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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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创新的源泉[1]。相应地，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多学科竞相研究的热点，地理学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事实上，西方对于服务业的研究由来已久，6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从业人口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大规模转移的趋势，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地理学者对服务业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生活性服务业(servicesofhouseholds)，而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仅从物质规划的角度对办公楼空间布局和空间联系进行初步探讨[2-5]，总体来看是被忽略的。1980年以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它逐渐成为服务业研究的重点课题，研究的视角、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参与研究的学科和实证城市不断增多。Browning等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服务的服务业类型，主要包括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业，如广告、市场研究、会计、法律、咨询服务以及其他智力服务等[6]。也有学者将货物存储与运输、劳务出租、办公清洁等也包含在生产性服务业中[7]。但总体上，Browning等的定义和分类被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8]。与其他学科相比，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学研究侧重于空间属性分析，内容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分布、空间行为、产生的区域和空间影响等方面。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西方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学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动力

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地理学者和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普遍的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源于生产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9-17]。外部化主要是指服务活动由原企业内部生产转移为由外部企业生产的过程[10]。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集中生产体系逐渐瓦解的时期，之前大规模的生产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凯恩斯”式的经济管理保证了对大规模工业产出的持续需求。但是，经济上的“滞胀”现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上要求撤销福利机构的“新保守主义”的出现，使得灵活性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体系诞生。实现灵活性生产的方式之一就是生产的垂直分工，原来内部包含的很多部门被拆分为若干个小部门，通过市场上的外部交易实现灵活性合作，即通过垂直分工和分包实现生产的外部化。灵活性生产体系兴起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很多学者用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Rajan等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具体实例研究，认为英国1979—1985年商务服务业就业快速增长过程中，外部化所起的作用占43％左右[11]。Lewis从劳动力的角度指出，行业内部提供服务的劳动力被外部所代替，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原因[12]。Barcet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指出，与外部服务业建立长期的协作关系有利于使用者降低交易费用[13]。Hatch强调企业对于市场反映灵活性的需求，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14]。Hansen通过对丹麦制造业企业的调查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化有利于降低生产风险和应对偶然需求，有利于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15]。Geo认为企业内部的技术缺陷使得企业对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必须通过外部购买实现，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16]。Perry认为由于企业需要专门化的服务部门提供相对独立、公正的服务活动，如独立的审计和鉴定服务、专业化的法律咨询、项目的专门化评估等，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17]。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经济环境变化、服务贸易发展和技术进步等也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18-20]。Coffey等认为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对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18]。Porter认为产品生产周期的缩短使经济活动运行的环境逐渐复杂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19]。Gillis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其已经转化为具有基本活动特征的产业，它的对外输出促使自身的快速发展[20]。

综上，生产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节约成本、降低风险、灵活性需求、内部技术缺陷、寻求独立的第三方服务、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等共同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化趋势。与此同时，经济环境的变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也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传统观点[21，22]认为，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讨论经济基础理论时，只重视物质生产部门，认为制造业是城市的基本经济部门，生产“输出产品”，参与区域分工，决定着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促进着区域的发展。而服务业主要是为城市内部需求服务的产业，其活动及获得的收入取决于基本经济活动从外部获取的收入，它们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作用是间接的，并由此得到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该观点在西方早期的服务业研究中影响广泛，并使得早期在研究输出活动与产业增长的关系中，以及在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中，仅将制造业作为考虑对象，而忽视服务业的作用。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提供就业、增加收入、满足需求等方面，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Hansen研究了美国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认为信息化时代后福特式的灵活生产组织体系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存在日益广泛的经济联系，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扩大了劳动分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23]。Macpherson通过对纽约州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通过与制造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24]。Selya将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贡献总结为：1)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2)生产性服务业本身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同时能够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3)有利于实现城市内部制造业空间重构，从而改善环境状况，提升居民生活质量[25]。Illeris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他强调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框架中，生产性服务业不应再被认为是纯粹的消费部门，它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对地方经济发展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不再处于被动地位，它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一部分转化为经济活动的基本部分，这部分服务业为区域外提供远距离的服务，与农业、制造业一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另一部分虽然仍然是非基本活动部分，但可以看作是间接的基本活动，因为它们主要是为基本活动部分提供服务，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带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对传统的经济基础模型进行了修正[26](图1b)。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基本活动的属性，因此产生了许多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外输出的研究。Daniels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所具有的可贸易性是其成为基本经济活动的实质，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政府战略的扶持等共同促进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和国际化[27]。Beyers等研究了美国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输出情况，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区域贸易对都市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并批评了区域发展政策制定中重视制造业、忽视服务业的现象[28]。Coffey等认为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外部需求占据其产出的很大部分，对外输出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活动部分之一，并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在投资、创新、就业、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29]。

3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

地理学者从两个空间层次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给予了关注。一是从城市等级体系的角度，通过考察部门就业和增长模式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二是从都市区内部的角度，通过考察具体企业的区位选择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内部的集中和分散。

3.1城市体系角度的分析

从城市等级体系的层次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更多地体现为在大都市区的空间集聚。Illeris等通过区位商和就业比重等指标，研究了1991年北欧各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70％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各国首都，首都和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区区位商大于1，非都市区区位商均小于1[30]。Gbe等研究了联邦德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分布情况，发现就业集中分布在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几个大都市区，而靠近东德和捷克边界的广大非都市区很少分布[31]。Beyers研究了美国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现1985年90％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大都市区，占总就业的83％[32]。Gillespíe和Coffey等分别对英国和加拿大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区[33，34]。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大都市区空间集中的原因，早期地理学者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使用者和提供者需要面对面的接触，而人的运输成本是最贵的，尤其是交流频繁时。因此，接近客户的需求使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区以节约交易成本[8]。但是，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和使用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重要，一方面在于这些服务能够通过通讯手段完成，另一方面交通费用相对于服务本身的价格微不足道。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区的空间集聚，更多的学者愿意解释为信息交流的便捷以及创新的可能[35，36]。大都市区各种资源、机构、科研院所、大众媒体相对集中，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市场信息的及时了解和获取、对周围环境变化的及时把握更为便捷，创新也就更容易产生。另外，大都市区由于具有大规模的高素质劳动市场和良好的环境条件，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于在其中集聚[37]。

远程通讯技术的发展曾对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区集中质疑，技术的发展将替代面对面的交流，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将趋于分散[8]。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更多的研究认为[36-38]，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面对面的交流依然重要，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区集聚的态势并没有削弱，相反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区集聚，以增强其管理、控制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一方面促进了制造业的全球分散，另一方面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向几个大的世界城市高度集中[27]。

3.2都市区内部的分析

传统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通常分布于城市中心(citycore)，原因在于：在公共交通基本垄断市内交通系统的时期，中央商务区(CBD)拥有最好的交通通达性以及充分的劳动力市场，能够获得最大的外部效益；其次能够降低面对面交流的费用，进而更好地获取信息[39]。

随着房地产经济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行业分化，更多的研究则发现都市区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出由核心向边缘转移的趋势。Schamp通过比较1980年和1991年联邦德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商，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显现出由大都市区核心向边缘转移的趋势[40]；Ohuallacháin等通过计算美国大都市区(SMSAs)1976—1986年商务服务和专业服务业增长率，发现郊区的增长率高于城市中心区[41]。相应地，这一时期关于办公业郊区化的研究大量出现。Nelson对旧金山的研究发现，办公业具有一种持续的郊区化趋势，原因在于郊区拥有更为便宜的租金、特定的劳动力市场、良好的环境、完备的办公设施、交通的通达性和停车场以及空间扩张的可能性等条件[42]。Hessels对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乌得勒支4个城市737家商务服务机构进行研究，发现57％的企业发生过迁移，主要是迁往郊区，并认为郊区宽阔的空间、良好的通达性和停车场设施等所产生的吸引力与城市中心的衰落、办公环境的制约所形成的推力，共同促成了办公业郊区化的产生[43]。Castells对郊区化的形式和过程进行了总结，认为办公地点的郊区化扩散主要是通过变更现有公司办公地点和在郊区开设新的业务实现，其过程根据办公室功能的不同类型和其在公司中的等级而有所区别[44]。

综上可以认为，虽然城市中心仍然高度聚集着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但社会进步和科技不断创新导致城市功能区的空间替代，新功能的优势使其在空间竞争中对旧功能空间形成威胁，兼之城市中心人居环境恶化以及诸多城市问题的产生，不少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或将要逐步有选择地向外扩散，而郊区凭借其设施、环境、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扩散的主要目的地。生产性服务业的郊区扩散，使得中心城市变得衰弱，至少是相对衰弱。需要指出的是，城市中心区和郊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类型存在差异。Jackson认为后方办公业是办公业郊区化的重要类型[45]；Illeris等认为，技术服务业通常比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郊区化趋势更为明显[30]；Hessels研究发现多元化的服务企业倾向于在郊区设立公司总部[43]。

4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空间行为

随着公司地理学的兴起，产生了许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空间行为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通常采取大量问卷调查和实际访谈形式进行，内容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联系网络。

4.1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综合来看，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十分复杂，很多学者对不同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并总结了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表1)。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与接近性相关的因素，包括接近客户、接近信息源、接近劳动力市场等；2)与通达性相关的因素，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信息基础设施条件等；3)与环境相关的因素，包括区位知名度、社会和居住环境、办公设施条件、市场环境状况等；4)与决策者个人相关的因素，如个人区位喜好、居住习惯等。Coffey等将各种因素综合，构建了一个办公业区位选择的定量模型，该模型基于3方面的费用最小化：1)信息投入费用，包括通讯、交流费用；2)工资，包括雇佣高素质劳动力的费用；3)销售费用[46]。

此外，对于不同空间层次上的区位选择而言，影响因子的重要程度也有所区别。宏观层次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更多考虑的是与接近性相关的因素，如接近客户市场、特定劳动力市场、信息源等，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在大都市区集聚。而在都市区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进行微观区位选择时，交通通达性(包括停车场设施)、区位影响力(知名度)、用地条件、成本因素(工资、租金等)则显得更为重要，而接近客户市场、接近信息交流中心等因素却很少提及。

4.2企业的联系网络

在后福特式的灵活生产组织体系下，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与其他的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紧密的前向和后向联系。许多专注于企业联系网络研究的地理学者，同样把目光投向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Coffey等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区的集中，产生了具有高度交织的投入—产出网络联系的“公司活动联合体(complexofcorporateactivities)”，它类似以“新产业空间”为特征的制造业综合体，内部功能和组织不同的企业之间存在紧密的前后向网络联系[18]。Bryson等通过对英国120个商务服务业小企业的访谈，发现这些小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这些网络联系使得这些小企业能够在技术或者价格方面保持市场竞争力。并具体指出：一种是与需求相关的网络，指与客户之间的各种非正式的网络联系，目的在于对市场需求做出灵活的应对；另一种是与供给相关的网络，指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合作，进而形成了紧密的前后向联系[47]。Goe通过对俄亥俄州4个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客户对象主要是其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企业。并指出这4个都市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存在两种不同空间层次的网络联系，一种是依靠当地市场，与地方企业形成的网络；另一种是对外输出，与外部企业形成的网络。其中当地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占据主流，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48]。

有的研究把视角放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全球网络联系。Hepworth以计算机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空间系统，探讨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企业网络的影响：一方面增大了企业的区位弹性，改变了多区位公司的空间组织；另一方面改变了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的时空距离[49]。Howells以制药、化学能源行业为例，研究了全球研发机构国际网络的变化[50]。Waft和Perry分别研究了金融服务业、咨询服务业跨国企业的全球网络结构[51，52]。这些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网络联系不但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改变区域和城市的空间结构。

5生产性服务业与全球城市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经济全球化具有复杂的二元结构，一方面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分散，另一方面经济活动却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组织。现代经济活动在地域上越分散，越需要强大的中心控制和管理功能。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中心功能在某些地区集聚的程度也越高。这种二元性和中心功能的集聚塑造了主要城市新的战略角色，出现了所谓的“全球城市”。许多学者在全球城市的框架下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研究。Sassen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发达是全球城市最重要的特点，全球城市除具有原有的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中心功能外，还具有4个角色：1)全球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中心；2)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企业的集中地，这些产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主要部门；3)主导产业和创新的基地；4)所生产的产品和创新的主要市场。这4项功能都与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全球城市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创新和市场的集中所在地[53]。Friedman认为，全球城市不仅是协调过程中的结点，还是特殊的生产地区。既是专业服务的生产地，为跨国公司控制全球的工厂、办事处以及服务出口贸易而服务，又是服务创新和服务市场的关键区位[54]。总之，全球经济核心在于一个制度性框架和机制的出现，企业要采取全球经营，就必须进入这个框架或空间[55]。而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城市的集聚，使全球城市拥有了使这种制度框架得以运作的服务功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是支持企业跨越地域制度和文化障碍，实现全球运营的关键。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城市的集聚所产生的空间影响给予了关注。Noyelle等通过对全球化趋势下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认为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少数几个城市的集聚改变了美国的城市体系结构，在新的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中，首位城市的地位更加突出[56]。Bailly分析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空间不均衡的影响，认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度专业化的信息流在全球城市集中促使了空间极化格局的形成[57]。

6讨论与建议

综上，西方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学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1)注重引入相关学科理论，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征。“综合性”是公认的地理学学科性质之一，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学研究在侧重空间属性的同时，注意从经济学中吸取有关微观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从管理学中吸取企业组织理论，从社会学中吸取组织和社会关系理论，发挥了地理学的空间性特长，并从相关学科理论中弥补其理论性不足。2)研究方法早期以多元统计分析为主，后期则存在明显的行为主义特色。在数据的获得上，早期主要以统计资料为主，在研究路线上以演绎方法为主。伴随着行为地理学的发展，研究更注重微观层次的行为探讨，因此在资料的获得上多采用企业调查的方法，如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在研究路线上多采用实证和归纳相结合的方法。3)研究内容与西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密切相连。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后工业化时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及内在机制、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和区域重构中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与空间组织模式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研究转向信息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网络、生产性服务业与全球城市等。

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提出早而研究晚的命题，从地理学角度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直接对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58，59]、空间布局[60-62]和区域差异[63，64]三大领域，与国外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相比，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大都市区快速发展，为进一步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1)都市区内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研究。郊区化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扩散成为大都市区内部空间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资料限制，关于都市区内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的系统研究一直没有展开，随着未来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公布，应该抓住机遇展开这方面的研究。2)生产性服务业与国际城市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是大都市区成为国际城市的关键。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探讨国际城市的特征、规律，以及对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3)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双重作用下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模式研究。双重作用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独特背景，应该从理论上总结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特征与模式，并突出与国外的差异。4)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影响研究。从区域的角度，探讨开放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区的集聚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体系结构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