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论文:教育改革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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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问题的严重有目共睹,因此也无人否认教育应当改革,但目前的“教改”却出现某种“乱象”，令人担忧。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计，教改的“实验品”实际是千百万学生，稍有不慎便会影响一代人的“素质”和命运。因此与其有关的改革应当理性思考、尽可能全面筹划，要“谋定而后动”，而不是“轻举妄动”。当然，一些问题只有在改革的实践中才能暴露出来，难以事先预料，但现在应引起关注的是，不少“改革措施”明显脱离中国的现实，引发的问题本就显而易见。由于没有或不愿正视这些问题，这些措施实行之后引发了种种“乱象”。

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公立学校，无论大、中、小学，并不“独立”，实际是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下的一个行政单位。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实行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的改革，一定会使“招生腐败”更加严重，（不是说原体制就没有腐败现象，但原体制的制度原因使腐败相对不易，范围较小）因为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不仅有对本校子弟、各种“熟人”、上级领导无法摆脱的照顾，而且还不能不考虑对税收、工商、水电等“权力部门”的照顾。此点在已取消考试入学的初中招生中尤为明显，许多好学校都有“照顾”方方面面权力部门的专门名额。随着大学招生权力的渐渐扩大，这种现象在大学也日益严重，近日曝光的上海交大一份题为“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的特招生名单，“因那么清晰地记录下了百余名考生背后的六十几位社会的‘大人物’的‘影响力’——上至市长、部长下至干部病房主任而触动了无数人的神经。”（李玮等：《上海交大的灰色论坛》，《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5期）各方对上海交大的批评、遣责当然是应该的，仅此远远不够，更应该分析其中原因何在，百年名校上海交大何以至此？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每到招生时各校有关人员早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其实上海交大这方面并非最严重的，进一步说，以上海交大的地位之尊，尚不得不照顾一些区干部、干部病房住院部主任之类，而远无上海交大之“尊位”的那些大学，面对的压力更大，这方面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在没有从体制上解决大学的定位问题、如何“非行政化”（能否或如何独立于行政部门）、管理方式问题（校园民主、教授治校、校长制、党委领导等）而扩大大学招生权，是教育产生“乱象”的原因之一，将严重冲击教育的“公正”原则，使腐败更加严重。

废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是一些人主张的“教改”内容之一。统一考试当然有不小的弊病，但现在在这种高度集中、严格监管的情况下，仍时有“泄题”丑闻发生，如果考试权下放，此类事必当更多。现在甚至有人主张某些大学可以自己出题考试，一旦如此，其弊病必将更加严重，理由如前所述。而且，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基本实行计划体制，统考而不统一录取分数线，将这种资源的分配不公凸现出来，暴露出高教资源分配中的“大城市中心”倾向。如果取消统一考试，人们将无从提出批评，无法形成压力改变这种分配不公，甚至会使教育资源的分布偏差更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教育更加发达，而偏远地方更加落后，教育的公平性受到严重损害。近年人们对北京批评较多，而对同样受到“过度照顾”的上海则批评较少，盖因北京参加了全国高考而上海是自行命题。鉴于此，北京已决定在2002年自选出题考试。废除统一考试，如何测评这种资源分配是否公正？

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尽管改革的动机纯正、立意良好，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曾在《教育与社会》（《东方文化》2000年第1期）一文中曾写道：如原本是为提高素质而提倡的“文体特长”变为“升学加分”的条件，各种“特长”、“考级”不断升温，反而成为新的“应试”，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无处交。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原来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

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是无法因材施教，使一些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华的学生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因为现代化社会需要社会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因此“标准化”的制式教育就应运而生，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模式。制式教育的特点是“批量化”生产，将受教育者的智力水平和心理、生理发育情况综合考虑后“取平均值”，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编写统一的教材，在学校“大批量”对学生进行教育。无法考虑少数天才，也很难牵就部分差生，只能以占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的“中间值”为基础。“大众化”的制式教育，打破了少数人对教育的垄断，使绝大多数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对全社会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确实功不可没，在可以看到的未来，也仍将是最主要的教育模式。但人毕竟千差万别，制式教育模式最大的弊病就是很难照顾学生的个性，最多只能在不影响“标准化”的前提下某种程度地考虑学生的个性。而我国目前人口文化程度还较低，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却要求社会文化程度迅速提高，因此教育必须以更快速发展，教育的“批量”只能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格外“惜才”，制定种种措施让“天才”不被埋没。但在实践中，人们推出的如推荐、保送、免试等一系列措施在让少数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得到特殊照顾、使其才华得以发挥的同时，更多地是一些权贵子弟“搭便车”，严重侵害了其他学生的权益。在中国目前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优质教育和高等教育属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国家教育体制制度改革、设计的基点应是尽快普及、提高广大公民的文化水平，使尽可能多的适龄青年得到尽可能好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对多数人的公平比对少数天才的照顾更加重要，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考虑少数“天才”的培养问题，不能因此而轻变对普及教育、迅速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行之有效的制度。

总之，教育是社会中的一环，不能离开社会现实孤立地进行改革。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改革和制度设计，无论动机是怎样良善，在回到社会层面的操作中很可能会导致教育更加不公，甚至会使腐败更加严重，结果不是“更好”，反会“更坏”，注定会失败。如前所说，这种“失败”或实验事关千百万人的命运，因此每项措施的出台之前一定要有理性的反省和充分的讨论空间，充分估计到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制度设计”真正切合实际、缜密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