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语用可迁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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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语用可迁移性研究产生的背景、理论基础和Takahashi的实证研究三方面介绍了语用可迁移性研究的现状。语用迁移研究是中介语语用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来源于Eckman的标记性理论，并经由Kellerman等认知心理语言学学者发展出心理语言标记性理论。语言可迁移性研究包括Kellerman的“breken”和“ogg”词汇可迁移性试验及金苏扬的“眼”词汇可迁移性研究。迄今唯一的在语用层面的可迁移性研究为Takahashi的日语间接请求策略可迁移性研究。介绍了其研究方法、步骤及发现。该研究证实学习者在迁移某语用策略时具有选择性，可迁移性同时受到语境，学习者语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提出语用可迁移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可迁移性；语用迁移；语言迁移

在二语习得领域，语言迁移已经不再是一个新议题，它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语习得研究者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普遍语法理论和认知主义对语言迁移现象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描述、探究和解释，产生了对比分析假说、错误分析假说、中介语假说和语言标记性假说等理论。语用迁移是学习者已有的（一般为母语）的语言知识对第二语言习得所产生的一定影响。根据其表现形式，Ellis（1994）[1]区分了四种迁移形式：正迁移、负迁移、回避和过度使用。在探究迁移发生条件的研究中，Kellerman（1977）[2]提出“可迁移性”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母语某一语言结构相对于其他母语语言结构被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可能性。可迁移性是一个相对值。当结构i被认为比结构j的可迁移性大，并且母语被认为与目标语相近时，可能i和j同时都被迁移。而当母语被认为与目标语不相近时，则可能i被迁移而j不发生迁移，或者i和j都不被迁移。i没有发生迁移而j被迁移的情况被认定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研究背景

早期语言迁移研究集中在语音、词汇和句法层面。直到1972年，Hymes[3]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研究者们才逐渐意识到语用知识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因而产生了一个语用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交际学科——中介语语用学。由于学习者，甚至高水平的学习者都不可避免地在应用第二语言进行交际时出现了语用失误，在语用层面的母语迁移引发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广泛研究兴趣。Kasper[4]将语用迁移定义为学习者已有的语言和文化语用知识对二语语用信息的理解、产出和学习所施加的影响。基于Leech[5]对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和社会语用学（Sociopragmatic）的区分，Thomas[6]鉴别了两类语用失误：语用语言失误（Pragmalinguisticfailure）和社会语用失误（Sociopragmaticfailure）。Kasper[4]则将这一区分应用于区别两大类语用迁移，即语用语言迁移（Pragmalinguistictransfer）和社会语用迁移（Socilpragmatictransfer），其中前者指的是二语学习者成功地将母语规则应用到目的语中，而后者则恰好相反。不具备相关二语语用知识的学习者在实施一个成功地交际行为时究竟发生了正迁移还是应用了普遍语用知识，二者很难区分，故而先前的语用迁移研究大多集中在负迁移研究上；显然，负迁移对交际的成功存在着潜在威胁，更能引发研究者的兴趣。有关正迁移对学习者习得语用知识的积极作用的研究为数甚少。

长期以来，语言迁移，包括语用迁移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描述学习者使用第二语言时出现的迁移现象，而考察迁移发生的语境因素及学习者发生迁移的心理机制，即探寻迁移如何发生、因何发生的相关研究甚少。Kellerman（1978）[7]关于荷兰语多义词“breken（break）”和之后关于“ogg（eye）”（1986）[8]的试验在此研究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研究证实多义词的可迁移性与该词的核心意义（原型意义）/非核心意义（外衍意义）密切相关，语境中使用的某词意与原型意义越接近，其可迁移性越大，反之，则可迁移性越小。Kellerman（1986）[8]同时提出假设，多义词某词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越高，其有可能被认为。与原型意义越接近，则可迁移性越大。“ogg”试验的结果却并未证实此假设。

国内学者在语言可迁移性研究方向亦做出努力。金苏扬（1998）[9]依照Kellerman（1986）[8]的“ogg”试验的方法，就汉语多义词“眼”做了可迁移性试验。通过对“眼”的八种意义的可迁移性分别进行测量，试验结果发现可迁移性与词义相似性的确存在着正比关系，同时否定了Kellerman（1986）[8]试验的结论：相似性与使用频率的简单相乘关系可以预测可迁移性，认为使用频率与可迁移性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理论基础

语言迁移研究证实语言标记性是制约某语言结构是否可能被迁移的关键因素。Eckman（1977）[10]提出的标记性区别理论（MarkednessDifferentialHypothesis）认为某母语语言结构越是具有典型性（typical）及无标记性（unmarked），越有可能被迁移。Faerch和Kasper（1987）[11]则指出，对标记性判断应以学习者的心理感知为基础，而非依照语言学理论对标记性进行判定。于是Kellerman（1978）[7]的可迁移性研究提出“心理语言标记性”（Pycholinguisticmarkedness）作为可迁移性的判定标准。我们说某一母语结构具有心理语言标记性，也就是说学习者认为这一结构不经常被使用，不合乎常规，在意义或结构或其他方面具有独特性（“infrequent,irregular,semanticallyorstructuallyopaque,orinanyotherwayexceptional”）（Kellerman,1983）[12]。具有心理语言标记性的母语结构被认定是语言特异的（language-specific），因而被迁移的可能性较低。例如为了避免交际障碍，中国学生在与英语本族语者交流时会避免使用歇后语或成语等具有汉语文化特色的语言结构。而没有心理语言标记性的母语结构则被认定是语言中立的（language-neutral），因而可能被迁移。例如中国学生认为问候对方时说“你吃了吗？”是表达对对方的关心，可以被英语本族语者接受，而这种问候方式却并不是英语本族语者通常使用的，若中国学生以此来问候英语本族语者，此时便发生了语用负迁移，造成交际困难。

三、Takahashi的语用可迁移性研究

在语用层面上对可迁移进行的研究，依笔者迄今所收集的文献，仅有日本学者Takahashi（1996）[13]对日语五种间接请求策略的可迁移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基于Kellerman（1978）[7]的心理语言标记性理论，Takahashi（1996）[13]确定了判定语用可迁移性的双重标准，即学习者对某种母语交际策略在某情景中的可接受度的判定和该策略在目标语中的对应形式的可接受度判断。两项判定的结果共同决定该策略的可迁移性。Takahashi（1996）[13]在对日语间接请求策略可迁移性研究中，通过对英语二语环境中不同能力水平组的女性日本二语习得者进行问卷调查，以五级量表分别测量了不同策略日英对应形式的可接受度，并给出了语用可迁移性的操作化定义：可迁移性体现为可迁移值，该值是某日语策略的可接受度减去其英语对应形式的可接受度之差。可迁移值大于且不接近0，则该策略被判定为日语特异策略，不能被迁移；该值接近为0，则该策略为语言中立，可被迁移；若可迁移小于且不接近0，则被认定为该策略为英语特异，在日语中使用频率极低，因而不可能被迁移。

该研究证实日本学习者在迁移间接请求策略时具有选择性，即不同的日语间接请求策略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迁移性。研究同时发现不同情境的语境因素，如对礼貌程度的不同要求，以及请求主题行为（headact）出现在话轮中的先后位置等因素对可迁移性有影响。此外，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与可迁移性判定有一定影响，其影响是复杂的，试验并未证明二者是正相关或负相关。

四、语用可迁移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研究方向

因国内尚没有学者进行语用可迁移性方面的研究，汉语环境中的语用可迁移性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首先，我们可以做Takahashi（1996）[13]的重复性试验，一方面可以检测Takahashi（1996）[13]对语用可迁移性研究方法在汉语环境中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可以对汉语语用策略的可迁移性做一考查。第二，可以结合Takahashi（1996）[13]研究中所观测到的语境因素对可迁移性进行考查。再次，对话人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社会距离等社会参数对可迁移性是否有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仍待探索。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性别变量对可迁移性的作用尚不明确。此外，如何将可迁移性研究成果应用于二语习得及教学领域是富于实际意义的研究方向。最后，如Takahashi（1996）[13]所述，语用可迁移性的预测力度，即某可迁移性强的策略是否在真实交际情境中被迁移，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调查考证。此方向研究可以揭示语用迁移性研究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Ellis.R..TheStud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

[2]Kellerman,E..Towardsacharacterizationofthestrategiesoftransferinsecondlanguagelearning[J].InterlanguageStudiesBulletin2,1997:58-145.

[3]Hymes,D..FoundationsinSociolinguistics:AnEthnographicApproach[M].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72.

[4]Kasper,G..Pragmatictransfer[J].SecondLanguageResearch,1992,（8）:201-203.

[5]Leech,G..Principlesofpragmatics[M].NewYork:Longman,1983.

[6]Thomas,J..Cross-culturepragmaticfailure[J].AppliedLinguistic1983,（4）:91-112.

[7]Kellerman,E..Givinglearnersabreak:nativelanguageintuitionsasasourceofpredicationsabouttransferability[J].WorkingPapersonBilingualism1987（15）:59-92.

[8]Kellerman,E..Aneyeforaneye:crosslinguisticconstraintsonthedevelopmentoftheL2Lexical[A].InKellerman,E.&Sharwood,S.M（eds.）Cross-linguisticInfluence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C].Oxford:Pergamon,1986.

[9]金苏扬.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可迁移性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10]Eckman,F..Markednessandthecontrastiveanalysishypothesis[J].LanguageLearning1977（27）:315-30.

[11]Faerch,C.andKasper,G..Internalandexternalmodificationininterlanguagerequestrealization[A]InBlum-Kulkaeral（eds.）Cross-culturePragmatics:RequestandApologies[C].Norwood,N.J.Ablex,1989:221-274.

[12]Kellerman,E..Nowyouseeit,nowyoudon’t[A].InS.Gass&L.Selinker（eds.）LanguageTransferinLanguageLearning[C].Rowley,Mass:NewburyHouse,1983.

[13]Takahashi,S..PragmaticTransferability[J].Oxford:Studies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1996.