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教育素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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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我们的素质教育这个词语，它隐藏的同义反复毛病及其在实践上的模糊性；之后，推荐使用另外一个词语，教育的素质。文章认为，新词所关注的，显然就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问题。全文的要旨在于说明，欲使我们的教育质量提高，首先要从影响特别是主导教育的群体自身开始，即改进教育的素质。这是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关键。

[关键词]教育者；教师；校长；领导

这个标题没有写错，本文是想写一写影响我们乃至主导教育者群体自身的素质问题，简称教育的素质问题。就目前我国的情状看，讨论教育的素质问题，可能比讨论素质教育问题更有价值。

一

2004年9月1日的《教育文摘周报》第6版上，曾摘要转载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谁知道素质教育的真经。该文从当年南京高考大面积歉收，引发的一片对素质教育议论的情况，道出了作者自己的认识。他不赞成把语文课变成情景表演，不赞成把数学课娱乐化、把开办兴趣班、把让学生加学琴棋书画等，都看成是素质教育。“我看现在的学生极其可怜。最可怜之处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学校老师爹妈整天忙于塑造孩子，连认识昆虫都得老师爹妈带着孩子去博物馆”，“把一大堆根本算不上素质教育的内容当成素质教育，把真正必要的素质教育荒废了。必须有的素质，如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感、诚信、环保意识、同情心、宽容、礼貌礼节、敬老尊贤、对自然的爱和敬畏之心，还有男孩子的谦让和保护女性，女孩子的自尊自重，这些真正需要的素质，学校教的少，爹妈教的也不够。凡事当前，缺素质的人必定为自己考虑得极其周全，却很少为别人为公众为社会考虑。这个素质谁教?如果没有什么素质教育的招儿，别创新，别耽误功夫，干脆守旧”。这位作者说得非常在理，虽然有点火药味，但问题提得很深，也提得很实在。无独有偶，据《良友》2005年7月30日转载《三峡商报》的报道，山西的榆社县，该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即高考歉收，而诱发了一场所谓素质教育的大地震。中共榆社县的县委常委，通过电视向全县人民道歉，同时宣布，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全员停职待岗整顿。6月25日高考成绩揭晓后，得知本县高考大面积滑坡，县委立即召开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常委会，除决定上述事项外，还在全省范围内以10万元的年薪招聘校长，每年拿出100万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教育改革小组”承诺：用6年的时间，让榆社县教育大翻身。这，使人更加糊里糊涂：素质教育究竟为何物?

其实，笔者虽然也算在学习和研究教育，但长期以来，对世面上说得很多很多的素质教育，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有什么创意。钻牛角尖的结果，往好的方向上想，无论怎样解释，居然觉得它大体有如许多文件、文章、报刊乃至专著经常使用的“德育教育”、“体育教育”一样，只不过是对教育一般内涵的重复认定而已。具体说来也就是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党的教育方针，即，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仅此而已。如果要从文件找根据，说素质教育的提法源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的文字：“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也只说明全民族素质，只要通过正确而积极的教育本身就可以提高了，没有必要再用一个不确切的定语，把本来就指向明白的“教育”再作一次看似拔高而实则模糊的“素质教育”来模糊化。有趣的是，恰恰是这段文件中的话，没有写成：“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是……”。

的确是这样，如果素质教育是今天才被发现的，那在这之前我们认识或实践着的教育还剩下些什么呢?如果本来就只是概念的同义反复，没有什么新意，只在“提法”上绕来绕去兜圈子，却令我们那么多的研究文章去推测、杜撰、神化它的魅力，甚至把它与明白易懂的教育质量(educationquality)或高质量的教育(qualityeducation)这些词语搅混在一起，并美其名曰“创新”，还将它强加于外国人，说他们早就实施了成功的素质教育，等等，让人在浆糊里掏金。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真有这么多的闲情逸致吗?

素质，本来是心理学的专门术语，借它来解释或描述人的品格状态或成人状态，确有可取之处。可以说，古往今来的教育，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教育，包括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教育，都是在改变或改进中国青少年的素质，都是在把他们由无知、幼稚、无能、无力的素质状态，改变成有文化科学知识、有专门技能、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劳动者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新中国的建设者与保卫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人才的素质状态。在这两种素质状态的差异之中，我们就看到了教育的意义。由于教育的介入，动物性的自然人，变成了社会人。这其中可能参与有其它因素，但教育是一个促成青少年素质改变或改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学校，还是致力于这一改变或改进的更重要的因素。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是这样解释教育的：正如一般的学校，无论是高等、中等的学校，或者是小学，都是使简单劳动力转变成特殊劳动力的地方。有的人要在这儿学成一个医生，有的人要在这儿学成一个律师，更有些人要在这儿学成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

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由于发展水平不同，或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成人或所有社会成员、公民的素质，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学校、教育要通过改变或改进自身的培养目标、教育的组织结构、教育的方式方法、教育的内容，通过改变或改进教育的整个制度、方针、法规、管理程序，来适应这些要求。请允许我也用一下“素质”这个被神化了的词汇：这，恰恰就是教育本身的素质问题。我们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作者和教育研究文章，讨论了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其中的许多问题。可以说，他们都是在为我们教育素质提高出谋划策。但我认为仅仅有这一方面还不够，我们还应当通过改变或改进教育者包括教育的管理者、组织者、领导者的道德认知、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教育理念等等，来适应这些要求。这是教育素质更为关键的一面。

简而言之不是我们创造性地发现或发明了素质教育，而是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老老实实改进我们的教育素质!从源头上看，这才是教育质量提高，从而获得与时俱进的高质量教育的真正基础。

二

有的领导在做指示或有的研究者在解释素质教育时，把它和应试教育相对，指称它是一个为纠正所谓应试教育片面性的提法。这对把主要目标指向知识灌输，指向考试、升学，而忽略或严重忽略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我国教育现状来说，初看事实，确有某些合理性。在这里，应试教育或许可以勉强认为是一种教育状态，甚至可以勉强认为是一种教育思潮，笔者也觉得它有片面性，因而应该改进。但是考试，作为一种检查学生掌握知识多少和深浅程度的方法，又有其合理性，不可能完全被否定，把它拔高为一种教育，也否定不了。特别，要把它作为素质教育的对立面，如前所说，实际上就是将它作为教育的对立面，这更加牵强附会。所谓应试教育，最多也只是一个教育中的教学方法或检查方法问题，从教育学的理论结构来看，它和教育或所谓素质教育不太像是一个层次的概念，或者最多只是教育方法视域里的一个子域，很难和我们所熟悉的政治思想教育、诚信教育、文明礼貌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艺术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生涯教育、人文教育、伦理教育、平民教育、民主教育、自由教育、乡村教育、封建教育等概念相提并论，甚至也很难和知识教育、科学教育等概念相提并论。这些教育的次一层概念，较明确的指向成人素质的某一个确定的方向或对象的某一时空范围。

但是，应试教育的提法，同样因为有其事实上的客观性，即在纠正我们现实教育中过分重视知识灌输、过分重视考试成绩的偏误，而具有一定的批判价值。但谁在重视呢?当然首先是教育者在重视，是包括具有很大的教育权力的国家教育部门在重视，是教育机构、媒体、家长在重视，是领导在重视，是包括所有这些影响乃至左右教育的群体以至整个社会，对教育认知的偏误，而不可能是受教育的学生自己先验和自发的重视。这，正好又指向了我们教育本身的素质问题。本文一开始所举的两个因高考引发的问题案例，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包括笔者，也会从相反的方向去思考素质教育，而无法只从好的方向去解释它。人们会因此而去思考文章里的素质教育和现实世界的应试教育究竟为何物，会去思考这两者之间的严重反差和形成这一反差的原因。要思考的，不仅是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中的要求和现实脱节的问题，还包括教育研究的理论不联系实际，只跟上头、只做大而空文章的问题，还会要思考影响我们教育成效的一切方面。没有反思影响乃至主导教育者自身问题的勇气，只在被动的受教育的学生身上去做文章，今天要他们这样做，明天要他们那样做，有的人要他们这样做，另外的人又要他们那样做，文章、文件里要他们这样做，实践上却要他们那样做，并且都争相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这样居无定所的素质教育，只会造成更多的误会、痛苦和灾难，只会使我们民族的素质越来越低，最终影响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打着改革的神圣旗号，千方百计只在被动的受教育学生身上去做那些未经深思熟虑的试验；一味只去批评受教育学生这也不行，那也不好；惟独不愿反思影响乃至主导教育者群体自身的素质，甚至有意无意遮掩对自身素质的关注。这些正是我们今天教育并不十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基于以上两点解释，笔者将有理由正式进入讨论：所谓素质教育，其关键问题，恰恰就是教育者本身的素质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只有首先认真、痛切地改进教育者自身的素质，才有可能使教育沿着我们的正确目标前进。

放弃素质教育的模糊提法，减少教育所承受的有形或无形的额外负担，才有可能使中国教育回归教育正道，真正面对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大任；加强教育自身的素质建设，才是中国教育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三

凡在教育中承担教的责任，包括直接承担和间接承担责任，对教育特别是对其中的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的人，都可以认为是教育者。我们讲教育的素质，可以从各个方面展开讨论，但不言自明的首先应该讲教育者的素质，其中同样不言自明的就是教师素质，在高等学校里，还有与教师同在一校的我们共产党的各级书记、各级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当然，和中、小学一样，更重要的是校长们的素质。此外，可能更关键的还是各级教育部门领导的素质。这是影响受教育者素质的一个重要而且庞大的群体。

本文以下，仅仅是举例性的讨论。

本段，先讨论教师的素质问题。

许多经典的和现代的教育著作，都对教师有要求。据此不断的传承，在我们的观念中，教师总被习惯性地看成是化受教育的学生拥有更多知识的人，且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权威，是学生知识和学术水平的评判者，更被要求是思想、道德的守护人，是政治思想正确、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标兵。在中等及以下的学校，他们还是学生的监护人。这些观念，似乎对教师要求有些过高，这可以讨论，但本文倾向于认可。有位论者在讨论学校管理时的一段话很精彩，笔者不忍调整和补充，原文抄录于下：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神。教师是学校促进学生发展的主要资源，正是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决定了学生的发展。由此可见，教师素质对教育素质的决定性意义，中国教育要想取得明显的进步，要想以真正高素质的教育成果示人，要想真正完成提高全民族素质这个庄严的任务，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无法绕过的关口。

为了从观念到行为演化，举例来说，在高等学校里，应该让教师在思想、学术等方面有自由发展的空间，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对教育的发展以及整个国家民族的复兴，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也应该有较具体、可检验的规范或条例来约定他们的素质。例如，可以要求教师：系统掌握所在学科或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所任职务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遵纪守法、诚实、正派，是具有社会主义公德的模范公民；肯认真提出和探讨包括本校教育在内的整个国家的教育问题；热爱学生，对自己的教师职业有较高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努力学习(包括向自己的学生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不断充实自己、改善自己，是坚持终身学习的样板，等等。强迫汇报思想和改造思想，压制自由思考，不是我们所追求的而是应该反对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但教师应该有自我反省的习惯和勇气，有面对自身教育教学不足乃至失误的勇气，甚至要有审视和批评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国家整个教育系统不足或失误的习惯和勇气。他们进入了教育的领域，就要准备为这项无与伦比的塑造人类灵魂的事业付出心血，对待教师的职业，要比皈依基督教的教徒对上帝的虔诚更虔诚。教师的职业是如此高尚，以至于无法以金钱、名位、奖品来衡量。教师的尊荣，就在于他们都是国家教育大政方针的最基本、最直接、强度最大的承担者，实际上也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者。任何的政治家、专门家、金融家、超级大富，都不能和一位伟大的教师相提并论。在这大变革的时代，教师就是要超凡脱俗，就是要抵制不正当的权、利、名誉、地位的干扰，特别不要因此丧失了求知、求实、求是、求真的勇气。教师素质，或者说教师的人格，是学生素质或人格追求的典范，是国家民族素质的根，当然也首先是国家教育素质的根。

笔者把我们国家队伍庞大的教育研究人员也视为教师，他们当然也应具有教师的操守。此外还有研究方法和态度的问题，我希望约定，我们都要理论联系实践，都要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不要隔靴搔痒，不要天马行空!教育研究人员的高素质，是我国教育高素质的重要方面。

四

另一类影响中国教育素质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是校长。

这里，也只是举例性的讨论高等学校的校长。

对中国高等学校校长素质的要求，笔者想改变一下探讨方法，首先看看他们的“公众认同度”。有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3300多份回收到的有效问卷中，有69．87％的人认为，当今中国大学校长的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在这些大部分是青年，少部分是中年及以上，平均年龄为28岁的被调查对象中，“记得自己在校时的校长”的人不算少，达77％；但欣赏和支持率却很低，“很欣赏和很支持”以及“比较欣赏和比较支持”两项相加，不过20．77％；抱“无所谓”态度的，达33．3％；“不欣赏和不支持”的，达33．37％；“讨厌”和“反对”的，倒有12．57％。这个调查结果说明，中国大学校长最缺的恰恰就是他们最应具备的：教育素质。这是一件令大学生，也令所有关注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十分伤感的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有许多作者如王亚朴、陶增骈、侯德彭、余立等先生，在他们的高等教育管理类著作中，先后提出了高等学校校长的许多条任职标准。还有一个响亮的呼声——要让校长成为教育家，要为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创造条件，在那时曾经引起过轰动；英国剑桥大学前副校长EricAshby也有四条经验之谈，很具理性思辨的价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ClarkKerr的素描，对我们探讨校长素质，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笔者不打算在此做整合或拔高，只提一点与此相关的具体建议。

校长要有对大学使命的认识。

这也有许多许多经典的和现代的教育著作，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许多国内作者的高等教育学著作，包括难以计数的论文都可供参考，此处不打算旁征博引。我只想说的是，校长确实应该修身养性，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个职位的使命、任务、目标、难点和突破点等，我国大学校长没有就职、宣誓一类的仪式，但这种思考比形式上的仪式更重要。近年来我们对大学精神一类话题的议论，已经不算少了，就是联系现实不多，所以基本上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特别是校长们的回应，只是文章作者的良好愿望。笔者的意思是，最好不要说得太抽象，必须把大学精神与其所在的社会背景特别是社会制度背景相联系。因为大学集中地反映了它的国家、它的社会、它的民族的凝聚力、忍耐力、思想的容量、文化的追求、智慧的水准和精神的高度。包括大学精神在内，以校长认知为代表的大学对自身使命感悟的灵性，是它的国家、它的社会制度、它的民族灵性的表达。对我们的大学，其中自然包括对我们的大学校长不要过分放任!听任他们越来越向官员的目标倾斜，就像许多的评论一样。他们还可以更好些，但也不能太苛求，因为，他们都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氛围中，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下的一种存在。我们的论者不应该眼睛只盯住校长个人，埋怨他们何以不是蔡元培，何以不是傅斯年、李登辉、张伯苓、马寅初，而要给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突破路径，而且要追寻制度上的缺失。但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相关的人都应该逐步加深理解校长这个职位，对社会、对民族和对整个国家的长远意义，而不应该只把它理解为一个官位，不能只追寻它包含的名和利。这是一个为国家民族献身的机会，也是一个需要牺牲精神的职位。而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大学校长太少了。这是我国教育的素质不够高的重要表现之一。

恰如其分地要求中国大学校长学习和思考教育(请注意，这不等于说都要去拿一个学位或文凭，这样的“量化”，可能又将是一场灾难)，并内化为自己的人格追求和实践，是完全应该的。再往高处看，大学或许还能进一步承担改造社会的使命，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但这是一个复杂而痛苦的过程，校长首先要站在国家、社会和民族的高度思考这个过程，并下决心开始实践。

当然，因为校长还在学校里直接教育学生、影响学生，他们也是教师，同样也要有抵制不正当的名、利、荣誉、地位干扰的素质，同样也要有勇于求知、求实、求是、求真的素质，像前一段对教师素质的要求那样。

大学校长的选拔方式，也能影响校长的素质，但那更多的是教育领导素质的表现，让我们留待后面讨论。

五

社会，即使仅仅为了使所谓素质教育有成效，也应当改善自己的素质。

教育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是推进社会前进的一种重要工具。大学，在现代社会里，还具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可以直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增强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教育，把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领域的原因，有的国家总统甚至发誓要当教育总统。但是，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历史清楚的表明，一个社会中教育发展的水平，是该社会诸种因素推动和促成的结果。社会诸种因素对教育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里，差异是很大的。社会政治的民主化程度越高，教育的阶级性越隐蔽或趋于消灭；社会物质生产水平越高，教育的生产性越鲜明；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教育的科学性越强。通过教育，能提升社会文化和文明素质；反过来，社会文化与文明素质，又是教育的资源，是教育素质赖以提高从而使教育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基础：社会对生态、资源、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和积极的行动，是教育反映这种意识，使受教育的学生确立珍惜资源、维护环境观念的最有说服力的教材之一；社会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正确认识，是教育正确反映这一认识和正确施教并取得成效的条件；学校要教育学生诚信、廉洁、遵纪、守法、创新、开拓，要培养他们具有爱国心、爱人心、向善心、疾恶心、同情心，要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自我反省精神，一句话，欲使受教育者的心灵达到这些美好境界，首先是在社会生活中已有较多的人身临其境；学校、教育，当然要使学生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教育他们热爱科学、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社会也就不能过分渲染高消费、高享受和无度的玩乐；大学要创造先进文化、高原文化，学生要能反对迷信和盲从，则小自家庭、大至社会媒体及整个社会，就要有相应的认识和氛围。

可惜，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当人们致力于论述学校的素质教育，对学生提出很多高要求的同时，生活中的许多并不让人欣赏甚至令人忧心的风气或恶习，也在教育着包括学生在内的青少年。在官场中，对位势的不正当竞争，竟至到了买官卖官的地步；贪污腐败、执法犯法、监守自盗、假公济私，大大小小的样板到处都有，有权不用是傻瓜的哲学，在无情地腐蚀青少年纯洁的心灵；在生意场中，造假、贩假的样板多而又多，泥沙俱下的广告铺天盖地，甚至稚嫩的少年、幼儿也被诱入其中，接受追名、逐利和造假、贩假的启蒙教育。我们早就把大哲人柏拉图的告诫忘得精光了：不要让孩子接近金钱，不要让他们接受金钱万能的教唆。在学术活动中，粗制滥造论文、著作，实则生产废纸，剽窃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或统计数据，甚至想当然的证明什么是真、什么很好的学者、专家，欺世盗名、不负责任，客观上也在培育着投机取巧、大而化之、搞假冒伪劣、混世的社会风气和接班人；在文化娱乐中，现代西方的色情、暴力、自杀镜头比比皆是，影视丽人与中国的帝王将相相结合，豪赌、豪饮、高消费、不修边幅的时髦与怠惰、放荡、无所事事、无所用心的混世心态相结合，一齐攻向我们的青少年，使他们魂不守舍，心灵无住，不知游向何方；在日常生活中，不尊重旁人，不遵守起码的行事规则，遇小利争先恐后往前挤，在需要发扬正气之时，却无动于衷或视而不见甚至见死不救，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吸烟、高声喧哗、粗脏话不离口，以浪费饭食摆阔饰雅，随心所欲地对待公共的或他人的财物、损毁绿化，等等。小孩子们唱的灰色儿歌，他们相互间的毕业留言，其仿效成人世界的堕落欲望，令笔者我甚至不敢引录。我一直认为：学生考试作弊，肯定是向家长学习的，或者是向其他成人学习的，甚至可能是向教师学习的结果，是这些人对他们“教育”的结果。我的证明很简单，但是无懈可击：当他们呱呱坠地来到人世时，是绝对不会作弊的。我的结论是：学生考试作弊，首先该惩罚的是教育者、是社会，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要代表教育者、代表社会真心诚意向学生道歉、请罪，向传奇的乞丐教育家武训学习。这样的教育者素质示范的教育效果，可能比开除作弊的学生要高许多倍，虽然我并不反对处罚学生。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与这些社会病灶相反的健康因素，也能看到报章电视里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但总的来说还是太微弱、太遥远，无法有效抗衡这些私心、利欲、无度、无公德心的社会病毒向青少年扩散。

社会是个大课堂，社会也是一个大染缸，它对人、对青少年的影响，有着多向度的特点，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成人，都应该自觉反思，增强进取心，克服混世心，增强公德心，克服自私心，努力追寻人生真谛，逃离低级趣味樊笼，以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与长治久安、和谐稳定、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名义，以为了子孙后代健康成长的名义，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品位。学校的素质教育有了这样的社会大反思，有了这样积极向上的大环境，其预期的正向效果，也定会显而又显，事半功倍。

我们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应该指导这种大反思，首先要促成这种大反思。

写到这里，笔者想向全社会推荐一本书，就是解思忠先生写的(国民素质忧思录)。这确实是一本好书，有论、有叙、有情、有血、有肉也有骨，只要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就能读，我希望大家都来读，冷静地读，自己思考，必有所得。现转录书中引录的两段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A．Inkele3通过对好些发展中国家的数千名公众大规模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以便率先与读者共享：人，尤其是普通人，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现实情况是：由于国民素质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必须不断地祭出“加强管理”的武器，动不动就会设置一些领导小组、办公室、委员会一类的机构对下面实施监护或督促，还有保安、协管、联防，还有制定没完没了的检查、考核指标，还有加固和加高围墙、篱笆、栅栏……所有这些看似合理的事情，又都是低素质的人在做。在这样的循环中，我们国家和社会管理成本将循环攀升，持续发展将很可能落空。

高素质的现代人，是教育的目标，首先因为它是、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社会目标。学校里卓有成效的教育，社会和社会群体、个人的高素质，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领导包括教育的领导，首先要反思，首先要进行有效的自我教育，使自己的素质真正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并以自己的体认、更重要的是行为，去教育全社会。对此，笔者将在下一段做更多的讨论。

六

教育的素质，前一段已提到，当然还包括教育领导的素质。以事实判断，这一领导对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可能比教师、校长对教育的影响还要大。这一领导的核心当然是共产党，具体化之后，除了各级党的委员会及其宣传部特别是这些部委的第一把手之外，就是政府的各级主管教育的部、委员会、厅、局、处、直至县里的教育科，当然也首先是这些组织机构或部门的第一把手，其次是在这些机构或部门之内工作的干部，现在的新式称呼是公务员。同样以事实判断，所有这些人，一旦光临学校或教育场合或任何讨论、判断、决定、决策教育事务时，都处于做总结、拍板或作重要指示的崇高地位，他们对其所管辖的学校而言，无可置疑的都是领导。说到底，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一切事业一样，都是在跟着领导走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笔者的认识是：领导特别要提高素质，为了使我们的教育真的有成效，真的能承担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任。

首先，教育领导要有依法治教的素质。我国虽然近些年制定了包括教育法规在内的许多法律，包括与领导权或公权相关的法律，但权力的明细程度、可操作程度不够，致使领导的权力仍然无法受到制约或规范，对权力没有到位也无法监督或接受弹劾。如对大学的自主权的规定，其几个方面的自主，仍然过于简约，对民主治校的规定也是如此，特别是没有相应的义务、督察或问责规定。这是我国大学至今还没有真正实现依法自主办学和实行民主治校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仍然千篇一律、缺乏独创性和活力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是事无巨细都要由上面不断加强领导和管理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制度氛围之下，我们的大学距离所谓现代大学究竟是越来越远还是更近?答案应该是很显然的。在远离现代大学的学校中，却又能培养出高素质的现代化建设人才，这是一个难以简单化解的悖论。又如，我们有法律规定：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在上世纪末就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从许多数据信息看到，这些指标都没有达到。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情况，更严重地妨碍着教育公益性的实现，这虽然还有其它多种原因，但经费不到位也是原因之一，教育领导在这种情况下缺位是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目前，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阶层之间，都存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和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状况。例如，富裕省份与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经费相差十余倍。这同样反映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制秩序远未形成。依法治教，首先要有观念，其次还要有勇气，当然还有方法和策略等问题，教育领导需要大力提高依法治教的素质。

其次，与之相类似和相关联的是，教育领导部门自己的政策、决策和意向，也要提高水平，也要有现代意识。这里，只举许多事件中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去年7月19日，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高校加强学生住宿管理，但对于学生校外租房，再也没有规定“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而是表示对于那样的学生，学校要制定切实的措施，加强教育管理。我们回忆前年6月份教育部下发“禁租令”时的情境还记得，当时，政策一出台，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立即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政策，学校为了响应主管部门的指示，也纷纷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行动，学生及其家长，更是围绕“禁租令”以及学校的规定折腾了好一阵子，媒体更是起劲地宣传报道了党的这一新政策。然而，只有一年，教育部又事实上将禁令取消了，没有开新闻会，更没有向社会公众做任何解释。颁发“禁租令”时“声势浩大”的渲染，和取消禁令时的悄然无声，着实让人吃惊。如此迅捷的反复，如何能反映领导的集思广益、深谋远虑和说服力。而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集思广益和深谋远虑，应该是现代领导的重要素质之一。

第三，教育领导在方法上，要认真反思我们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下级服从上级、多数服从少数的领导方法和思维方法，至少要在自己的教育领域，寻求更富现代气息的突破。这里仅举一例，即关于校长选拔方式变革的建议。我国高校校长一般由政府任命，这好像是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国家和政府重视高等教育的表现。但是，在确定校长的人选上，目前仍然仅由党的有关领导部门和学校的上级部门决定，没有一套公开或半公开的选拔程序和条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不了解这类教育和学术机构的特性，仅仅把这一选拔工作，视同选拔行政首长或部队首长的工作。如果能让学校的教授也有实质性的参与选拔的机会，对于有影响、有声誉的大学，能让社会名流也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后让相应的领导部门或权力部门裁定和任命，可能是一个很有积极作用的过渡办法。这是一条克服校长职务行政化、官僚化，克服校长失去教育理念、教育良知的重要途径。前面已论及，具有教育理念和教育良知，是校长素质的首要一条。这一改革，涉及教育领导对自己权力的认识，涉及对多年来我们所习惯的不断加强领导的思维定势的反思。虽然这也只是教育领导素质问题之一，但通过这一制度、规范和程序性的革新，可以使参与选拔校长的群体和个人，包括参与其中的教师和发表过意见的社会人士，主动或自觉地承担办教育或办学的责任。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调动积极性、激发主人翁责任意识的过程。当然，通过这一革新可以期望选拔到相对优秀的校长，甚至更具体的对在任校长素质的提高，也是一种促进剂。总之，这是一个可以体现领导素质的改进，并可期望其成为促进大学教育素质提高的最具现代意识的重要举措之一。

这里举的只是一个方面的例子，但它可以让我们反思我们在整个教育领域，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领导都应该有不同的思路，采取不同的方法，不能只取民主集中制中的后面一半，不能只用一言九鼎或自上而下的方式拍板和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教育领导的素质确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最后，教育领导要有问题意识，特别要克服单纯追求功利、政绩目标的思想。

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中，曾经听见过多而又多的教育成果和经验，这些东西，不能说都没有道理，但许多都是临时有效的，甚至是过后就无人问津的。例如，建立了符合校情的教学质量保证与监控体系，成效显著的经验；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和教学的经验；建立毕业生就业标准化轨道，保证毕业生高就业，使初次就业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的经验；构建复合型人才的因材施教培养模式的经验；把党支部建在班上，推动学生党建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经验；学科性公司制的成功探索经验；全方位开展诚信教育的经验；就业指导从入学就开始的经验；加快高校国际化进程的经验；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新模式，等等。依笔者的推断，如果那么多的经验都是真经，可能我们的教育现代化早就实现了，可能我们的素质教育也早就成功了。可惜，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还记得，在党的十六大前夕，教育部领导曾号召我们，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向十六大献礼，却绝无要我们回顾历程、提出问题、总结教训的只言片语。而我们的教育，问题或教训，成就或经验，两面都是同样存在的，而且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前者比后者更少或更无足轻重。我无法理解，我们的教育领导为什么不力争让十六大同时也认真讨论问题或教训的那一面。

人，当然常会为自己有健康的身体而得意，但刻骨铭心的是自己的病痛，总要千方百计的治好它而后放心。教育，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成自己切身的事业，难道不应该对它的问题或教训进行刻骨铭心的思考、诊治吗?为了使我们的教育真的上一个台阶，教育领导的素质，在这一方面，确实也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而且这是所谓素质教育成功的更具决定意义的关键。

窃以为，我们的教育高层领导，特别应该认真对各个层次的教育领导和管理人群，制定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并对实行情况进行认真评估和检查，包括有被领导和被管理的对象参与的评估和检查，制约他们对自身权威的不正确认识和运用，做合格的教育领导者和管理者，并努力服务于教育，努力服务于教师和学生。

此外，对教育主要官员的选拔也有可以讨论的问题，本文虽然不能提出像选拔校长那样的具体建议，但人们一定理解，改进选拔，对教育官员的素质从而对整个中国教育的素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可惜目前还无法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本文只可到此为止。

不能再耽误时机了，对所谓素质教育，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必要抓紧进行一次大反思、大检查、大讨论，在真诚和民主的讨论中，寻求提高中国教育的素质进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