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家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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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搏战”；而“承平之世，将领皆雍容裘带，岂复招练壮勇而为家丁?即其所选用亲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给使令”。[8]这是将帅使用家丁的一般情况。而当承平之世，职在军民两政的督抚，日常的职责则主要侧重于“民政”，其所用家丁也就随之转变职能。司道以下的“民官”，其职责本在治民，所用之家丁也就以协助其治民之事为主。动乱之时，也有“民官”率民壮以至于家丁，抵御“寇盗”的情况，但这是因事而起，非其常规。地方之官以征收一方之钱粮和维持一方之治安为职责，其家丁的作用也就在其中。王植说：“长随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乃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也。”[9]其所司“皆在官之事”，故其为州县衙门的行政人员；其系“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故其为官员与吏役之间的一个行政环节。

清代州县官多引用亲戚朋友入署办事，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养家糊口的就业机会。因此，官员之戚友是长随的一个来源。但长随的主要来源不是官员的亲友，而是在官场中以长随为业的人。

《长随须知》云：长随主要由三种人充当。其一，“原系世家，或因家计淡泊，又无事业可做，自问学术尚堪应试，不得已远奔他乡，充作长随，以图出身立业”；其二，“原系买卖出身，因命远折本，以糊口奔走江湖，广见多闻，生有苏、张之舌，充作长随”；其三，“自幼无力，不使学业，及至成人，不能自给，免强充作长随”。此外，还有“自幼不学手艺，不务本业，游手好闲，行心污秽，不惜颜面，不顾廉耻，胡言乱语，不达时务，口是心非，恨上怨下，明去暗来，见利忘义；自幼不听父兄管束，任意胡行，结党成群，终日游戏，日夜醉赌，卖弄风骚，求人举荐，混充长随”者。《偏途论》则根据上述三种人材来源以及他们的素质、品格状况和最后归宿，而将长随分为三等：“超等长随”、“特等长随”和“次等长随”。“超等长随，曰祖父本系士宦，后嗣因家寒，读书不能上进，欲改经营，手乏资本，又属外行；亦有身列生、监者，运蹇之际，一时难以高发，只得奔走他乡，谋当长随。其人胸中本有智识，品性端方，能替官府办事，善察上人之意，奉公守法，始终如一，不作卑污之事，朝时来运至，得遇明主，睹其人而重用，渐财源而骤至。有时志由偏途捐班出仕，仍可荣宗耀祖。此等长随名曰‘暂随’。特等长随，曰父兄经买卖为商，已娶亲生子，己身懒于生涯，直到父兄故后，手又缺资本，命过乖张，日渐萧条，无可位置，只得觅作长随。其人自幼奔走江湖，历练老诚，颇有苏、张舌辩之势，官府见其才能，必当重用，稍为得手，仍旧为商为客，居心本分，不负初业。俗云：‘衙门银钱，酒色如烟’。又云：‘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此等人不愿终身长随，名曰‘且随’。次等长随，曰父母名下不受管束，未学营业，专喜结交朋友，吹弹歌舞，嫖赌逍遥，父母恶其不肖孝，置之不教；或是父母亡故，产尽家倾，无所可依，见跟官一道，衣履齐整，气概轩昂，由此立志跟官，痛改前非，奔走他乡，充当长随。其人久惯风月，见眼生情，心性自然，巧答更有机变；阅历衙门，且识进退，官见辛勤，委以大事，行止有方，调有法度，从此发迹。官久自富，暮年不至受苦，即子好亦得根基之福。”[10]显然，长随在清代是一种职业。虽然《偏途论》说“长随非正业，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故曰‘偏途’”，[11]因而有所谓“暂随”、“且随”者，但它在清代不仅为所有地方衙门所不可或缺，并与清代政治相始终，而且一些人终身其业，乃至于世代其业。

长随系“官之仆隶”，其社会地位卑下，但其“与契买家奴不同”。“奴婢一经契买，则终身服役，饮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12]而“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13]因此，其地位与身分与当时社会下的“雇工人”相同。“雇工只为生计，受雇佣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经工满，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则为主仆，去之则无名分”，所以，“雇工与奴婢名分虽同，而恩义有别”。[14]由于恩义有别，二者与“家长”之间的纠纷，在法律上也有明确区分，即一以奴婢科断，一以雇工人科断。长随在受雇于主人期间，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此种上下之分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然而，正如俗语所云：“打狗须看主人面”。虽然长随和“家奴”与主人的之间都是“仆”与“主”的关系，但是由于关系对象的不同，即使上是社会上豪富之家的家奴，与官员的长随也不可相提并论。长随系官之仆隶，而且是帮助主官行政的人员，其在内衙固然是仆役，但在外署和衙门之外，却是地方官的代表，因而其于六房三班吏役相比，往往显得高人一等；于里民百姓(包括社会上一般的豪富之家在内)，更是势焰熏人。简言之，人们的社会地位要视其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定。三百六十行，行与行之间存在高下的差别；同行之内，人与人之间也有高下的不同。官之仆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于“契买家奴”。同样，上司的仆隶与州县官的仆隶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