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文化与德育建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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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研究诚信。探讨信任的来由，比较中西诚信文化价值的不同指向，提出诚信的高校德育重建。文章建议，从三个方面建构我国高校的诚信体系。

[关键词]诚信；西方文化；德育

诚实守信，作为一种道德伦理的最基本品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精华。然而2001年，一个诚信问题，却令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大伤脑筋。向来不题字的朱总理，先后为上海国际会计学院和国家会计学院两所高校立下校训“不做假账”。这确实是针对当时社会广泛而严重的失信而提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悖论：中国诚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积累，加上解放后40多年的德育为首，为什么偏偏今天出现大面积的社会诚信危机?为什么30年的计划经济我们感受不到诚信危机?下面，我们从中西文化及其价值比较的层面加以分析。

一、诚信研究的两个核心

1．诚信研究受到多学科的关注

首先诚信应该属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因为它表达了一种人际关系与社会稳定。其次，它还属于心理学研究范畴，因为诚信属于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其三，由于诚信与经济交往及其个人利益关系密切，所以诚信还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其四，诚信作为一种个人和群体的道德品质，当然是教育学或者德育关注的重大内涵。下面分别讨论叙述。

(1)社会学的信任研究。社会学的信任研究发生在20世纪初，在20世纪50年代前，关注诚信的是社会学家齐美尔。他认为：“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德国社会学家于1979年出版《信任与权力》，提出“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制之一”。诚信是社会和谐的软环境。

(2)心理学的诚信研究。M．Deutsch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信任，他认为信任属于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活动，并且属于“心理期望”性质的预前支付，这就是说，信任要前于行动。诚信是社会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3)经济学的诚信研究。1984年，以色列学者爱森斯塔出版专著《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提出“信任结构”概念。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将信任研究推向最高潮。其结论是，诚信，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

(4)教育学的道德研究。研究者认为，信任的目的，除开其功利主义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功利的一面——即追求快乐，比如帮助别人。从宗教的角度看，作为道德的善良一面，诚实信任符合道德原则。作为一种社会品德，信任促进了社会交往和团体的凝聚力。

2．诚信价值研究的来由与核心

(1)诚信价值研究的来由

其一，诚信来自一种社会契约。市场经济里人际关系遵循平等关系，彼此来往由遵守契约上面的承诺、执行承诺而行动。可是，根据经济学家魏杰统计，我国每年订立的合同40亿份，涉及金额140亿元，但是履行合同的不足50％，这种状况不制止，从反面纵容了不守法的狂妄行为，因为若不守信者得利，诚信将越来越遭受践踏。

其二，诚信来自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理性精神，即求实精神。以患者和医生这一对为例，二者信息不对称，医生就很容易骗人，哪种药最贵哪种药最便宜，医生最清楚。如果医生为了获得高额的回扣，而不是以治好病为目的，那么他就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让患者上当，事后你还没法说他错误。

其三，诚信来自一种尊重态度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诚信属于高级诚信。例如在交易活动中，不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考虑兼顾对方利益。

其四，诚信来自对神文化的信仰。这种宗教的解释，令信任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人们祷告或坦诚地请求神助，或神的原谅，其背景上，还是屈服于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不仅是基督教文化，几乎所有的宗教文化都主张诚实和信任，以至后来构成了民众的一种普遍生存方式，促进和维护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繁荣。

(2)诚信研究的两个核心内容

其一，社会人际关系——从依附关系走向契约关系。西方诚信的基础是基督教文化，这种文化的根基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上帝这个抽象的神，既没有现实的欲望，也不存在物质的需求，这样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人一人”的契约关系，这也是基督教精神对世界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贡献。中国虽然也有一个帝，那就是皇帝，不过，这个“帝”是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是一个有欲望、有“食、色、性”需求的人。为此，他需要享有特权。如果人人平等，那他的那些欲望和需求都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必然要建立一套规范，即金字塔的等级制，他就在金字塔的顶端，然后层层控制。这种层层控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先是通过“血缘”形态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后则扩大到臣民对皇帝的“效忠”，及至普遍的下级对上级的“效忠”，即诚实守信。相反则不具约束——上级可以欺骗下级。这种森严的层级人际关系，一直维持着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解放后的计划经济社会，仍然是这种层级结构社会。

同时，要走进市场经济，在社会伦理机制上又出现了巨大的新的冲突，即市场经济的人际契约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当前，我们就处于这个传统的不平等的层级关系走向平等的契约关系的过程中。契约，不仅指平行的人际之间，还指公民与政府之间。因为市场经济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或者说权力的法理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植于选民(纳税人)投票，而不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暴力(“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为什么靠投票呢?因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政府和官员，是靠公民纳税养活的，有纳税的义务就有投票的权利，权利和义务一致才是最公平的。

其二，人性假设——法律的尊严。上述讨论突出的是公民个人，深层地讲它涉及到对公民个人的尊重。人际之间彼此讲究诚信，从本质上看，就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彼此尊重。西方文化里，对个人的尊重最鲜明地表现在人的自由上。不过，这个自由分两个方面：一是人际之间，二是个人与政府之间。前者的自由需要道德和法律来约束。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自由则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对于政府和官员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只要没有行动，就没有禁区。例如美国每隔四年一次的大选中，民众公开地反政府，包括举行游行示威或罢工，历数政府领导人的缺点或错误。第二种形态是法无禁止则自由，与官员的守则刚好相反，官员的守则是法无规定则禁止。

西方三百年的资本主义繁荣有三块基石，一是私有制，二是个人主义，三是宗教。其中的个人主义就包含着人性的假设——人都是自利的。由此，这种自利不能无限扩展，所以要靠法律制度约束，其中包括“总统是靠不住的”，因为总统也是人，总统也是自利的。当然西方文化的前提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刚好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为之提供了实在的基础，无需另外重建。而中国历史的几千年都是基于等级制及其相应的层级文化。只有层级文化才天然地赋予了统治者以特权。所谓腐败，没有特权哪里来的腐败!而其追索特权的手段，仍然是暴力，即武装夺取政权。

市场经济，也就是纳税人经济，令这种暴力文化的延续遭遇到困境，今天正是处在这种困境之中。那么，如何走进市场经济?长期以来，我们把人的自利性无限夸大并歪曲为“丑恶的极端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其实，自利与自私是有严格区别的。尤其是，不能把自利或自私与制度分割开来。其实惩治腐败，制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西方制度经济学通过严格的研究，充分证明：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做坏事。西方制度经济学认为：“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主要看你制定的制度。”今天的腐败如果不从制度上面改革——让官员认识权力来源，让民众投票变清晰，那么，腐败只可能愈演愈烈，因为腐败最怕民众和老百姓。

二、诚信文化——中西价值座标的不同指向

诚信于个人乃立身之本，于国家乃立国之基。个人失去信用，人际关系丧失，难以在社会上生存。社会失去信用，尔欺我诈成为一盘散沙。政府失去信用，权威扫地政令瘫痪，国家失去信用，将被世界抛弃。所以说，诚信是人类社会里，个人、政府、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粘合剂。对此，在今天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中，在今天饱受各方失信的种种痛苦之后，我们算是深切地感受到了诚信的丰富内涵和巨大价值。

诚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几乎各国文化都有自己的表述。孔子《论语》中，关于“信”字，据人统计，出现过38次，高于“善”、“义”、“勇”等。可见，中国古代儒家文化里对“信”还是很看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2001年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严重缺乏诚信呢?原来，2001年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普及年，正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过渡期里的一个关键年，正是这种从西方文化引进的经济类型，暴露了中西两种文化在诚信的价值指向上的严重背离。

此事得从经济学谈起。日裔美籍学者弗·福山出版了一本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福山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着三种形态的资本：经济资本、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则属于信任范畴，是信任里产生的能力。他认为，信任就是一个规范的、诚实的、合作的行为组织中的一种期待。其次，信任来自宗教、传统和习俗。高信任以及自发性的社会交往，造就出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及民间教育机构。这些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基础。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说，诚信是整个资本主义契约社会的基础，也是基督教“善”文化的体现。

福山认为，如果缺乏这类以诚信为责任的社会中间组织，一边是强大的政府，另一边是原子化的个人，这种状态对于经济发展很不利。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私营企业内部那种靠血缘凝聚的信任，已经不够用了，当私营企业超越家族性的血缘关系的桎梏，走向非血缘关系的广阔天地时候，信任就是其中的粘合剂。没有信任，经济繁荣就是一句空话。我国一方面处于经济繁荣初期，其中日益强大的私营企业正在走向“非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缺乏福山说的“社会资本”所造就的“中间组织”。至少是发育很不完善。

福山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血缘”途径认识信任，一旦超出血缘范围，社会信任立即进入整个经济运转的链条，否则将极大增加经济运转环节事务性成本，极大地降低经济效益。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晰地考察中国的诚信文化了。

当我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血缘”关系就应该是打开儒家文化仓库的一把钥匙，最早的“诚”来自宗教意识。尽管中国宗教并不发达，但不能排除这种依附性图腾的存在。当时的“诚”表达的是人对“神”的诚实或虔诚，否则在“宿命”里或迟或早都会受到“神”的惩罚。后来，“天人合一”观受到统治者宣扬，在意识形态里，皇帝充当了“天子”，则所谓“神”落到人间烟火之中，“神”被具象化。由此从对“神”的诚，转化到对“帝”的诚，或者说转化为奴才对主子的“诚”。

同时，我们还可以引用福山的“血缘”观。所谓信或诚信，更多地反映在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忠”和“孝”中。“孝”很明显属于血缘范畴，其指向是自下而上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中国所谓“国”其实就是放大了的“家”，因此，所谓“忠”实际上就是放大了的“血缘”范畴，其指向也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我们讨论诚信，其总的价值指向的是社会阶层的纵向座标，是“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的忠诚”，直至对皇上或最高权力者的忠诚。离开了这两类血缘关系或血缘范畴，“信任”在中国社会很难存活。

从现实看，信任的这种纵向座标，给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人留下了深刻记忆，例如我们有“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标语口号，有“对党交忠心”的行为准则，更有中大肆泛滥的“忠字舞”。原先计划经济时代局限在血缘环境，那些凭各种票卷购买物品的相互通融，也仅仅发生在家族或血缘关系内部，因此，我们感受不到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或“五角债”，因为当时的理解是，大家都是国家的“子女”，属于血缘内部的事务。不过，这种计划经济的模式遗存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亲兄弟明算帐”)，要求各个企业之间利润独立核算了，当然就出现了信任危机。总之，中西两种诚信文化价值是错位的。二者之间主要有三大差异：

其一，中国传统诚信是适应专制等级社会的纵向价值指向，现代西方的诚信是横向价值指向的；

其二，中国的诚信指向是自下而上的单向指向，西方的指向是人际之间的双向指向；

其三，西方的诚信成为当官的首要制约条件，一旦违背诚信立即下台；而中国诚信对下级或平级之间不存在制约问题。当然，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基因上的一种先天性缺失。

笔者强调，在中国建立诚信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大的文化“基因”补救工程。不能光靠银行系统简单的“信用评估”，仅仅局限在贷款企业的信资或信托。这样做只能浅表层地局部地治疗失信。

原来，是因为中西两种价值座标的错位，才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诚信的缺失。当然，这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中国文化在基因上的一种缺失。例如，作家田中禾先生查阅发现，解放47年后，才在中国字典上找到“诚信”词条。

三、高校德育重建

中国社会诚信体系从哪里开始?笔者建议遵循以下三个层次：政府的政务诚信一经济的市场诚信一高校的德育诚信。这是我们考察西方诚信文化的发生与发展的结果。

1．加强信用建设。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

只有诚信的政府才能够培育出一个诚信社会。那么，今天如何消除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可以有几种办法，如推行公示制度，首长问责制度、政务公开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以及机关作风评议制度等。

2．经济的市场诚信

加强企业诚信建设，要组织行业协会和同业工会制定“信用行为规范”，开展“社会信用承诺”活动，加强行业自律，健全和完善企业纳税信誉的等级平顶制度、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制度，建立企业质量信用档案。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在商品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在流通中所携带的价值观，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重炮”那样，可以摧毁一切闭锁心理和传统习俗，“推行文明制度”，以至产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由此而引发两种情况：一是商品的大面积流通促使败坏道德带来的破坏面积大；二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提供道德选择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中，随着商品包括其广告的广泛传播，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将远远超出学校范畴，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社会化和人的行为，其结果是形成一种道德多重氛围。

面对这种污染的社会氛围，要求学校教育具备足以抵挡社会大空间的多元道德观念的力量，可能不太现实。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道德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任务。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样说不无道理，因为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具备相通之处，本质上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生产的自然经济形态，产品流通中的商品性成分很少。社会控制论研究的新成果认为，社会稳定类似于一种力的效应，在社会控制力的三大因素即暴力、经济力和文化力中，自然经济社会的暴力(如监狱)还是占主导地位，经济力和文化力均占次要地位。即使不道德，在暴力的威摄面前，人们的反抗程度也是有限的。

3．高校诚信文化的重建

要开展群众性的社会诚信大讨论，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加强学校里的诚信教育。尤其要注意的是开展家庭和社区诚信教育工作。

诚信，作为德育的根基，应该按照德育的规律，进行重建。

(1)养成层次的“德育——诚信”教育。即道德规范的养成，良好习惯的养成。道德是最初形成于人际交往中，为维持交往的秩序而逐步约定的彼此认同的规则。它是从一些最起码的原则演绎而成的。基本规范至少有三条：一是不给他人添麻烦，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二是不妨碍他人，不因为自己的行为影响他人或给他人带来不便；三是不损害甚至侵犯他人，更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使他人感到痛苦的事。如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又如有他人在场不高声谈笑；再如不经他人许可不拿别人的东西等。习惯靠养成，习惯成自然。也许小学教育可以以此为最基本的规范，如果这几条养成习惯，一生受用无穷，将免去往后许许多多烦恼。因此，从年龄段来说，家庭是道德养成教育的最佳场所，父母的行为是子女道德养成的最好示范。

(2)认知层次的“德育——诚信”教育。文明者，有文则明；道德者，有道行德。影响中国深重的儒学文化所讲究的“修身”，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延续了数千年，可历史的观照并不那么纯洁无瑕，鲁迅揭露过正人君子们那些漂亮的语句编织的外衣里，也藏着苍蝇成堆的骨肉!更何况进入市场经济，现实的利益驱动完全表面化。在青年中讲解道德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念，从原理上认识道德是个体对社会、对自然的一种义务，是个人对他人的一种责任。当个体不道德的欲望产生时，由认知层次派生出的力量会变成意志，强迫个体收敛，在行为上反映出自律。认知层次的诚信教育一般放在中学阶段。通过以上道德实践后，进入以下高级阶段。

(3)情感层次的“德育——诚信”教育。长期以来，人们把诚信建设理解为一种知识传输，以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可以通过灌输习得，而忽略诚信道德是一种精神体验。从精神美学角度看，个体的社会经验和文化传统影响，给每个人都带来一定的社会情感，道德的“善”是一种精神文明美，美是人的心理情感。几乎可以说，任何强烈的情感都不是通过意志的努力获得的。意志可以实现自觉，通过自觉走上自律。而情感是自发的，谓之“心不可求，不求自至，求之转不可得也”。欲体察情感，常常象开亮电灯看黑暗是什么一样。良好的道德行为在个体身上内化为其特殊的主体内在体验，对客观事物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我的道德判断，从心理上反映个体的某种情感，如快乐、焦虑、不安、紧张、厌恶、爱憎。由此可见，助人为乐这种高尚情感的建立，企图通过某种形式如每年几月几号“助人为乐”一次，当做德育特别是小学德育的手段，其动机与效果不一定能统一。一则是个人情感的建立从来不来自外界的形式命令，二则据阿诺德——拉扎鲁斯理论，情感的建立需要有认知的支持，小学生尚不具备这种认识水平，怎么能“乐”得起来。

(4)情操层次的“德育——诚信”教育。情操不同于一般的情感，它是道德与美感的高度统一，是道德与智慧的高度统一。心理学认为，它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是围绕某一事物或某一对象而产生的多种感情的复合体，故又称高级情感。情操一般不表现为一时冲动，也不随短暂的刺激产生或消失，而表现为理智和持久的情感。

在情操层次，最突出的部分是以高度的文化修养为背景的审美感、同情感、幽默感及其他个体体验。例如宗教的善的情感和孝敬父母的义务感。又如对职业的责任感，对坏事的疾恶如仇的情感等等。那种刻意设计的道德说教，很容易带来某种“故意性”和“面具”效果。与自然的情操相比，说教不免使对方产生一种反感，失去了道德自然美感的真缔。情操层次的诚信教育一般放在大学阶段。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持久而经常出现的情操体验属人格的重要成分即个人素质的成分。

4．诚信的评价体系与失信惩罚机制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最先遇到的诚信问题是从“信用卡”开始，但是，中国的“信用卡”尚不成熟，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借记卡或贷记卡，这是因为中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信用制度，也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个人信用记录”。并且社会的经济来往如本文开头所说，到处是失信，其中最典型的失信情况大概集中在股市上，股市的失信现象极其严重导致了大量中小股民的血汗钱被掠夺。怎么办?

建立失信惩戒制度亟待通过人大立法，亟需建立一套完整的个人和团体的统一“信用代码”，对于失信者留下失信记录并且公布于世。为什么“传销”在西方行得通，而中国行不通?就是因为西方有一套大家都遵守的诚信准则。而中国人是生人骗不倒，就去骗熟人甚至自己的亲戚朋友。我们必须能够让守信守法者致富。尽快建立信用法，让失信违法者付出倾家荡产的“失信成本”。让“诚信”这个无形资产发挥强大作用，进入社会“品牌”战略。花大力气，重新塑造中国文化，剔除其中朋友之间的欺诈成分。特别是尽快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服务体系”。

正当政府为“建立社会信用体制”一筹莫展之际，正当这种信用制度还在政府有关部门讨论和孕育之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党委以极其敏感和为政府分忧的态度，率先开展了校内“信用制度”的探索，从教师和学生的“校内信用”做起，公开建立“个人信用记录”，内容包括考试信用、借贷信用、人际信用等。从职业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一诺千金的良好习惯。这种结合学校环境开展的“信用实践”，给政府有关部门“建立社会信用体制”开设了一个试验场地，起了一个探索的先行者的作用。我们期待这个试验场完满地坚持下来，通过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取得社会效果，获得社会公认，再推广开来。其另外一层意义是，给将来毕业生的分配与用人单位提供一个“信用考察”渠道，促使用人单位接收更多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