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创新对策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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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它和其他需要由科技来满足的需求一起，构成了推动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行科技与经济体制配套改革以来，部分克服了“产—学—研”脱节的制度性安排的失败，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更令人担忧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仍在继续影响和制约着创新源的生长、扩大，制约着中国各个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有必要结合现状进行反思，通过环境变迁进一步为提高民族和区域的创新潜力和实力准备条件。

1社会变迁对科技创新的潜在需求

在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创新源的生长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文化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格局、规制条件和环境氛围，是能否激励科技创新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生活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交往方式的变迁，可以为科技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推动并促进科技发展潜在需求的现实化。

1.1未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对科技的需求

在未来10到20年中，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和完成，社会发展将全面由传统向信息化社会转变。时间的不可逆性，使后来的发展总是跳跃式的，而决策和管理运行的科学化、信息化(数字化)以及信息的大众化是新型信息社会的重要特点，并由此创造了对科技和科技人才的全面需求。

(1)在信息传播和收集途径上，目前，区域人均因特网数量、上网费用已经成为衡量区域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准。降低消费者消费成本，开发出物美价廉、便利、易于使用的计算机仍然是信息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和传统工业社会对汽车、手表等的需求一样，即使在科技不发展的情况下，家用或个人用计算机的普及仍存在广阔的市场前景。成本较高、私密性差、容量小、易受攻击，尤其是需要一定的使用技术仍然是制约个人用计算机消费的“瓶颈”。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与此相关的教育、训练费用全部直接由厂商直接负担。

(2)在工作方式上，由于区域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别。一方面城市化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流；另一个方面由于生活观念的变革在一些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区域，早已出现了居住环境的乡村化趋势。这就出现了工作区与生活区的分离。工作区与生活区高度分工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交通成本、创造了对便捷、快速的交通需求。这悄悄地改变了工作方式和对严格的、固定的工作场地的需求。在非严格、非固定的工作场地工作，不仅大大降低了对固定的工作场地的需求及其使用效率，提高了场地的运行成本；而且把这一部分成本转嫁到在这些区域内工作的居民身上。降低此类成本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就是缩减和提高场地的使用效率，并且把这部分成本转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到的福利及其保障。

(3)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基于空想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理性化道德人格，目前已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趋于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以公民个人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务实化为主导力量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层面，绝大多数的公民都不安于既定的社会角色定位。人们开始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谋求处境和状况的改变，尝试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同时，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支撑的科技型人才，流向条件好、收入高、更有利于实现自身社会价值与人生价值的单位、区域，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不安于现状”在不远的过去被赋予了更多的消极意义，而在今天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意义。讨价还价、讲条件和环境，即使在今天一部分管理者中仍被视为“品德不良”的表现；而在占优势的中、青年群体中则被视为懂生活、成熟或有实力的标志。从历史上看，诸如此类的社会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虽然无法在短期内产生对科技的直接需求，但是在人心思变，流动性很强的社会环境下，至少能够对科技的应用和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1.2提高社会或区域综合竞争力对科技人才资源的需求

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看，在未来10—20年中，形成一个“责任、权利和风险”高度统一、对称的社会运行环境已成为必然趋势。现行的责任、权利与风险分离，严重不对称的“权力与收益”一体、“权利与责任”分离的“收益内圈化和成本社会化”的制度性腐败将从源头上得到一定遏止。

在新的运行环境下，科技的发展将以更好地服务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为目标。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创造的价值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回报的环境下，不仅会增加对各级科技管理、服务人才以及科技研发人员的巨大需求；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由于和新产业发展、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密切相关，也有利于新兴产业和行业的出现。在一些科研组织和区域创新联合体中，对于管理、服务人才基本素质和接受教育等方面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因此，全面提高全民族或各个区域的科学意识、理性化的思维方式等在内的科技素养，是未来10-20年中，中国发展所必须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3发展高科技工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

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在“以人为本”的宏观战略视野下，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区域创新联合体乃至于世界科技中心城市，就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制度化、理性化的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或(和)企业的科技研发密度、知识和智力的密集程度等已经开始被视为核心指标。从世界发展现状和趋势看，在一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属于第三产业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都在迅速增长，而传统的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在迅速下降。显然，高科技工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供给。

1.4造就人才和提高民族和区域竞争力对科技发展的需求

科技与经济，是最具竞争力的领域，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产业结构的现代转型与科技密切相关，而且这本身也创造了对科技的需求。从科技自身的发展来看，科技正是在不断的满足社会需求中前进的。科技和教育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在实现人的发展。在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区域、一个组织中，智力的落后是一种根本性落后，智力的发展是一种根本性发展。

结合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看，纳米技术、以生物制药与基因工程为基础的生物技术、以先进的计算机与通信为主导的信息技术、以认知神经学科为核心的认识科学是“四大”前沿领域。基于这四个领域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域的重新协同、组合而产生的会聚技术(NBIC)，不仅在短期内可以满足人们获得更加廉价、更富有人性化的、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生物医疗、航空航天等日常生活、科技自身与社会领域的需求，而且对于未来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将会产生全面而重大的影响。

从现状看，目前计算机信息处理已经被用于生物学，成为生物学家观察、了解、构想新的实验的方法和工具。同时，科学家也正在将生物体看作是新计算方法的终极模型，同时，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用生物机体论来重新设计和构建安全系统；通过数字信息处理来研究免疫系统并由此产生了几种强大的运算法则，能够帮助服务器免受黑客和病毒的攻击。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尤金·陈发明了一种能够从单分子中直接读取DNA序列的仪器，并创立了公司，专门对这一技术和以这一技术为基础的系统进行研发。在加州帕洛阿托创业公司任职的段镶锋开发出一种制造纳米线的方法，并发明了将这些纳米线组建到功能电路中去的技术，制造出体积只有传统晶体管十分之一的晶体管及小型发光二极管。他还掌握了如何将纳米线组安装在柔性底层上，这意味着制造出可折叠或可穿戴的计算机成为现实。从大的方面说，人类将拥有大量的成本低廉的各种量级的传感器网络和实时信息系统，机器人和软件将实现个性化，所有的器具均由智能新型材料构成，智能系统在不久的将来将不仅满足产业基础的变迁，而且会被普遍应用于个人、家庭、工厂、国家情报、防卫和攻击等各种系统，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

在不远的未来，会聚技术不仅能创造出新的产业、新的市场、新的生活、新的文化，而且通过自身的不断进步成为满足已知社会生活一切领域需求的基础。会聚技术群的纳米生物物理方向将直接取代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人体及器官对外界突变的感知能力将变得更加敏锐。老龄人群将因技术进步普遍改善体能与认知上的衰退。人与人之间产生包括“脑—脑”交流在内的高效通讯手段以及社会群体合作的效能将会极大的提高，大脑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人的悟性、效率、创造性及准确性将大大提高。从更长远的视野看，这意味着天才可以通过生物物理方法直接制造，生物体的智力可以人为加速改变。这将产生因为拥有科技的不平等，直接导致智力上的不平等，出现人群的根本性分化和巨大落差。一句话，要保持社会的竞争力就必须发展以会聚技术为先导的科技，提高民族或区域的科技创新势力和潜力。

2科技资源构成现状与国际化的巨大风险

科技资源是从事科技活动的人、纳入科技运行的资金和实物以及科技信息等资源的统称。人是实践着的能动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决定着创新源的生长及其变迁。文化环境不仅影响实施创新的行为主体的选择方向，而且作为一种既定的前提性因素，影响着实施创新主体的行为方式、科技资源配置格局以及科技创新的全过程。任何环境都具有一定的“承载量”，虽然制度性安排对一个区域、一个科研组织的整体“命运”具有边界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有利于创新。以下，试以在中国长期位居老二的、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科技“重镇”——上海为例说明之。

2.1科技财力投入

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科技财力投入状况仍然是影响一个国家、区域科技人才资源分享能力的重要因素。科学家和工程师虽然有祖国，但是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国界的。对财富的所有和支配权作为其工作和生活保障，作为工作意义和价值的体现形式，合理的补偿或回报是对其工作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肯定方式。自1995年以来，上海在科技投入方面迅速增长了1倍多。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和科委管理部分投入上升基本一致。2000年以后，R&D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1.78％，迅速增长到2003年的2.03％，首次突破了2.0％大关。但是，即使按照这个年均1.25％增长速度，到2010年仅能达到2.78％的水平。这主要依靠基本处于劣势的非涉外的民族经济的发展来补充，显然存在一定困难。在当今世界，日本已经达到3.0％，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区域到2010年都把目标定位在3.0％的情况下，即使保持增长速率不变，仍存在很大距离。因此，虽然科技物质投入在增长，但是在开放的、竞争日趋剧烈的国际环境下，在物质条件和基本生存保障这个诱致人才区域转移的重要因素方面，上海仍然处于劣势。

2.2科技人力资源

人才的流动，是由于区域发展的综合优劣相比较所决定的。在发展机遇方面，人才对专业本身的忠实程度，远远大于他们对政治和地理区域的忠实程度。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削弱并趋于解体以来，人才在世界市场上的流动和配置的整体方向历来与当地的学术水平和文化传统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产业革命中心的转移、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还是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区域创新联合体基础和核心的工业实验室和(或)研发中心分布密度的转移，都与人才寻求发展机遇存在直接联系。在这方面，上海在国内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是，由于受传统思维和政治制度安排的制约，至少直属中央或国家部委管辖的教育和科研等公共机构的科技人员，由于区域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巨大落差，他们很少从这种区位优势中受益。

上海1995年有91.64万名科技人力资源，见图2。到2003年，期间除了1996年增长到94.16万人外，整体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鉴于财力投入在增长，科技人力资源的成本在上升。科研人员的个人收入低下状况开始得到改善。但是作为一个区域性创新联合体，上海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城市，其核心标准，即科技人力资源密度在迅速下降，这直接表明了，上海在科技人才资源分享能力整体上在迅速下降。值得庆幸的是，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下降不大；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以及R&D人员还略有上升。

2.3在产业领域中的科技资源配置

产业领域中的科技资源配置是科技与经济结合方式，以及区域创新实力和结构的直接反映，如表1所示。从企业块科技人才资源的配置现状看，“三资”企业在企业构成中占61％、占企业从业人员的55％、占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49.6％、在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方面占52.9％(其中，在科学家工程师拥有量方面在全部企业中占55.5％)、占技术开发经费筹集额的66.9％(其中，政府部门资金占25.9％)、占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的69.7％(其中，技术开发人员劳务费在所列全部企业中占64.5％、在R&D经费内部支出中占66.9％)、在开发项目方面占47.6％、在项目经费方面占64.3％、在专利申请方面占53.32％、在专利授权方面占49％。这一系列数据表明：“三资”企业除了在政府部门资金支持方面相对较少外，在所列方面已经成为上海科技与经济的主体。排除国有企业外，作为民族兼民间经济组成部分的集体企业、股份制及其他有限公司、联营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在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开发的结构性分布中已经处于劣势。这说明，在上海的科技资源配置民间化的过程中，非涉外的民族经济并没有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研发和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近现代企业发展轨道，而是被非民族经济和资本吞掉了。

这表明，在原有的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尤其是资源分配权和使用权高度统一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者手中的文化环境中，不可能创造对科技资源的更大需求。可以说，在管理者或学科带头人的个人成就、收益与组织运行状况关联程度不大的情况下，投资的增长不能对一个组织中可以培养和容纳科技人员的限度构成有效的激励。事实上，在一些科研组织中，进行知识积累，进行科技创新和直接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已经不是目的，而是缺乏团队意识和人才管理经验的所谓学科带头人实现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手段。在这种本末倒置的运行体制下，对创新的兼容程度和提供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表现在一些管理和重大决策方面，只注重搜集有利的、忽略对负面影响的研究、重视，缺乏综合权衡意识，离科学管理所需要或能够做出决策的条件尚存在很大距离。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继续增加投入外，还必须从管理和运行体制上着手，进行制度创新。否则，一个区域要维持其在中国、世界科技与经济中的地位，要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仍存在制度和环境障碍。制度和管理的落后，尤其是资源分配权和使用权的权力集团化，是引致人才外流或就地为非民族企业效力的制度根源。

问题和矛盾的纠集出现，意味着原有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已经失效。中华民族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到了必须经历从内而外，从点滴规范到中层的管理运行体制再到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全面变革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到了需要全面反思和评估以找出问题的根源与出路的关口了。因此，培育和确立一种有利于创新源生长、民族核心竞争力提高的社会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格局、规制条件和环境氛围势在必行。为此在具体方面应着手推行以下应对战略策略：

(1)以弥补“民间化(本土化)”程度不足为核心，在推行现有的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科教兴市”战略和提倡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具体化的基础上，着手进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方向的调整。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政府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已经为外商独资、中外合作与中外合资资本所取代，而不是为当地民族的和民间的资本所取代。这种状况是危险的。个人可以不讲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负责任的政府，不能不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或区域利益；否则其存在不具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建议政府在面上继续推行国际化战略；但是在科技和经济基础方面应该对本国、本地区公民创业和创新推行更加优惠的制度和政策，以保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区域利益，促进新创新源的生长，以带动和提高区域的和国家的竞争力。

(2)以科技人才建设为本，采取更加具体积极的措施，以留住、用好国内现有科技人才为着手，吸引科学家、工程师回国创业。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人才外流严重，政府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已经被“三类资本”取代，而不是为民族的、民间资本所取代。政府的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增长和国外一些国家或区域政府直接投资在力度上已经大大削弱。因此，政府应加大直接的投入力度。由于人才资源外流和人才供给和创业不足，在政府直接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应考虑所投资的科学家、工程师研究项目及其所在的科研机构中必须有责任培养和建立专业化梯队的义务，特别是在会聚技术领域。对于中青年科研一线人才和富有潜力的青年科研人员，政府有权力和责任在制度安排上实施倾斜。如设立和给予专向教育基金，专门服务于培养学术梯队和新生力量的需求。如果单独成立实体性的民间研究实验室或研发企业，围绕项目的资助和培育硕士和博士级人才的义务不应当以科研组织或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别。在当今世界人才竞争已经从“猎取”博士级科学家、工程师，逐渐覆盖到具有潜力的硕士、本科生，甚至是具有潜力的中学生的情况下，如果在培养、“猎取”和留住博士级科学家、工程师问题上还存在争论或争议的话，这个国家、区域或部门便毫无前途与希望可言。

(3)以制度创新为重点，提高科技教育在教育结构中的比重，形成以科技人才为本位、以研发为根本支撑的良好社会运行体制和运行环境。同时在具体运行方面，改变由行政指挥棒控制“科研经费”的科研运行体制，形成一种平等、对称或自下而上的管理、服务和运行环境。“科研经费”由行政组织转移到由科学家、工程师个人直接管理、控制、支配和使用，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转移到相应的行政组织为科学家、工程师服务，直接为创新源的生长服务上来。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创新、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服务体制，遏制一方面人才供给不足、一方面人才因发展空间和机会有限、资源分配不公而出现外流，区域科技人才资源密度迅速下降的扭曲状况，一个城市和区域在科技与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和独立自主发展将失去民族性和民间性这双重根基。

总之，融入世界的方式和资源配置民间化的路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融入世界和资源配置民间化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失去了独立的、富有竞争力的、占主导地位的属于民族经济范畴的民间科技型产业和区域科技研发密度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的发展，在其根基上将成为地地道道的科技与经济的“殖民地”。正如在一些科研组织中，除了“带头人”外，成了只有一个人的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一句话，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没有人才的培养、发展和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以及广阔的发展机遇，仅仅依靠投资的增长或依靠外资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经济，所谓的提高企业、科研组织或民族产业的竞争力，通过“科教兴国”、“科教兴市”，实现“产、学、研”结合等等一个个具体战略，最后都存在着“落空”的巨大风险。

数据来源：据上海市科技统计数据手册(2003)表2重新计算，上海科技网。

上述统计信息和现状表明：上海在科技与经济资源配置上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国际化”城市。改革和开放的目的在于借他山之石，来完善和促进本区域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并以此带动本区域的居民或公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加强本地区的竞争能力和实力，提高本地区的地位，以此改变在竞争中的处境。必须提醒的是，在制度和文化等领域民间化以前，科技和资源配置基础的国际化存在巨大风险。在拉美地区，一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拥有名义主权，但是由于构成其国家的经济和科技资源的国际化，一直无法摆脱事实上的“殖民地”处境。这种以失去“基础”为代价的路径选择，与科技和资源配置基础的民间化、民族化路径选择之间，在后果上截然不同。前者是一种为了建设大厦，抽基石当横梁的做法；后者则恰恰相反，是一种为了巩固大厦根基，把原属于“上层建筑”的材料换做基石。中国的制度性和环境性因素创新的“滞后”，是造成这种局面，导致存在巨大风险的根本性因素。尤其是人才的外流，或“就地”出国，为非民族资本效力的本身，就是国际企业或科研组织国际化、就地分享人才资源战略的牺牲品。关闭国门或主张“无为”历来就不是解决问题、规避风险的正确选择。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创新游戏规则，营造环境，强化基础，形成优势。尤其应指出的是：在中国，目前已经有200个城市提出“国际化”建设问题，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具有吸引力的地区尚且如此。因此，在民族化、民间化道路与国际化道路选择的先后序列方面，更应该考虑到其科技与经济基础问题。

总之，从目前的有关统计和资源结构来看，上海要成为世界性的、独立的科技中心是令人怀疑的。尤其是把企业数量在增长、投入在增长，人才资源在迅速下降这一综合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充分说明了在上海这个区域创新联合体中，企业的整体研发密度在下降，区域的科技与经济的整体创新基础正在削弱。因此，以规制创新、营造环境、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以有利于人才和人才发展为路径的资源配置局面，以进一步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以企业制度和管理创新为依托，吸引人、善待人、用好人，仍然是上海乃至于中国其他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首选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

3制度性与环境性障碍成为根本性障碍的根源与出路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是这个系统存在和演化的核心要素。规制，作为设定了边界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路径选择的集合，对系统的运行起着维护、诱导和导向作用。任何规制都具有特定的内容和规定，具有排他性或边界。由于规制的边界范围有大有小，在规制既定的前提下，并不是任何规制都有利于创新。诸如此类的规制性和环境性障碍，在中国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都已经成为最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影响科技创新需求、制约民族创新能力提高的根本性障碍。突出表现在：(1)在科研人员数量和质量既定的情况下，以科技开发区、高科技园区为标志的所谓区域创新联合体在数量上的增加，只能意味着平均研究密度的降低、质量下降，并直接导致“空壳化”。(2)在一个规制既定，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中，在一些科研部门，实验设备的增加、物质条件的改善、客观投入的增长，仍然不能够对一个国家、区域甚至是一个科研组织没有能够产生预期的激励效果。(3)科技人才结构失衡，出现了一方面缺少科技和科技管理人才，而另一方面这些人才却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不愿意在此就业，或得不到合理使用的扭曲状况。因此，游戏规则和文化环境是否合理，是影响和制约对科技创新需求大小的根本因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山头主义”、“帮派主义”、“圈圈主义”以及“滞后”的管理与分配体制、社会运行体制，不能为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人才的真正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余地。

在社会和科技资源配置和运行方面，仍存在过多介入的行政干预，而古今中外行政和政治的游戏的基本法则是“党同伐异”和“惟权是从”。这种规范与创新所需的真理至上，怀疑、批判精神，以及尊重(不是崇拜)他人劳动、“存同求异”的创新环境氛围是格格不入的。政治游戏规则的泛滥和文化环境的落后，是引致中国科技资源配置就地民间化失败的重要根源。目前，这种以“长官”个人声誉或其他利益为核心的军事或应急规制，已经过渡到以构成"party"或"team"中的成员与“长官”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分担风险、责任、义务和收益(物质的和非物质上)的所谓的“双赢”体制。这种规制进一步演进的路向选择是要么倒退到战争或应急体制；要么发展出以组成的基础单元(即以每个人的个人创造能力的激发，以“责、权、利”统一、以“成本、收益与风险”对称)为基础和核心的建制选择和资源配置。

事实上，在“官—产”一体、“官—学”一体的情况下，所谓的“官、产、学、研”的结合，仅仅是资源在利益团体内部的一种重新配置，是权利和(分配、使用)权力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重新分配。这与以民间需求为主导的、因市场调节存在局限所引起的“官、产、学、研”的结合完全不同。前者仅发生在利益集团的内部，后者则发生在整个社会的不同利益主体层面。可以说，在资源既定，尤其是在人才资源既定的前提下，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整合，只不过是一种“拆东补西”的做法。因此，创新科技人才资源配置的体制是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