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学校德育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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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了快车道，中国乡村社会也同样经历着巨变，由经济转型引发的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转变等一系列因素迅速蔓延到乡村社会各角落，构成乡村学校教育的复杂社会生态，影响着乡村青少年道德发展和乡村学校德育的实施。为适应乡村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乡村学校德育的理念和方法亟待更新和优化。

一、乡村社会转型与乡村学校德育

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大量乡村学校学生道德失范甚至是违法乱纪的新闻，读来骇人听闻，2017年湖南沅江学生弑师事件，2018年12月又一12岁男孩弑母……而日常校园生活中，乡村学校学生沉迷手机、吸烟喝酒、打架斗殴等道德失范行为时有发生，理想信念缺失和自信缺乏的问题也尤为严重。这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既包括学校、家长监管的缺位，也包括学生自身性格和心理的缺陷，但乡村学校身处乡村社会转型的复杂生态背景之下，学校德育问题的产生与社会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迁，是乡村学校德育困境生成更深层次的因素。1.市场化的经济转型与乡村学校遭遇的德育难题。（1）“农业内卷化”对乡村道德生成基础的不利影响在市场经济开放以及户籍制度松动的背景下，城市劳动力市场吸引了大量“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尤其是自2001年入世以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国际竞争力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空间受限，出现“农业内卷化”趋势[1]。农业剩余劳动力被迫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加速了乡村中坚力量的流失，损耗了乡村发展的内部动力。“乡土中国”转变为“市场中国”，乡村也由“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人际关系逐渐经济理性化，构成农村内生秩序基础的社会基础结构快速解体[2]，传统的乡村道德伦理越来越难以规范村民的行为。（2）市场化经济与乡村学校教育的边缘化乡村学校教育在经济转型中逐级边缘化。一方面，市场化经济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公，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乡村学校中的物质资源、教师资源，甚至是学生，都成为生产链条的一部分，按照优化配置流动，致使乡村学校处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低端，这直接影响着乡村学校的德育工作开展。另一方面，集约型经济思路下乡村学校内部也出现分化，以“经济理性”为单一向度的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加速了文字的上移，对偏远地区学校而言，《一个人的课堂》已不是个案，“小而美”的小规模乡村学校也难逃生源、师资、基础设施等持续劣化的厄运；对中心学校而言，教师资源的。集中远未适应学生集中带来的教育困扰，大班额问题、辍学现象、寄宿制缺陷等，滋生各种反学校文化，导致乡村学校德育工作不堪重负。2.政治转型与乡村学校德育现实的矛盾（1）民主化的政治转型与乡村基层治理困境从专制走向民主，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表现为社会大众对政治的主动和普遍的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巨大活力，经济上的自由激发了农民的发展热情，包括对民主权利的维护和民主政治的需求，转型期出现的新的阶层“个体工商业户”“精英阶层”“外出务工农民”在乡村基层治理中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利益维护要求[3]。然而与民主需求相对应的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组织的空白和自身精神的匮乏，农民的利益要求大多被治理阶层“稳定压倒一切”的定势思维给捂住[4]，或者在持久战中销声匿迹，农民利益表达与维护的迫切需求与现实的无力状况形成一对复杂而难解的矛盾。（2）政治的正义与乡村教育的民主遮蔽“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和学校中被积极倡导，然而乡村自身教育的需求却在不平等的关系中遮蔽。一是教育政策的乡村民意遮蔽，面对乡村学校布局调整、高考改革等决策，乡村学校呈现被动状态，久之，形成“失去乡村的中国教育”和“失去教育的中国乡村”的尬尴境遇。二是农民与学校组织之间的不平等交互关系，由于自身精神的匮乏，以及经济、文化资本的稀缺，乡村家庭的教育需求难以整合到城市化导向的学校教育管理和决策中。三是乡村学校内部的非民主化，目前学校管理和班级管理普遍具有明显的科层制特征，在权威的等级制度下，广大学生群体的利益需求被少数特权遮蔽，滋生反学校文化的道德失范行为。乡村学校教科书式的民主价值观念与学生道德实践之间的矛盾，即政治正义与个体道德之间的矛盾的缩影。3.文化转型与乡村学校德育遭遇的困境。（1）虚假的文化“繁荣”对农民道德认知和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基层治理的变革不仅本身构成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也为乡村文化的转型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新的活力，引起精神和价值观念层面的文化领域的革新，一时，新旧观念、思想和口号异彩纷呈，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然而，文化“繁荣”背后是乡村新旧文化变更的断裂与失衡，由于乡村主要劳动力的转移以及乡村社会建设较之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乡村文化因内生动力不足，逐步走向瓦解，新生的现代物质、制度和精神的文明又未能很好地植入乡村社会伦理当中，因而，面对强势地位的市场文化、城市文明和网络信息，农民无法加以辨别、选择和批判利用，被动地习得其表面的、肤浅的概念和价值导向，产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伦理失序等许多负面的影响[5]。（2）乡村社会文化的失衡与乡村学校德育的价值错乱乡村社会文化的失衡，为乡村学校营造了不良的文化环境和错乱的价值导向。首先，市场文化的渗透诱导农民对物质和金钱的非理性逐求，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学生则在功利化和消费主义的理念中模糊了学习的价值理性目的和自身的理想信念。其二，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的失衡致使乡村丢失了文化的自信而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这在乡村学校德育中表现为乡村文化隐匿化，不利于乡村儿童自我价值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其三，信息化和电子媒介对学生道德认知产生巨大的冲击，网络世界的自由、虚拟、猎奇特征使乡村儿童极易习得不良的榜样，不对称性的消逝也使学校沦为“非中心”地位[6]，适应网络时代的挑战，避免道德的滑坡，是乡村学校德育的艰巨任务之一。乡村社会全面转型背景之下，乡村学校德育困境的消解基于两个更加基础的问题：乡村学校教育该如何发展？乡村建设该往何处去？走向现代化，是转型的必然趋势！然而，“城市化”并非乡村社会现代化以及教育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其多种面向的存在决定了乡村教育的特殊使命。因此，乡村学校德育优化宜注重学生民主意识、批判意识的养成，正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矛盾，培养道德的自觉精神。

二、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学校德育的反思

由转型到定型将是一条漫长的征途，乡村学校德育在提高乡村新生人口素质、传承乡土文化等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育人功能和滋养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亟待学校德育理念的更新和德育模式的创新。1.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学校德育理念的更新。乡村学校德育对乡村社会转型的主动适应和积极变革，首要在于德育理念的更新。（1）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学校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而道德的培养是全面发展的现代人的首要目标。2015年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十六条中“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再次强调了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地位。然而，在乡村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以及乡村教育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指导下，乡村学校被寄予阶层竞升、劳动力再生产的重任，遭受着应试化和边缘化多重复杂境遇，德育沦落到“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地位。这已然偏离了学校教育的本质，培养着单向度发展的缺乏生命活力的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坚守为转型背景下乡村学校道德教育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2）创生德育课程，适应社会变迁道德的内涵具有时代性，学校德育课程的设置也应当适应道德内涵的时代变迁，培养适应社会的道德人。当下乡村基础教育基本普及，德育课程内容基本完善，主要包括：思想与道德、政治与法律、心理健康等。但是，在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乡村学校德育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内生秩序基础和一致的乡土逻辑评价标准，乡村社会内部的分层则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生活面向和价值取向，这些因素都使得“德育”在乡村社会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和要求。因此，乡村学校宜当有较为强烈的自觉意识，积极创生德育课程和德育课堂，将转型期内乡村社会复杂交错的“乡土伦理”“市场伦理”“网络道德”“生态环保”等内容教授于学生，引导其加以辨析和扬弃。（3）改革德育方法，提高德育实效转型背景下的学校德育目的和内涵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德育的环境和条件也更加艰难，因此，乡村学校德育的方法宜因地制宜、改革创新。传统的德育方法忽视学生内部的动机以及道德行为的养成，缺乏整体性思维，由此，乡村学校德育方法的革新宜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反思：第一，强化道德实践，将道德行为从学校拓展到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促进学生道德人格的一致性；第二，尊重学生主体性，鼓励学生创办各类学习组织和兴趣组织，例如：班级共同体、兴趣社团、学生自治组织等，促进学生道德兴趣的多方面发展；第三，注重道德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根基，在班级文化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中传承乡土伦理和传统精神，筑起乡村学校德育的文化基石。2.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学校德育模式的创新。（1）发挥学生德育主体优势，弥补多方主体缺失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德育的主体也迥然不同。在现代民主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学生这一德育主体不断得到凸显。于光在其《德育主体论》中分析了多极主体参与“对话”和“实践”的德育范式[7]，提出新时期德育主体论建构的形态———德育交往实践主体论，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实践。反观乡村学校德育实践，家长和社会都存在缺位现象，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对于弥补转型中多方德育主体缺失有着关键作用，并且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道德的内化。（2）发挥制度育德功能，实现学校民主化管理制度何以育德？杜时忠及其博士学生刘超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理论上，制度因其影响的深刻性、广泛性和评判的明确性，相较于道德具有优先作用；在实践中，道德的制度通过民主、平等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促进制度中道德认知的内化和道德行为的产生[8]。在失去社会内生秩序的道德环境中，乡村学校德育急需合理的制度的外部约束，通过实施民主化管理，让学生参与制定、学生监督实施，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合理性论证，即可优化学校管理制度，同时，在道德的制度建设中培养道德的个体。（3）走向生活德育模式，培养学生文化自觉文化与道德之间的紧密关系是由两者在生活实践来源、精神本性及其功能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9]。乡土文化是乡土人在其特定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的认知思维模式、道德伦理和价值信仰，它作为乡村社会土生土长的文明，为乡村学校德育提供精神支撑。在乡村社会文化断裂和失衡的背景下，乡村学校亟须走向生活的德育模式，意在直面乡村社会转型的现实和周遭生活的变化，通过乡村学校德育的乡村场域和乡土逻辑的统一，实现新旧文化的有效衔接，为不同生活面向的新生代提供多样化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引导。

参考文献

[1]凌云志，邬志辉.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学校德育困境及其消解———基于H省70名农村德育校长的质性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28）.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彭澎.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05）.

[4]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01）.

[5]孙天雨，张素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乡村文化转型的影响及对策[J].河北学刊，2014，34（04）.

[6]高德胜.道德教育的时代遭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余光.德育主体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杜时忠.人文教育与制度德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01）.

[9]郭凤志.德育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作者:段冬梅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