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教育问题探析

导语：理想信念教育问题探析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来讲，与其他信仰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行为的终极伦理归宿，使得现时的、短暂的行为得到永恒的价值支撑。从哲学角度讲，他是“人为什么活着”这个古老命题的答案之一。但是，从实践角度讲，我们还必须解决另一个由休谟提出的问题：如何使“行为之应该如何”与“行为之事实如何”得到统一。实际上，从思想、邓小平理论到“*”重要思想、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努力为这个统一提供现实指导。但是，从理想信念到我们各个时期党的理论，只是完成了“实践——理论(元理论：理想信念)——实践(近代后各时期中国现实)——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重要思想、和谐社会思想)”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之后必须是每个人将理论重新回到个体的实践中。

一、信念的传承

信念的传承绝非理论知识的简单累加，就理论知识而言，从“五四”至今汲汲然数十年，我们时代的许多人在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下，其知识丰富程度与“纯粹”程度远甚于、陈独秀等前辈，然就其信念而言，有几人能望其项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又有几人能真正体味这句蕴藏了中国当代最伟大导师之一毕生情感的话语？

长期以来，由于受知识化的影响，我们将感情看作变化的、不可靠的，但是，信念本身不是一种对终极关怀的感情吗，不是一种精神皈依吗？并且，这里的情感可以归结为由本民族文化传统导致的心理积淀的显现。所以，我们在理想信念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陷于科学主义的框架。否则我们会陷于科学与信念的循环论证之中：一方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信念，因为它是科学的；而另一方面，它的科学性却因为我们信念它而无须论证。而事实上，笔者认为，科学化的知识与信念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掌握理想共产主义的理论知识与共产主义信念决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将理想信念与“生命”作一个比较。求生作为人活着的一种本能，更是人类作为一个族群延续的最基本条件，所以生命不仅仅是一种目的，还是人的一项基本义务。但是当这个基本义务面临来自精神上的本原性的追求，就必须要放弃这个目的乃至基本义务。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党员来说，“共产主义”比“活着”更为必须。显然，这不是某种科学论证的结果。可见，科学也许可以将一种理论凌驾于另一种理论之上，但是它无法让一种理论凌驾于生命之上。实际上，我们看到，当年共产主义为中国所接受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科学性，更因为它能使中国独立、富强。同样的，爱国主义也不是一个科学论证的结果，百年来我们的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祖国的落后而抛弃她，也不会因为她不符合世界潮流而怀疑她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永远首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这正是出于对祖国的感情而非理性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与、邓小平等先辈的差距不在理论的丰富，就在于爱国的感情。当代大学生在社会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矛盾。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大学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纯学术、纯思想性的研究无疑被边缘化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大学生越来越现实了。但另一方面，大学生对“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爱国热诚、学术精神的向往却是深入骨髓的，可以说，在中国，只要谈到理想的大学时代必定是哪个学术争鸣、爱我中华的年代。显然，前一方面是社会现实的，是理论上可以认识的，却也无法得出、导致信念，但后一点却涉及到大学生的身份认可，一种精神存在，从而是现时期信念产生的依据。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理想信念教育在大学中必须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并且，这种教育必然是一种建立在个人情感上的而非科学分析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扮演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而不是管理者、推理者的角色(关于管理者角色扮演的错误与解脱下文将详细说明)，这才是思想工作的落脚点。

二、信念的内化

这里需要指出，在突现人的价值、发挥个体的创造性上，理想信念教育与人本主义是一致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运用和发展。当然，这种内化有各种方式，在这些方式中，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便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此，我们即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讨论理想信念内化过程中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思想政治工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们的成就(包括共和国的建立)源于我们所信念的思想(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但今天的社会现实是，我们信念的价值及其传播却需要有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包括许多软强制。笔者认为，这不是我们信念本身的问题，而是信念的传播方式，即理想信念的内化途径产生了问题。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功能认识的偏差。以中国传统的伦理主义为源流，社会约束力往往交由道德力量而非法制力量来完成。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教育中，尤其在学校教育中，思想政治工作往往被纳入学校管理的一部分，“批评教育”在许多场合下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代名词。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而正是由于这一现象的存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产生了不必要的对立性，这种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带有这样的潜台词：你不知道，所以我来告诉你；你错了，所以我来教育你。在这里，有一点需要重点说明一下，在高校中对制度约束的认可是很模糊的。一方面，如上所述，模糊了思想工作与管理的功能；另一方面，却对制度约束的教育意义有所忽略(当然，不是全部忽略)，很多时候过于顾及制度惩罚留下的“痕迹”对学生成长(尤其是就业)的负面影响，而漠视法制精神的培养。教育者对被教育者(当时)态度的自由裁量，以及教育者自身认识的偏差都会导致一定的问题，从而掩盖了制度的本来意义，使许多制度成为一纸空文，导致现实的“有法不依”。并且，我们发现，在这种形式下，教育话语本身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实际使被教育者认错或接受正确思想的工具是教育话语背后蕴涵的的某些事实。(譬如一个大学生被批评的当时和之后考虑的往往是给老师留下不好印象，影响评优、评先进，甚至影响毕业等。)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发挥制度约束的辅助作用，而且还阻碍了制度的实施及其公正性。

显然，这种对立、冲突与理想信念的内化要求是不一致的，与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也是不一致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所讲的不是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的态度问题(是粗暴还是和风细雨)，它首先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这意味着两点：一是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只有行为上的主动被动之分，而不存在认识上的对错、人格上的高低之分。二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被教育者接受某种思想或提高对某种思想的认识，而是在以某种思想为建议或意见为背景，加强对自我(过去、现在、未来)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目的是人而非物(思想)。笔者认为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真实意义所在。

所以，当我们把“惩戒”的任务交给思想政治工作时，我们不可避免地把“做做某某同志的思想工作”与“某某同志犯错误了”结合到了一起。从而淹没了思想政治工作对个体成长的本来意义。

其次，不能在实际操作中把握“以人为本”的差异性原则。承认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不同被教育者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差异，这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这一基本认识所提供的。这里我们不必陷于共性和个性的反复论证。德国古典理性哲学受到当代存在主义思潮冲击的核心问题是“人”(总体的、哲学的人)对人(个体的、现实的人)的淹没。承认差异性其本质是承认人的不完美性(完美是终极的，因而是单一的，不可能有几种完美)。人本主义主张的本性是积极向上的，在合适的条件下，每个人所具有的学习、发现、丰富知识与经验的潜能是能够释放出来的。这种心理倾向是可以信任的。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该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实事求是地将人看成是有差异的，是需要不断追求成长和觉悟，不断克服失误，不断完善自身的个体。同时，必须看到重视人的物质、精神上的各种需求，这是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础，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这一点上与理想信念社会需要理论是相通的，即只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才能产生新的高层次的需要。在高校中，这种差异原则集中体现在对学生“错误”的认识，我们认为，学生之所以称为“学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学习，学习本身既是从“不懂”到“懂”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犯错误”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从而，思想政治工作要从“错误”的仲裁者这样一个角色中解放出来，而在差异性原则下，越过“正确”和“错误”的判断，直接将焦点聚集在“人”身上，而将“正确”和“错误”看作一种中性的“经历”，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得以从管理者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不再“教导青年如何树立、实现人生目标”，而是为青年的生活在任何目标、行为中提供精神寄托。同时，也只有这样，理想信念才能在现实条件下，不仅仅作为理论存在，而且是现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