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教育的境遇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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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大学人文教育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大部分高校为本科生开设了"大学语文"、"文学鉴赏"、"艺术欣赏"等课程，一些理工科大学提出了加强人文教育的计划，有些还迅速采取了措施强化人文师资的配置。但从各大媒体的宣传与多数高校的现状来看，大学人文教育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许多认识和提倡还停留在较低的理论层次。有人甚至将大学人文教育仅仅看成是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缺陷的补偿，将大学人文教育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变为一个技术化的命题。一方面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表现出浅薄的崇拜和赞美，另一方面对支撑于科学研究背后的科学真理精神表现出相当的隔膜和冷漠；一方面大声疾呼要重视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却在教育管理方式和考试方式上依然保留着太多的教条和"规范"。总之，无论从教育理念、教学管理还是教学时间上来看，大学人文教育的处境虽然都有所改观，但从深层上看还相当尴尬和无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对大学人文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科特征和教学创新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尽抛砖引玉之力。

一人文教育的学科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目前已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愈是如此，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许多深层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大学人文教育就是其中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要想深化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曾出现过的虚空和偏差，不应该只归咎于学校教育或某些人，还与我们常期缺乏对人文学科进行理论探讨和合理规划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式理解和极"左"应用，都曾将人文学科简单化地定位成社会政治的直接表现，使人文教育的深层空间曾受到极度的扭曲和压抑，这种痛苦历史所留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会隐隐作痛。要想从深层上医治人文教育的创伤，需要我们对现代大学教育史和现代学科发展史的历史回顾。

二十世纪末以来，反省学科的历史构成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以著名学者华勒斯坦（I.Wallerstein）为首的一群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的口号。他们认为，学科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静态知识分类，而是一种历史化的产物，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学科体系（如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互相分割的学科），实际起因于17、18世纪的自然科学分化。1在当代学者看来，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对社会科学的划分实际上暗含着有利于掌权者或获利者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比如科学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等。

随着科学让渡为非人化的利润的手段，从十九世纪起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等）与科学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从孔德到斯金纳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潮流。"人文学科"这一名称本身就是被科学所界定的，是20世纪对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他现代人文学科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2这意味着，自人类开始反思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开始，大多数哲学家和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分法来对知识进行范围分割，因为还存在一门无法用"科学"方法囊括的学科（Discipline，注意：不是科学！）：即人文学科。它之所以不是"科学"，在于不能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则和条律去局限它，在于它更多关注情感与信仰、意志与修养问题，在于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门具体的学科内部。

对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伦理学等学科来说，许多思想只能通过个体的情感体悟或道德实践才能被理解和传达；文学从不需要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而需要各个时代、各个国度的各位身份不同的读者进行深入地体味、思考、交流和对话。人文学科无法将人当作一个客观的冷冰冰的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允许对人进行化学分子构成式的剖析和研究，而只有通过与人的内心需求进行直接的沟通，才能促进人性的全面健康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的最高理想和使命在于它能促进人际之间对精神价值的相互理解和开放。因此，人文学科中的每一种说法和理论只能提供一种理解人类精神的视界而已，决不应该成为统辖和束缚其它思想的唯一绝对正确的话语霸权。孔子和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之所以至今具有不朽的魅力，就在于他们的教育过程本身就充满对话性的人文精神：让学生们自己在老师所提供的各种思想中、依据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理解去做认真的、与自己血肉相关的抉择。

矫正和完善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首先应从理论上搞清人文学科的定位问题，搞清人文学科的特殊运思方式和管理方式问题，而不要只想通过吸引几个顶尖人才，迅速扩大招生就可以解决。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人文学科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几门显在的、可被命名的学科（如文、史、哲、宗教等）而已，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渗透于各学科之内，萦绕于各门学科之间，萦绕于社会交往之中，在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不无它的存在。由此可见，理工科大学和综合大学开设文学教育课，不只是为了让学生以背诵一些古典诗词，不只是为了装饰门面，而应该让学生真正理解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贯通与渗透关系。只有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工作中感受到的人文关怀和力量，才是真实的人文素养。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精神

由人文学科的诞生史和特征可以看出，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恩怨情缘"。现在举国上下都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科教兴国的至关重要性，但很少有人对科学和教育本身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进行过认真的关心和讨论。爱因斯坦的精神境界之所以高出一般的科学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科学的理解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怀。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3内心的自由感不只来自科学发现的喜悦和自由，还包含着对人生理想的审美性想象。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肯定是缺乏生活情调和创新力的。

真正的科学精神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而完善的大学教育也具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因而完善的大学教育最能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完美融合。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特色在于教育的科学性上，它强调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态度。为了客观的认识某一事物，应该抛弃一己成见。科学性具有实事求是、反复推敲、对相反的可能性进行不断斟酌和自我批判的特性……科学的最大特性是怀疑和质问一切的精神，对事物进行谨慎而有保留的判断，并对这一判断的界限和适用范围进行检验"4。大学教育所具有的科学和怀疑精神与文学所具有的伟大批判与同情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学家与科学家足以站在同一起点上进行真正深刻的对话。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应用性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直接效益，对于人文教育及科学工作所具有的深刻解放性力量倒忽视了。

雅斯贝尔斯认为"目前整个世界上弥漫着对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享受着过分的尊重，由于现实生活秩序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治理，而技术则通过科学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并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变成迷信。真正的科学是一种智者的知识，假如把信仰科学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技术的成果上而不去了解其方法，那么在这种错觉中，迷信就形成了真正信仰的赝品，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仿佛是固定不变的科学成果上。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对一切事物的了解都是乌托邦式的，认为科学技术无所不能，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人类从此可以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把凡是理性思考的内容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信条。这种迷信的力量几乎侵蚀了所有人的心灵，包括学者在内，这种迷信在某些个别情况下似乎被克服了，但总是一再出现，并在相信这种迷信的人与本真科学的批判理性之间撕开了无底的深渊。"5

由此可知，真正的人文教育与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有内在的一致性，它并不反对科学精神，而正好反对将科学原理迷信化，反对以教条的原理判决人文教育的效用，反对向人文教育过分索要眼前的功利。同样，科学教育也不应排斥和轻视人文教育，更不能以自己的规则去随便规划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这一点对我国当前的大学人文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不无警醒作用。我们的大学不能像一个作坊或工厂，只培养工具性"人才"（所谓笼统地要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不能培养那种所谓的知识渊博的、掉书袋式的知识搬运者。相反，我们更需要培养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经过思考去运用一切工具和全面发展人的所有潜能，让学生在一切行动和信仰上做出自己的抉择，并通过认知让他们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责任的意义"6。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知识经济"叫得震天响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更多是迷信科技致富的喧嚣声，而听不到这一概念真正负载的"创新性"内涵。大学人文教育不应在这个广告时代"自惭形秽"，而应该寻求自己的创新之路。我们要教给学生的是永不停息的求知欲望，是对一切与人生情感、信仰和命运有关的事物的深入思考，而不能给他们灌输现成的思维成果。

三人文教育的管理

明确人文学科的学科特征及其与科学精神的内在联系，将促使我们改革现有的人文教育管理模式和教学方式。人文教育的管理要不要像管理自然科学那样的规范化、科学化？很值得我们思考。一年前各媒体披露，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因三位哲学系研究生未在其院要求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一定数目的论文而不允许他们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此著名哲学教授邓晓芒向校方愤然提出辞呈。研究生院一面极力挽留邓教授，但同时说明这是全国各个名牌大学普遍实施的规则，不是武大单独的裁定。笔者对邓先生反形式主义、求真知重理念的精神不无钦佩，但对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更为忧虑。高校的管理部门为了实现现代化的量化管理，将人文教育成果也纳入篇目和数字化程序，根本不去真正检验一下学生所作的论文甚至习作到底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只相信能否在所谓的一、二级公开刊物发表。我相信凡是像武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找几个知名学者来评断一篇论文是否能达到授予学位的标准，比找某些以人情、金钱为润滑剂的刊物编辑要可信的多。人文教育管理中的这种形式主义，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需要什么？是几个省事的数据吗？

大学人文教育目前存在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理念的共同匮乏是导致人文教育改革落空的最大隐患。我们可以花几亿元购到先进仪器，可以招纳不同流派的、为了获得更好生活条件的急需人才，可以模仿外国大学划船、举办球赛，但这决不足以构建我们大学自己的人文教育精神和人文教育格局。我们最终需要建立自己的人文教育理念和教管方式，为此必须汲取世界上一切名牌大学人文教育的自由创新精神，必须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理念的理解和现代转化。没有精神上的真正创新和独立，没有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随意模仿他人最易滑入媚俗的尴尬境地。蔡元培改造北大的壮举与高校教改中的屡次教训都无以例外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四人文教育的创新性

把握了人文教育与科学精神的深刻联系，理解了人文教育的特殊性，在教学教程中就应该努力争取创新性成果。人文教育的创新性首先取决于思想观念的开放性，取决于对已有成见的大胆怀疑。既然自然科学史早已证明科学发现大都源于科学家的大胆设想、怀疑和幻想，那为什么人文学科的教学就不能培养学生怀疑、反思和探索的品质呢？

人们对人文学科的偏见可以归结为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人文学科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过分密切，反而使人文学科失去了许多应有的独立性品格；另一方面，在于人文学科缺乏向社会提出问题的能力，缺乏富有创新性和说服力的思想。如果人文学科再不能有所创新和作为，必然会继续受到冷落和轻视，这将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巨大损失。人文教育的创新，意味着必须首先怀疑和反思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成见或定论，随后还得进行更深层次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改革。

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事例，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二十多年来，中学语文课本一直选用莫泊桑的《项链》这一短篇小说，而且多用"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来下结论。现在大家普遍感到这一说法太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对终其一生辛苦去偿还他人财物的路瓦栽夫人似乎太过残酷。为了解学生对路瓦栽夫人的真实想法，笔者上课时鼓励学生们放开手脚发言，这时候听到了好几种有意思的回答。

第一种看法认为路瓦栽夫人是值得同情的。为了一夜的风光借别人的项链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指责的，但用一生年华去偿还这一夜的风光却让人不尽为之心酸。第二种则认为与当今社会上某些的虚伪和无耻相比，路瓦栽夫人是值得尊敬的，她没有拿一个假项链去冒充，说明她是极守信用的，为了这种人性的尊严，她用一辈子的生命去偿还，难道不值得尊敬吗？更多的同学持一种较为矛盾的观点，认为路瓦栽夫人既让人感到可悲与同情，同时也应该看到她有追求虚荣和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软弱性，后者是应该令今人警醒的。一位细心的学生发现，作者在小说结尾有意点明路瓦栽夫人终其一生所偿还的那个项链原本就是假的，这更说明了她一生辛苦的荒谬和可悲。

循着学生们的思路，我想起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人所面临的异化处境的揭示。在这场看似很平淡很普遍的悲剧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充当别人命运悲剧的制造者，但在虚荣世风的影响下个人的力量是如此的薄弱，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捉了小人物的命运。这也许是这个短篇经常被人们记起的原因，莫泊桑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对人的深刻同情和对社会秩序的洞察。每一个有主见和意志力的人应该努力汲取其中的教训，在生活中不要盲目与他人攀比，应该站稳自己的脚跟，追求那些朴实的、真正能让自己生活充实的东西，不要让庸俗的社会风气裹挟了自己的去向，最终使自己陷于可悲的境地。有些学生明确提出自己对老师的看法存有疑问，

由此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对巴黎的风俗和人情，对莫泊桑生活的时代也很想了解。于是我就鼓励他们课后再去到图书馆阅读相关书籍并告诉他们，老师并不是真理的唯一占有者，真理只存在于争论和对话当中。有些同学确实从其它学科来对《项链》进行了新的分析，还寻找机会和老师交流读书体会。

这一事实表明，只有我们能够发挥大学生的能动性，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思维角度，大学人文教育才会呈现出应有的艺术魅力。它不但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培育学生体味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文化素养，而且会让教师本人在教学中受到启发。人文教育需要以对学生信任为前提，需要教师自身不断加强知识和人格修养。我们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去不断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提高自己对学生、对人性、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才可能承担起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使命。

注释：

1.黄德兴译《学科规训制度导论》，见刘健芝等编译、华勒斯坦(I.Wallerstein)等著《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2.同上，第16页；另外可参考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页。

3.《自由与科学》，见《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179-180页。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112页。

4.同上，141页。

5.同上，113页。（公务员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