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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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次攻击教科书的历史背景的比较

近年发生的日本国内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一般被认为是战后继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两次攻击以来的第三次。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都与日本不愿接受战争失败的现实而努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对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动向联系着。三次对教科书攻击各有特征，而第三次的攻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警惕，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的。

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美国同日本之间占领与被占领的状态结束不久，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开始向海外发展。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政府上层人物认为终于摆脱了被占领和被审判困境，头脑开始发热。特别是由于冷战的激化，基于冷战理论的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签定和旧金山体制建立后，不仅日本在政治上得到了相对的独立，而且美国也转变了对日政策，把日本视为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日本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保守势力狂妄起来，上层的政治家们又开始做起军事大国的梦。

与此相应的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以恢复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为目标，因为要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必须首先要压制当时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和平教育，必须将编写教科书的权力掌握在保守的“五五体制”的国家手中。为达到恢复教科书的“国定”的目的，保守党内成立了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从1955年8月起，在全日本范围内发行了名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品，学术界里的右派学者相应地公然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建立了攻击教科书的理论基础，掀起了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

在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中，来自日本防卫厅和财界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日本防卫厅力促与美国实现军事合作，在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成立的背景下，强化向日本国民进行“国防教育”，防卫厅提出了《关于教育的呼吁书》，强调在学校中进行“爱国心”和“保卫祖国的气概”的教育。这说明来自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力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要求恢复军事大国梦想的倾向渗透到日本的教育领域，而教育领域内部也受到这些力量的左右，发生新的变化。

不过，在日本刚刚战败，审判刚刚结束的这一时期，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倾向还是比较厌恶和有警惕性的，和平主义思潮对军国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制约能力。特别是当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许多人还是站在维护和平宪法的一方。同时，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复活军国主义的程度。所以在岸信介内阁在坚持签署了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被迫下台。

总的看来，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与日本保守派狂妄地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可以看出来，在当时日本经济刚刚恢复，仅仅有所发展的前提下，就露骨地提出“军事大国”的目标，至少在策略上是失策的，所以没有得到日本社会强烈的反响，相反，却招致来自和平主义的反对。有的学者称之为“复古性的军事大国”梦想。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时日本的国情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综合实力比50年代是大大提高了。这时，日本的GNP占世界的1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一些日本的政治家就提出要应使日本在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具备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地位，要跻身于世界上大国行列的狂热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思想再次抬头。

当时，首相中曾根在1983年第一次提出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要求，其实也反映了日本许多国民的“大国意识”。接着，在1985年，即日本迎来战后40周年之际，中曾根又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主张，他在自民党轻井泽研讨会讲演时曾经说：关于日本侵略和加害的批评是奇谈怪论，日本要从“东京审判战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等“自虐”的思潮中摆脱出来，必须对审判原则和判决做出重新评价，确定日本人自己的意识（19）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实际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先是以自民党组织推动在学校的开学、毕业的典礼上升国旗和唱国歌的活动为前兆，接着，1981年6月，文部省公布了对82年高中社会科教科书的审定结果。被审定为合格的教科书，都被提出大量的必须修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求教科书在侵略战争的表述上将“侵略”等态度鲜明的表述改为“进出”等含混模糊的表述。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在亚洲各国以及本国国民的抗议浪潮面前受挫，1982年8月26日，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对于我国来说，出于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友好和亲善，应当倾听这些国家的批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些教科书的记述”。此后，文部省决定在审定基准中加上：“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有必要考虑近邻亚洲各国国家对近现代史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教科书审定的“近邻国家原则”。（20）

分析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之所以受挫，一方面是来自亚洲各国的抗议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势力固然强大，但是与其它大国相比，对海外的投资刚刚开始，以出口贸易为支柱的经济结构使其不能不重视亚洲大市场的反响，也就是说，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尚未得到企业界和财界的积极响应和配合。

与前两次对教科书攻击的背景相比，第三次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首先，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日本资本在这一趋势下迅速地向海外发展，在亚洲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国际形势依然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量资本在海外的现实使企业家对军事大国化的动向不再冷漠，甚至抱有期望。对于这一情况的有力证明就是在90年代后半期相继在日本国会通过的与“日本防卫合作新指针”有关的法案和“周边事态法”等法案。这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日本终于向军事大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次，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企业的竞争力低下，社会问题丛生，种种神话破灭，暴露出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的人自豪感遭到了沉重打击，而“世纪末心理”蔓延。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就是必然的了。利用这一机会，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日本“国旗、国歌”的问题终于在国会通过，针对多年来“犹抱琵笆半遮面”的修改宪法的问题，也终于在国会中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以上的情况说明：在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时候，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的目标已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有了实际的行动，而对和平宪法的修改，也已经跃跃欲试了。这种局面对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有利的背景下，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也仍然接受了前两次攻击教科书的教训，即采取迂回的方法，竭力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面目掩盖起来。具体来说，是通过所谓“国际贡献”论到“保卫国家利益”论，进而再从批判“自虐”论到建立“光明的日本”论，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就是通过所谓“健康的民族主义”，逐步地向战后改善的教科书发起攻击。

“国际贡献”论说强调日本作为大国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应的责任，为派自卫队参与国际维护和平活动做辩护，宣扬那就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这一命题看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一观点的后面，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实际真正强调的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在调动日本年轻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接受了这一看来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利益的原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立即“理直气壮”地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将侵略行为美化为对亚洲的贡献，即解放亚洲的战争。而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则被他们指责为违背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自虐”，“自虐”的教科书当然要受到批判，编写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描写“光明的日本”的教科书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右翼和保守势力推出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逻辑。

上述情况说明：右倾保守势力与右翼势力这次对教科书攻击是在对其十分有利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且又建立了关于其理论的系统工程，至于在组织上发动日本国民的具体策划和准备，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更具体的披露。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活动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如这次在教科书审定前，就有北海道议会、千叶县的议员联盟等提出取消“近邻国家原则”的主张。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既然对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有如此有利的条件与准备，他们当然不可能在小试锋芒后就立即鸣金收兵。人们已经看到，就在教科书的采用率局势明朗化的时候，也就是在扶桑社教科书遭到惨败的时候，小泉首相不顾日本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公然去参拜靖国神社，显然是起到了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打气的作用。美国的9·11事件发生后，又给日本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及向外派出自卫队，进而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口实。从这些在教科书采用局势明朗化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日本社会今后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是有增无减的，因此对教科书的攻击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我们不可放松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