提供了平台，也为其进一步学习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在工商业与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为满足学徒进一步学习创造了条件。大量学徒出身的成功人士能够利用这种机会，补充本业所需或相关知识，使自己获得发展，并养成一些优秀的品质。勤奋好学、坚忍不拔、积极向上在成功的学徒中体现尤为明显，在逆境中奋进成为学徒出身的实业界成功人士的典型特征。例如，近代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由于幼时家贫，不得不在14岁时辍学，经人介绍入德大纱厂作学徒。好学的方显廷入厂后得到穆藕初的资助，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由于各科学习成绩优异，穆藕初又于1921年资助其赴美留学，并每月提供生活费80美元。经过数年苦读，方显廷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P649）。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沈鸿，幼时家贫，13岁（1919年）到上海协太布店做学徒。师傅吴粤成“要求徒弟们在生活上洁身自好，工作上一丝不苟，学业上不断上进，稍有疏怠，便严词训诫”。沈鸿颇受启发，勤于学业并得到师傅的认可，第二年被师傅送入“商家联合会”的夜校学习。除了补习班所开英文和国文外，沈鸿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了中学数理化全部课程，入上海总商会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图书馆读书，以满足求知欲望。1931年开办了自己的“利裕五金店”。在布店待了18年的沈鸿“总是念念不忘这位‘开宗明义’，指引他‘向善向上’的第一位严师”[15]。

学徒出身的荣德生一生勤奋。15岁时经其兄保荐，入上海永安街通顺钱庄作学徒。学业之初，师傅窦先生言：“学业三年极快，学生要学点本事，来日可做先生。若不学着点，反说先生没本事。”受此激励，从第二日起，学习珠算，“每日二归，四十一天学会八十一归。后教除法、乘法、飞归法、开方、积算、推钱，以计算计之尚准”[16]（P10）。16岁时“学业认真，一一勤慎，记帐、看银等事，略有进步。”17岁则“每日照常学业，更加努力，全店各事均学之”[16]（P13）。学徒期间的荣德生，“做事勤奋”，“业余钻研书算，辄至宵深”[17]。深得师傅赞赏，“意谓乐得惬意”，荣德生将其学徒经历作为一生事业的起点，“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16]（P13）。虞洽卿在自己70寿辰自述中也曾深有感触地回顾学徒经历：“洽卿到沪，仅带五元钱，当时先父仅有每月十元之薪水，故对于勤俭二字，始终如一。”[18]学徒出身、曾任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会长的陈光甫，数十年后，念念不忘做学徒的情景：“凡添饭斟茶，以及早晚开门上锁之役，无不为之。晚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饭时常不得饱。”陈光甫一生勤奋，遇事百折不挠，论者认为得力于少年时的磨练[12]（P171）。

三、学徒教育：底层民众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方式在社会学家眼中，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的变更或社会角色的转变，实质上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的改变，社会流动构成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19]。社会流动既有水平方向、又有垂直方向；水平流动表现为地理流动和职业角色的变化，垂直流动表现为社会地位的升降。在教育学家的视野中，教育是促使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学徒教育的性质——技术教育和商业教育——决定了它承担着职业转换的角色。在实业教育落后的近代中国，学徒教育充当了实业教育的部分角色，在培养大批实业人才的同时，促进了社会流动。“学徒乃工商进身之阶，勿论开店当司务，均由学徒而成”，学徒学艺“均要三年为满，如有半途而废，以及背师另投别店，在祀人概不得雇请。如有不遵公罚抢请店主钱二千四百文。学徒任归原师领转，学徒期满，方准雇请。若店主不开，方可另投别店学满。如有不遵，概不得入同行例”[3]（P329）。作为一般平民，尤其是大批的破产农民及其子弟，没有学徒经历或完整的学徒经历，难以容身于工商界。学徒经历成为处于社会底层民众实现职业转化的主要阶梯，通过学徒教育，一个未来的农民可能转化为帮工、伙计甚至师傅、小业主、富商、资本家、企业家。

近代中国出现大批具有学徒经历的创业者和从业者。其中既有作为职员的一般工作人员，同时出现大批企业主，甚至出现一批实业有成的实业家，在极有实力与影响的近代商会中担任会董或总理、会长职务。据资料记载，在民族机器修造业中，学徒出身的小业主占有很大比重，以1913年的上海民族机器厂为例，学徒出身者创办的占63.7％，至1931年这一比例仍达63％[20]。学徒出身的商务总会或商会会长的统计情况如表1：这些学徒大多出身贫寒，幼时或读私塾数年或文盲，便投入到工商业活动之中。三个显著的特点也体现在他们身上：家境贫寒，学徒经历，商会会长。依照清末商部对商务总会总理或商会会长的要求，他们必须“品行方正，事理通达”、“热心公益”、“有实业”、“谙习公牍明白事理者”，成为一方实业巨擘，并获得所属众多会员的选举而成为商会会长。

除了上表所列部分学徒出身的商会会长，还有为数众多学徒出身的商会会董，其著者如简照南、简玉阶、荣德生、荣宗敬、邓仲和、肖则可、祝大椿、项孙茂等等。据王遂今对1925年以前出生的100名“宁波帮”企业家所作的统计，贫困出身者48人[21]。这一数字表明：“宁波帮”企业家中，40％以上属于学徒出身。孔令仁、李德征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一书，收录近代企业的开拓者121人，其中41人具有学徒经历，占企业家总数的34％。这些都为有资可查学徒出身的成功者。限于资料，我们难以对为数众多的商会普通会员出身做出统计，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近代工商企业中有着数量庞大的学徒群体以及学徒经历的成功者。学徒出身的实业家既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甚至生计也难以维持。但是，他们却成为近代实业家中的一个较大的群体，与那些官商、绅商或者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实业家同台竞技、驰骋商场，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学徒出身的实业家不仅是近代新式企业的开拓者，而且在从事实业的同时，将其资本投入教育，在实现新式教育本土化的同时，改造着中国固有的学徒教育，与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个人一道推进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这固然是出于实业发展对教育需求的考虑，但其中的人文关怀、对教育的理解和重视，是其他领域之人难以体会到和做到的。

学徒教育作为社会底端人群获得谋生技能和实现职业转换的一种途经，在学校教育尚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并得以延续，更何况学徒教育本身还有一些优于学校教育的地方。近代学徒教育积淀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大批农民需要顺利实现职业角色转变的今天，具有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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