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教育乱收费现象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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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改变人生的最主要途径；

教育也是维持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

城乡最大的差距也在教育。

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地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直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

谁在乱收费？

2003年7月，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学费要1万元。景统仕家里贫困，只好外出借钱。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穷亲戚。景统仕外出几天，空手而回。他听说可以为女儿申请大学的贫困生资助，就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没想到盖几个公章有这么难，他最终还是没有盖下章来。2003年7月14日这一天，景统仕喝下了农药。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2003年8月6日播放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面对电视镜头，景艳梅哭着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说，我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许多民办学校每年都要免费招收相当一部分品学皆优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应当为品学皆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向贫困生收取这么高的学费呢？国家有助学贷款政策，为什么景统仕的相关手续就办不下来呢？

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按考分选拔录取+公费生+工作统一分配”这样的政策，从1977年延续到1994年，约有17年的时间。17年的时间，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

1994年起，高校招生开始改为缴费上学，经过6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缴费上大学基本在全国高校推开。一些专家论证说，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理应收费。就这样，教育迅速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普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就是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的。面对这种情况，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没有行动呢？也有。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教育财政每年拔款约1亿元，用于对中央部属高校中贫困学生的资助，到2002年，这笔资助提高为每年2亿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亿元左右，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教育财政每年只拿出2亿元，这只能是杯水车薪！给人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做秀！

一、教育乱收费的主观原因

初中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中国初中招生，从政策上看应当是按照划区招生、就近入学、学生享受公费培养的政策。初中的收费，是从“择校生”交的“择校费”开始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培养支持重点学校的政策，人为造成了校际水平的差距，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家庭，不愿再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办事，拼命将自己的孩子塞进重点学校，“择校生”开始出现，重点学校利用家长这种选校心情，开始以赞助费等各种手段实行收费招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些本来就属于重点学校划片招生区域的孩子，也必须交费上学了。1995年3月27日，国家教委召开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义正词严地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但是，据《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一份调研报告，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海淀区“教育改革试验区”在全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是：海淀区的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3~5万元，如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元。北大附中、清华附中还分别在香山中学、北京47中办“分校”，全部学生高收费，每名学生1.3~3万元。“十一学校”1995年只收了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名额均是收费“实验班”。初中择校收费马上扩散开来。到1996年，初中收“择校生”并收取高额费用之风已遍及全市重点学校。收费情况如下，北京市重点学校每名“择校生”收4~6万元，如二中、五中；区重点学校在3万元左右，如35中、14中；还有“准重点”，定价为每名学生约3万元，这些学校共有80所左右。初中高收费与高中高收费相互刺激，到1996年，高中招收“议价生”的收费标准，市重点学校已突破8万元，区重点已突破5万元。重点学校不断拉高录取分数线，以将更多的孩子变成“议价生”，收取高额学费。

1995年~1996年，北京教育界的奇观是：一边国家教委在高喊“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一边是国家教委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各重点中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收费运动，双方各得其所。一方面国家教委“贯彻落实”了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反腐败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是北京各重点学校实惠地狂收学费，大家相得宜彰。这样的“双赢”（教育行政部门嘴上不断反对乱收费和重点学校拼命不断乱收费同时并存）模式，被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重点学校蜂起效仿，反对教育乱收费的文件愈来愈多，而教育乱收费一发而不可收拾。笔者问过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朋友：“明明知道管不住，明明不想管，为什么又不断发各种禁止乱收费的文件呢？”这位朋友面授机宜说：“发出了文件，说明我们重视，我们的责任就解脱了。上面说过了，下面不执行，这是下面的事。谁想真去执行！过去几年，择校生所交的高额费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流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账户，然后再分出来给学校。大家原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择校生交的费用，开始流向名校所办民校，屁股就控制了脑袋了。实在闹得过分，引出事件，找一两个下面的替罪羊就行了。上面永远没错，永远处于主动。”原来如此！原来他们不是不明白！这就是当下的教育行政管理！

中国公立教育高收费浪潮的引发者，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以国家财政经费喂养出来的公立重点学校，而它们高收费活动的积极保护者，就是不断下文反对乱收费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保护，从上世纪90年代的暗保发展到了2003年的明保，面具终于公开扯下来了，这就是鼓励重点中小学“名校办民校”和鼓励大学兴办二级学院的“独立学院”政策的全面出台。至此，教育乱收费全部合法化，而且乱收来的费用，进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关系户（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的股东）的腰包。

2003年7月，教育行政部门发出《关于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要求公办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必须严格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看到这样的通知，就不免想起1995年3月27日教育行政部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上“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的禁令。最近，教育行政部门又确定了“公立学校不择校，择校找民校”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其实是想暗示：择校费不要交到公办学校的账上，要交到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举办的民校的账上。一句话，把钱直接交到他们的私人账号上。

根据今年中旬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全国价格举报的六个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其次才是交通运输、医疗服务、房地产和物业、电力电信、政府职能部门等。教育至此成为中国十大垄断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二、教育乱收费的客观原因

公立中小学乱收费，除学校负责人的主观原因外，是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呢？客观原因也确实有。与公立学校的校长们交流，他们也有苦衷。他们说：“不准收费，那么学校的营运无法维系，财政拔款不到我们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们自筹。学校靠什么来自筹，不靠学费靠什么呢？现在校长们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钱吗！没有钱就留不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搞关系。如果我们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我们这些校长如何当？”

查一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并不是在讲假话，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67.66亿元，其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83%.也就是说，有2317亿多是各学校自筹的，主要是来自家长们。能不乱收费吗？有人因此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1%，太低，这是全国公立学校乱收费的根源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投入不足，当然是中国公立教育供给不足和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一个原因，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了多年，仍然没有较大改观呢？近年来，中国税收占GDP的比例直线提高，税收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长2位数以上，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但是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却一年比一年减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减少了5.08个百分点。财政教育投入本来就不足，而且许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学生身上，这是公立学校乱收费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

中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和支出审计，从来是一个黑洞，纳税人无法参与决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们的财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证公立中小学的运行经费呢？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大楼、宿舍修得很好、超标准超数量用车，而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却破败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投票表决，大家一定会支持加大财政教育投入，让公立中小学一律实行免费的。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监督，大家一定会让更多的财政教育投入经费真正用到教师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们身上。按2002年的数据，只要财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亿元，就应当可以保障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了。据有关研究，每年各级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亿元。每年公车使用支出费用，就耗掉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只要管好基层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可以轻松地挤出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一半，就足以让全国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免费招生了。显然，变黑财政为透明，实现财政民主化，让纳税人知晓并参与财政决策，是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要开放社会各种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对企业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款项，要抵扣税收，以鼓励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保障每个孩子免费上公立学校的机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企业和社会的助学活动给予开放和保护。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此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燕南,)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

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

从经费上来说，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三大弊端：一是教育财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学校免费教育和公立大学收费低收费；二是教育行政对民间私立学校招生、收费、税收、融资等进行打压和控制，使民间私立教育难以发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建立重点中小学，人为造成公立中小学校际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后又借发展民办教育之名，将这些优势的公共教育资源转为垄断性的官僚教育资本，这些教育官僚资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强占和垄断教育市场。

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

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从更根本的价值观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不是什么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恩赐，这本来就是教育权的社会化问题，本来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大学公立与私立并存。私立学校中，又分营利与非营利的两种。不营利的私立学校，指学校拥有者不分利润走，而营利的则可分利润。营利的私立学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学校学费平均水平为19710美元，私立学校学生年平均花费约为26860美元。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这样的私立学费和教育花费水平（占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私立收费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来占有财政教育经费，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学校的发展，能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资金，因此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正是因为想通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学免费和公立大学低收费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总是说，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来谋利，他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个十分赢利的行业，那么就会有大量资金涌入教育领域，最终必然在各学校的竞争中趋向平均利润率，而教育供给总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扩张了。从经济上说，没有赢利的空间和机会，没有赢利的预期，就根本不会有资本进入。如果要使私立学校得以大发展，从逻辑上就应当给私立学校创造出更多的赢利空间，以便让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这么简单的道理，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多年来就是悟不过来。如果没有足够的赢利能力，民办学校靠什么来积累和发展呢？资本追逐利润，如果教育领域充满赢利的空间和可能，谁会将资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事业充满了赢利的机会，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门做什么说服动员工作，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领域之中发展。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润空间，中国的教育供给不应当这样紧张，公立学校就不再有理由来狂收费了。

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谓步履维艰，步步艰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国后中国的私立学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改造和消灭的阶段。建国以来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本占中国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几乎被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和打压并存的阶段。邓小平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开始逐步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却紧紧盯死和管制民办学校，就怕民办学校赚钱，千方百计压缩民办学校的收益空间，民办学校这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歧视、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艰难生长。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膨胀阶段。教育行政部门打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帜，以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资本控制的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所办的私立“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所办私立的“民校”），让与自己有关联利益的私立学校来占有生源和利润空间，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私立学校进行围剿。他们从绝对不准社会办私立学校到以行政权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学校，摸着石头过河，从一块不公正的石头跳到另一块不公正的石头上。他们将教育行政专制垄断转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加剧了中国“坏的市场经济”的恶化趋势。

民办教育投资人斗胆进入教育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于是，他们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试图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

这种今天看来很天真的想法，其实是有政策撑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就主张：“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当时便据此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不仅有政策撑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8226；林奇公司（Merrill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是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至今仍毫无颓势。

但问题在于，民办教育投资人显然低估了制度环境的滞后性。梅里尔&＃8226；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生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中国根本不具备。于是，民办教育投资人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他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而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燕南,www.yanna

比如，他们将自有资金投入学校，随后马上就会遇到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他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民办教育投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而今天，小平时代敢闯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革命者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多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就是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就明白，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恐惧因此充斥着民办教育领域。笔者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领域惟我独尊的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还称这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笔者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蜕变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面对无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中国的民办教育投资人苦苦支撑了多少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场经济，不要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公平的竞争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矛盾的缓解，这个道理对现代中国可能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更有针对性。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的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直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学校的数量似乎愈来愈多，大学也在不断扩招，这些表面成绩所掩盖的，是教育领域里严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败，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坏，国本坏。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必须严格分离，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竞争。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应当享有以下这些权利：

1、公立中小学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律免费教育，不准收费。

2、公立大学实行低价收费，任何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水平都不准超过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财政投入必须保障上述原则的落实

4、公立学校不准开办私立学校，已开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须完全彻底的脱勾，以遏制教育腐败和保证私立学校的公平竞争；

5、私立学校自主决定收费标准，私立教育服务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力量自行调节；

6、开放社会各界建立各种形式的助学基金，企业助学资金可以抵扣税金，保护企业和社会支持教育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