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城市农民工健康意识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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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三城区为例

摘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三城区160位农民工健康意识的调查，对他们的健康意识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健康意识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健康意识有三大特点：对健康内涵理解层面较浅，健康知识了解面狭隘；健康需求强烈但健康参与观念淡薄；健康责任观缺失，普遍寄期望于公共健康服务。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其本身的传统观念、较弱的信息获得能力和城市的社会制度、社会网络、群众心理三方面社会排斥有关系。

关键词：农民工；健康意识；社会排斥

TheSociologicalResearchon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

——TakingThreeDistrictsofShanghaiasanExample

Abstract：Thisarticlethroughstotheinvestigationonone-hundredandsixty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inShanghaithreecitydistricts,hasadescriptiononthepresentsituationandapproachsasubjectfromtheformationofhealthconsciousness.Accordingtotheresearch,the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hasthreecharacteristics:haveasuperficialviewofthemeaningofhealthy,haveanarrowunderstandingofhealthyknowledge;thehealthdemandisintense,butthesenseofparticipationisflag;thehealthyresponsibilityoutlookisdeficient,sendtheexpectationofthepublichealthservicegenerally.Thesecharacteristic''''shaveclosecontactwithtraditionalideas,weakabilityofgaininformationandtheurbansociety''''ssystem,thenetworkofsocialrelations,masspsychologythisthreekindsofsocialexclusion.

Keywords:urban-rurallaborer;healthyconsciousness;socialexclusion

引言

据最新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作为我国最大的迁移人口，农民工对人群健康有着密切联系，主要表现为迁移对迁移人口本身健康的影响和对迁入地人口健康的影响，其中又以人口迁移与传染性疾病传播和流行的关系最为密切。

上海市宝山区2001-2006年甲乙类传染比流行特征的调查分析显示，[1]外来人口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显著高于本区居民。如深圳市1993-1996年9月共登记新发涂阳肺结核病人2107例，其中外来人口1601例，占涂阳病人总数的76%。[2]潘国庆等人的研究显示，流动人口是城市里感染和传播急性肠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3]从有关HIV感染的监测情况可以看出，[4]流动人口对HIV感染的疫情己产生一定的影响，感染者中，农民的比例最大。但是，由于该群体的基数庞大且流动频繁，政府和其他社会民间组织在促进农民工群体健康的作用上效果十分有限，所以该群体本身的主观意识和行为对其健康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农民工的健康意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针对“健康意识”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集中在健康意识对健康行为的影响上,首先由Rosenstock提出健康信念模式(HBM)，[5]HBM认为人们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健康行为，强调运用个体的态度和信念来解释和预测各种健康行为。Rogers在“健康信念模式”的基础上，从动机因素的角度探讨健康行为。[6]该理论认为环境和个体中有关健康威胁的信息引发个体出现威胁评价和应对评价两个认知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M．Fishbein和I．Ajzen提出合理行动/计划行动理论，[7]认为人们的行为实施是以合理思考为基础，一系列的理由决定人们行动的动机，而个体的动机因素有决定特定行为的实施。[8]“计划性行为理论”由“合理行为模式”发展而来，引入了行为控制变量,发展为“合理行动扩展理论模型”或称为“计划行为理论”[9]是目前改善健康行为的主要理论。到了80年代，Prochaska和Diclemente提出的“多阶段行为模式”有效地描述了人们健康意识与行为改变的不同阶段。[10]“多阶段改变理论”更多的是注重改变的过程，强调了健康的养成是动态的。

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健康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农民工群体的健康现状描述。刘杰对103名城区农民工健康知识和行为调查发现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工的健康知识知晓率与健康行为的形成率高于经济状况差的工人。[11]陈朋月对81例农民工的90项症状清单（Scl-90）的评定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比一般人差。[12]第二，对农民工健康干预前后的比较研究。张雪琴、谭琳等人对外来务工人员职业病治疗的心理干预发现该群体在治疗中表现出心理压力大、无助感和维权方式的不当等，从而对职业病防治、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13]林锦芬在对农民工尘肺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后发现该群体尘肺病知识的了解对预防可控制职业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第三，健康理论的实践运用。方晓义等人认为保护动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高危性行为具有明显的预测作用。[15]朱娟蓉等人运用四象限法对餐饮业农民工健康知识和行为关联作用进行有效分析和评价分析，并认为四象限法有较大的应用价值。[16]第四，针对改善农民工健康现状的对策研究。施卫星提出了健全保障制度、体现公平性、普及保险、加大立法和宣传教育五方面进行了阐述。[17]陈彬、杨廷忠认为政府应重视农民工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切实依托公共机构，配合社区，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18]

纵观国内学者们已做的研究，研究者对农民工的健康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统一的观点，多数停留于医学分析和教育层面上。很少从现状出发，以社会学的视角，结合农民工本身内在和社会环境的外在因素对其健康意识的影响进行解释。本课题通过对农民工的健康意识现状描述和分析对现有研究作补充，以期弥补此类研究之不足。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

1、健康意识：是指客观存在的健康现象在头脑中的反应，是人们对健康的感觉、思维和判断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思想、观点、理论等健康的理性认识层次和心理、情绪、态度等健康的感性认识层次两个层面。本文从对健康内涵的认识、对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对疾病传染途径的认识和对疾病预防方法的认识、自身健康需求状况、自觉参与健康维护观念等方面讨论健康意识。

2、健康维护：是指人们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及其疾病预示，对自身未来的健康状态进行预测，并据此做出决策，从而实现维护自身生命，提高自身健康水平，以免于疾病和衰弱，体格、精神的完美状态。

（二）资料收集方法

1.文献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全面了解农民工的总体情况、主要问题、健康现状和健康相关理论等文献。

2.问卷调查法：本次调查的总体为上海市所有农民工，通过多段抽样，抽取徐汇、闵行、南汇三城区，并在每个城区抽取两个街道。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大，抽样框难以确定，所以每个街道通过偶遇的方式发放25份问卷，构成本次调查的150个样本。

3.访谈法：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另外选取10个个案，其中男性、女性农民工各5名，以更加深入的了解情况、收集事实。

（三）资料分析方法：

1．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11.5软件对问卷调查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个案编码分析

本研究采用编码法对10个个案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具体方法如下：

A编码记号

a农民工性别编码：男性女性分别用英文单词“MALE”和“FEMALE”的首字母表示，如某农民工为男性，则用“M”表示，若为女性，则用“F”表示。

b个案的编码：用“个案”一词的英文单词“CASE”的第一个字母“C”和个案排列顺序的序数组成，如个案1为“C1”。

B编码方法

第一组为农民工性别编码，第二组为个案编码，比如“M-C1”表示：来自某男性农民工（M）个案1（C1）的陈述或看法。

三、结果分析

（一）样本概况

鉴于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本次调查采取了调查员辅助填答的调查方法，在必要时帮助调查对象理解问卷。发放问卷150份，回收到146份，有效回收率为97.3%。

在146名被调查者中，男性74名，女性72名，男性较女性而言更为配合。大专以上文化的占9.6%，高中或中专的占15.8%，初中文化的占56.8%，小学及以下的占17.8%。打工者的文化程度相对与农村人口应该较高，这对本身的健康意识有重要影响。其中已婚人员占58.9%，未婚及离异占41.1%。

由于老年人和文化水平非常低的农民工无法提供较多的信息，本文放弃了部分此类调查对象，所以在理解问卷提供的数据时，本文只倾向于样本容量本身的统计结果。访谈主要针对服务类、建筑类、保洁类等常见工种务工者，个案在问卷调查的以外选取。通过这样抽样方案所得出的结论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本文在这一问题上不做赘述。

（二）关于健康的认识

1．对健康内涵的认识

对健康内涵的认识，反应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本研究以健康概念来反映农民工群体对健康内涵的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表1）：有20.5%的人认为健康是“身体强壮、精神饱满”；17.8%的人认同健康是“抵抗力强、没有疾病”的观点；有28.1%的人认为健康应是心理生理的健康；有30.8%人认同“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健康的观点。由此可看出，部分农民工对健康内涵的理解仍停留在生理功能的基本正常的较为消极的健康观，但大部分农民工已把对健康的理解上升为心理、社会的协调上，个体的健康状态很多时候不为个人和家庭控制，除个体因素之外，健康水平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外在的社会环境。

表1健康内涵认识情况

变量名称频数（N）有效百分比（%）

身体强壮、精神饱满3021.1

抵抗力强、没有疾病2618.3

生理、心理都健康4128.9

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的健康4531.7

总计142100.0

注:缺失值未列出

基于对健康内涵的不同认识，根据调查，有38位调查者认为自己非常健康；60位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比较健康；一般的有39位，不清楚自己健康状况的有9位。由于目前农民工群体有着年轻化的趋势，因此本身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好。

2．对健康重要性的认识

针对农民工的健康重要性，研究发现，在被调查者中73.4%认为健康对自己非常重要，有21.2%的被调查者认为重要，选择一般和无所谓的分别为2.7%和2.7%。访谈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像我们这一行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开门，晚上三点才休息，身体不好的人很难做到这样的，所以健康对我们十分重要。”(M-C1)不难发现，健康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打工者更关注的是生病后影响工作或赚钱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健康状态的形成认识上，有61.6%的被调查者认为日常的生活方式在健康促进上有主要作用；另有13.7%和11.7%的人认为健康的形成主要依靠身体的发育周期和体育锻炼活动；只有6.2%和6.8%的人认为健康依赖于医疗水平和先天体制条件。（见表2）

表2对健康形成的认识情况

频数（N）百分比（%）

身体自身的发育周期合理的调配

日常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发达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

体育锻炼

先天遗传，体质条件

总计20

90

9

17

10

14613.7

61.6

6.2

11.7

6.8

100.0

注:本题为多选题

进一步，再把健康状态的形成细分成注意饮食、保证睡眠、有规律的生活、体育活动、补充营养药物、没空顾及维护健康这事和其他七种具体方式，共有78.9%的人愿意通过前四项具体活动改善自身健康，仅有1.4%的人选择无暇顾及健康此事。显然，农民工群体在健康的形成上已认识到自身行动的重要性。

3．对疾病传播途径的认识

根据调查情况：有17位被调查者的本人或家人得过传染病，有129人没有患传染病的经历。笔者认为这一数据结果不排除部分被调查者碍于颜面而选择未得传染病情况存在的可能性。由于农民工群体本身流动性大的原因，一些农民工本身既是传染病的患者，也是重要的传染源，本文将健康知识的了解水平集中在传染病传播途径的了解情况。据表3显示：农民工群体对传染病的认知程度依然较低，个案M-G7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道：“我也懂我们农民工容易得传染病，但是我们没有传染病的知识，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传染病这么多就算都弄清楚也没有用，我觉得自己稍微注意点就不会得传染病了。”传染病知识的匮乏直接影响其健康状况，大大加大了该群体染病的机率。因此，对农民工群体的传染病的知识普及和教育已是当务之急，以帮助该群体掌握该健康知识，控制和改变自己的高危传染行为。

表3对疾病传播途径的知晓情况

完全正确部分正确完全错误

频数（N）百分比（%）频数（N）百分比（%）频数（N）百分比（%）

肺结核0012887.71812.3

肝炎0014095.964.1

水痘2315.811880.853.4

痢疾32.112484.91913.0

艾滋病7853.46846.600

皮藓8961.05638.310.7

感冒12485.02114.310.7

注：完全错误包含“不知道”的回答

（三）关于维护健康的认识

1．对疾病预防方法的认识

在传染病预防方法上（表4），有53.7%的人选择提高意识，26.2%的人选择切断传播途径，有14.1%的人选择隔离病人，有6.0%的人选择其他方式。

“我觉得只要知道艾滋病这样很严重的传染病就可以了，别的我们也没那么注意，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而且也想不到这些事情，国家应该控制传染病，我们老百姓自己只能注意一点。”(F-G6)

根据表3的显示，农民工群体对部分常见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了解并不全面，在本身不清楚传播途径的具体内容时切断传播途径并不能完全发挥其预防作用；同时，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决定了该群体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触到传染病，存在着大量传染病隐患，即使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采取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农民工作为防范主体的意识在行动的支配上还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表4传染病的预防方法认同情况

频数（N）百分比（%）

提高意识8054.8

切断传播途径3926.8

隔离病人2114.3

其他64.1

总计146100.0

由于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的多样性，本次研究把常见职业病简单划分为：石棉肺、化学中毒、物理性中毒（如中暑）、职业性皮肤病和职业性五官疾病。统计发现农民工群体对物理性中毒了解最多，占总体的69.0%，主要是因为其从事的职业多数属于高强度、高消耗的体力活，脱水、中暑这样的物理性职业病十分常见。用工制度改革后，企业劳务用工大多来自劳务公司，一些用人单位仅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而不依法和农民工签订合同，造成农民工对所从事工作接触职业危害因素不知情，劳动保护没有保障。

“我们制鞋厂的工人都是和中介公司签的临时合同，从来没有体检过，也没有什么保险，胶水的味道很刺鼻，以前都不发口罩，现在发防毒口罩，但是还能问到味道，有时候会觉得头疼，不过你能说给谁听，都没有人管的。”(M-G9)

“我在吴泾化工厂做了很多年了，发了个防毒口罩，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毒，天热的时候闷的厉害大家都会把口罩拿下来，倒还没有什么不舒服。”(F-G10)

我国的职业病危害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较低的传统产业，农民工成为职业病新的高危人群，部分用人单位提供的个人防护用品质量不过关、数量不保证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问卷和访谈结果都反应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工作中嫌麻烦或不方便而疏于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短时间内的影响较小，而长时间从事有害职业工种的农民工成了职业危害的“牺牲品”。

2．自身健康需求状况

本研究将农民工获得自身健康的主要渠道分为健康教育的需求和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两方面（表5），有78.1%的农民工认为有必要接受健康教育，18.5%的农民工认为没有必要，3.4%选择无所谓。其中希望了解传染病的预防知识的占18.5%，食品卫生方面的占24.7%，慢性病预防占21.2%，合理膳食方面占19.2%，其他的占16.4%。对于健康知识的获得渠道，43.2%的人愿意通过电视学习健康知识，电视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工具，30.3%的人选择发放资料的宣传方式，3.8%的人希望通过报纸了解健康知识，读物的投入宣传会使健康教育事半功倍，选择讲座教育的有22.7%，讲座教育的简单易懂的特点更容易让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接受。

另外，有85.6%的被调查者希望接受健康服务，8.2%的人认为没有必要，6.2%的人持无所谓的态度。其中有50.5%的人希望提供定期免费的体检，31.0%的人希望有健康保险，17.1%的人希望得到免费的药物提供，1.4%需要基本的医疗服务。

“要是有了免费的定期检查，我也会安心许多，得了病了要健康保险也没有用啊。”(F-G9)

“健康服务当然需要，最好健康保险和定期的免费体检，我们现在都没有什么保险，就给我小孩买了保险，有的保险买来也不一定有用，再说我们没有单位，只有自己参保，全家人参保费用太高。”(M-G1)

“前年政府组织过一次免费的体检，但是做的检查很少，就抽个血什么的，现在我都不参加体检了，没用的。”(F-G3)

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维护健康的意愿比较强烈，也有一定的参保意识，但存在着由于自身、社会等原因并没有享受到必要的健康服务的现象；由于健康保险需要自己缴纳一部分或全部费用，而不情愿参保，因此,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定期检查被认为花钱少、收益多的健康维持方法，但在体检的项目上农民工已有更高的要求。

表5健康教育与健康服务需求情况

健康教育健康服务

频数（N）百分比（%）频数（N）百分比（%）

有必要11478.112585.6

没必要2718.5128.2

无所谓53.496.2

总计146100.0146100.0

3．对自觉参与健康维护的观念

对农民工群体目前健康维护的参与观念的调查发现，有67.0%的男性和4.2%的女性农民工抽烟，不抽烟中已戒烟的有8.0%。戒烟原因以对自己不利，对家人不利和经济因素为主。在饮食观念方面，如表6所示：男性农民工多数偏向于是否能填饱肚子，而女性农民工更偏向与口味方面，女性关注考虑营养方面比例高于男性，可见在食品的选择上女性较男性而言更为理性。

表6性别与饮食注重情况的互交分析

口味（N）营养（N）能否填报肚子（N）无所谓（N）

男217424

女2032119

总计41395313

在锻炼参与意愿的调查中发现（表7），男性的锻炼意识高于女性，由于农民工群体青壮年人员为主，因此总体上来说多数农民工有体育需求，但多数难以满足。数据显示,选择没有时间和没有经济条件的分别占被调查者中不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原因的57.0%和34.0%，表示工作就是锻炼的占19.0%，参与度并不高。由此可见，较强的工作时间可能是影响农民工群体淡化锻炼意识的原因之一。

“我现在主要是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体，一天下来还要算账，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愿意参加体育锻炼的，身体太胖也不好。”(M-G1)

“我很想去健身房练瑜伽，但是价钱太贵，我又没有时间。”(F-G5)

表7性别与锻炼次数的互交分析

锻炼次数

天天锻炼（N）3次以上（N）1次左右（N）从不锻炼（N）

男991145

女841842

总计17132987

农民工的就医意愿是连接就医需要和需求之间的关键因素，对于患病时就医意愿情况的调查，对没有选择感到不适时首选到医疗机构就诊的74.0%被调查者（表8）进一步分析其选择的原因，有27.8%的被调查这认为病情不重时没有必要到医院就诊，60.4%的人认为费用过高，自身经济条件不允许，4.3%的人对医院的医疗水平表示质疑，认为去医院也没有用，剩下7.5%的人选择其他原因。可见，农民工群体的就医意愿的首要选择是收费便宜，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小且医疗资源的治愈性强的就医方式。

“近几年没怎么生病，也没有去医院，一般都是自己吃点药就好了，要是生病可能会去中小型医院，严重的才去大医院。”(M-C2)

表8就医意愿

频数（N）百分比（%）

去大医院106.8

去中小型医院2819.2

自己去药房买药6343.2

能扛就扛过去3524.0

其他106.8

总计146100.0

（四）影响农民工群体健康意识的因素分析

通过对上海城区的农民工群体健康意识的调查，笔者发现，其健康意识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农民工群体对健康内涵的理解层面较浅，健康知识的了解面狭隘；其次，有强烈的健康需求，健康参与观念淡薄；再次，健康责任观缺失，普遍寄期望于公共健康服务。根据城市农民工健康意识现状的分析结果，笔者将从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内在因素和社会环境外在因素几方面进行解释。

1．传统文化观念

在身份上，农民工既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又是离乡背井的打工者，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会造成文化上的空间分离，在知识、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认识方面产生了文化冲突。作为农村中的流出者，尽管已经生活在城市之中，形式上虽完成了由农村趋向城市一种空间转换，，却仍是以农民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未能有效实现视角转换，容易在文化观念上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一套属于自己的、不同于城市现代化的方式和价值观念，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健康文化匮乏的环境中，对健康这种社会意识缺乏了解和感性认识。

2．弱信息能力

农民工作为一种有行为能力的特殊群体，如果说其能力是由思维决策、劳动、社会资本、消费行为多种能力综合的话，那么信息能力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农民工的健康信息能力首先表现为其作为获取信息、加工处理信息和运用信息于健康实践过程中，并取得相应的健康效应的主观能动条件。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人口中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部分人，一方面缺乏专业职业技能、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素质导致的认识能力相对薄弱，使他们难以接受这种有悖于传统的健康内涵和健康维护观念。部分农民工虽具备了进行健康信息活动的主观条件，但是在范围、深度、强度上的程度低，使他们在城市中成为缺乏相对正常信息能力的一类人群，在健康相关信息的获取、运用上处于弱势地位。

3．社会制度排斥与健康参与的可能性

奈拉卡伯在分析社会排斥的主体、客体和排斥的途径时指出，制度机制是社会排斥的主要动力，当制度机制系统化地拒绝对某些群体提供资源和认可，使之不能完全参与社会活动时，就导致社会排斥。我国自20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实施户籍制度，它对当时减少城市压力、缓解城市化速度和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由于户籍制度及其影响的持续存在，户籍制度已成为阻止农村人口总体与城市人口总体分享某些机会和资源的障碍，也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规则”的制定之外，造成农民工群体在关于健康问题没有话语权、在健康公共设施上农民工没有使用权。因此农民工表现出来的低参与率就不难理解了。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把农民工排斥在外，农民工参与健康保障主要两种渠道：第一，个人和单位共同承担保险费用；第二，个人自己承担保险费用。但就目前而言，用工单位缴纳的养老基金、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平均是工资总额的28%，个人则需缴纳11%，而现有的各保险统筹个单位之间的政策又不统一，难以实现互联互通，使得保险关系无法顺利转移接续，农民工群体的频繁流动直接损害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对等权益，而且反过来也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另外，工资低、工作条件差、稳定性弱成为农民工经济贫困的主要原因，为了生存，农民工群体没有更多的精力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

4．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与维护健康渠道的堵塞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社会，必然经过一个社会关系再构建的过程，然而他们生活、工作圈子的封闭性和边缘性使他们很少有机会与城市居民交往，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个人关系网络难以建立。这样，就在城市社会形成了“市民圈”和“农民工圈”。农民工在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集方式和社会心理等五个方面都与城市居民截然不同，显示出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健康系统中形成的两种分化。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网络隔离，使他们与城市居民并没有很多的交往，在城市里信任的依然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网络。而造成这种隔离局面的主要原因正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居民对农民存在歧视和偏见，农民工则难以建立对城市居民的信任感。

不仅是城市居民存在排斥农民工的情况，部分社会机构、医疗机构也把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农民工排除在服务之外。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受到排挤会导致他们更依赖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而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能提供的网络资源非常有限，同时越是对初级关系网络保持密切接触，越是会拉大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距离。个人关系网络的隔离与社会组织的排斥，农民工即使有强烈的健康需求也会受到阻碍。

5．群体心理的排斥与健康责任观缺失

现实中，我们通常把社会阶层分化成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声望、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种种分化，在这种划分基础上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因此，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工，都对“市民”和“农民”存在固化的观念。在城市社会，农民工向来是作为外来人员被管制，在城市居民眼中，农民工群体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文明、没文化、没教养甚至是犯罪的代名词。城市居民见到农民工避而远之，农民工群体很容易感到被歧视感和被排斥感。这使得本农民工不仅感到在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与城市居民产生了距离，更是在精神层面与城市社会的距离由感知演进到认知，由不自觉发展到自觉，即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一种不满的认同。

在这种不满情绪不断滋长的情况下，农民工往往会成把一切责任归成外因素的现象，认为自己比城市居民得到的健康服务少，或本应得到的服务没有得到，在心理上产生自己健康权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这不仅强烈影响农民工群体对健康服务的评价，还阻碍了他们对健康服务的参与热情。因此，当其健康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健康状态不佳时，便把主要原因归咎于政府在提供健康公共服务的职能缺失上而少考虑自身因素。

小结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健康意识较低，对健康内涵的认识还处于生理层次，常见疾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不高，且存在一定误区；有强烈的健康需求，但参与健康维护的观念意识淡薄，健康责任观缺失，普遍寄希望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健康服务。

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种：一是农民工本身的内在因素。农民工思维上受到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束缚，并且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造成该群体对新信息的弱接受能力。二是由于城市在社会制度、社会网络和群众心理等各方面的排斥，这些排斥使得农民工群体由于获得收入能力受到剥削以及机会的丧失，而带出低收入、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缺乏享有健康服务的机会，农民工更易产生被歧视感和羞愧感。

随着城市化的人流、物流的迅速增长，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危险因素也不断增长，给各种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新途径。农民工的健康意识直接支配着其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淡薄的健康意识是造成农民工面临着各种疾病的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频繁流动的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不仅牵涉到城市居民，更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息息相关，他们的健康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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